设计幸福

　　本文作者羅伯特·克兰普顿与行为科学教授保罗·多兰，摄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保罗·多兰不是人们传统认识中的那种学者。他穿着随意：牛仔裤、色彩艳丽的软质跑鞋，左耳垂挂着两枚银质耳环，左臂上的腕表厚重而闪亮。身高180公分、体重90多公斤的他，虽然看上去是个“庞然大物”，考虑到他一周有五天会去家附近的健身房锻炼，他应该是一个健壮而非肥硕的大块头。令人有些惊讶的是，来自英格兰南部沿海城市霍夫的多兰，伦敦口音却十分纯正。多兰生于伦敦东部哈克尼，成长于政府住宅区，后来进入了一所多族群的大型综合中学读书。他的母亲和生父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了婚，他一直称继父为父亲。继父从事各类手工业劳作，他的母亲是一位会计，“我妈妈很聪明，”他说，“但她没有在会计方面继续深造，因为我外公外婆觉得，‘她已经结婚了，没有那个必要了。”

　　上世纪90年代，在约克大学做卫生经济学教授的多兰一直是校园中非典型学者的代表。“当我第一次踏上西班牙的伊维萨岛，那感觉如同：上帝啊！这里才是我真正的归宿啊！”他的妻子现在仍然住在岛上。他是在一次派对上与妻子莱丝相遇的，那时他34岁，她只有22岁。如今，他们的两个孩子，波比已经10岁，斯坦利9岁。多兰承诺带斯坦利去看他们最喜欢的球队西汉姆联队的比赛。

　　多兰曾在一次采访中对记者说，有生以来他从没看过小说。这次采访我向他求证，他表示确有此言：“我那样说，别人的反应都是：天哪！就好像我的头原地爆炸，我是个反基督者。人们最常见的新年愿望是‘新的一年多读书，但我觉得这种话跟没说一样。如果有人对我说：我想多读些书。我会问他：你真是这样想的？为什么你早不开始读呢？”

　　当我赶到多兰位于伦敦中部能够俯瞰林肯广场的办公室时，他正忙着对我们的摄影师刨根问底：“你见过的哪些名人其实是讨人厌的混蛋？”多兰这种直来直去的性子我很欣赏。

　　身为经济学家的多兰目前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行为科学教授。他的处女作《设计幸福》出版于2014年，非常畅销，他由此获得了“幸福教授”的名号。此后很快，他的第二本书作《从此快乐永在》亦写就出版。这两本书都包含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和事例，在颠覆人们固有认知的同时，为现代生活中常见的诸多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多年来，我一直饱受抑郁、愤怒、狂躁情绪的反复困扰，我从未被正式确诊为双向情感障碍，但这个标签已经跟了我好几十年，我吃百忧解也已经13年，多亏它帮我缓解了这些年情绪上的跌宕起伏。因而，我不仅想见见多兰这位与众不同的学者，更想向他求得一些建议。简而言之，“幸福教授”能使我也幸福起来吗？

　　考虑到他要让别人幸福，必须自身就是幸福的，我的问话便从了解他的心理状态开始。我得到的答案是：已年过50的多兰，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但他走到今天也并非一帆风顺。“我的童年说不上美好，但也不能用糟糕来形容。我的书讲的就是不要依循固有的认知观念来追求幸福，而我自己也非常小心地避免使用固有的评价标准来衡量我的生活状态。我的童年一度一团糟，但我的妈妈教会了我宽容、正义和讲求公道的价值观，我的爸爸（指他的继父，下同）在这方面也是我的好老师。我的遗传基因决定了我是一个性格温和平顺的人，这使得我在很多时候不争强好胜，容易吃亏，遭受了不少不公的待遇。在任何场合下，那种感受都令人不快，在底层社会中，这种性格尤其寸步难行。因此，我的爸爸就教我要敢于坚持自己的立场，为自己的权益抗争。我特别感谢他。”

　　多兰的生父后来再婚了。多兰对他的印象并不深。多兰的母亲和继父婚后又生了两个孩子。“对我爸爸而言，我的妈妈就是他的一切，他的生命——是她挽救了他。我和妈妈的感情很深。她的童年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和记忆，她却给了我很多的爱，并教我去爱别人，但这也让我备感压力。我永远不会做任何令妈妈伤心的事。我的爸爸脾气火爆，他从没对我们动过手，但他生起气来会把家里砸得稀巴烂。他是个阴晴不定的人，因此我儿时常常处于非常焦虑的状态。”

　　多兰小时候说话口吃。“那感觉很糟糕，我对青春期的回忆也不好。”他是个勤奋好学的孩子吗？“并不是，我只是有点儿小聪明。我的记忆力很好，就靠死记硬背来应付考试。我曾经是一个看上去十分怪异的四眼儿瘦子。我也从没遇到过特别好的老师。我的爸爸妈妈从未对我有过很高的期望，他们不会因为望子成龙而逼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的童年就是这样过来的。”1986年，多兰考上了斯旺西大学。“我不记得曾做过什么具体的计划或充满战略性的决定。一切都是顺其自然。我觉得这就是幸福快乐的关键。现在我的学生们常跑来问我：你是怎样计划并做到这一切的？他们总是失望而返。我不是一个依照计划按部就班长大的孩子，又怎么回答他们的问题呢？”

　　毕业后从事会计相关职业的一年里，多兰对这份工作始终充满厌倦。但他对“带薪思考、教书和写点儿东西”非常喜爱，于是他来到约克大学读硕士。“我很幸运，而且我感到我有责任让这些好运气物尽其用。好运就是一切。有时我们觉得运气是一种忽悠人的东西，因为它过于虚无缥缈，但它也是真实存在的。那段时间我非常勤奋，32岁就成了教授。”

　　接着他又去谢菲尔德大学深造。“我在那里过得很开心。我们跟着明星DJ走遍了全国。途中我遇到很多试图逃避生活的人，而我却是在丰富我的生活。那是一段既快乐又有意义的经历。”

　　多兰和莱丝在一起几年后，有一天多兰对莱丝说：“小孩子学说话时的‘胡言乱语好可爱啊！”莱丝觉得自己还年轻，想过几年再生小孩，多兰便说：“我已经不年轻啦，我不想再等上十年。”然后他们一拍即合：“生就生！”生下波比后，斯坦利也很快出生。波比出生时，多兰40岁。

　　因为某些多兰不愿告知的原因，波比出生这件事导致他与父母的关系出现裂痕。结果在此后的十年里，他都没有同他的妈妈、继父和两个弟弟妹妹说过话。焦虑的童年结束后，自上大学以来，多兰与家人的关系有所改善，但也谈不上融洽。“我覺得，既然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就不想再忍受过去忍受的一切了。这样对波比和斯坦利都好。他们的生活也一直井然有序。我很享受这种只有我们4个人的小日子。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在我从小长大的那种环境中成长。”

　　在他的新书《从此快乐永在》中，多兰对于有关家庭关系的一些传统观念进行了颇有说服力的反驳，比如，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家庭和睦这个观点，他就不十分认同。书中并未以具体事例对此作出说明和解释，但他这样做的情感基础我们也了解了一二。这本书的副标题叫《摆脱完美生活的神话》。多兰认为，人们总是主观上相信有这样的神话，或从小到大都在接受这样的教育：做人必须要富有，要接受高等教育，要像明星一样瘦，要百分之百地健康，婚姻要美满云云。而当我们竭尽全力仍然无法做到这些时，就会感到不幸福。但假如我们避免掉入这类固有陈腐观念的陷阱，幸福则就在咫尺之间。

　　多兰的一条核心观点是：要懂得知足。他指出，虽然贫穷、无知、孤独、肥胖会给人带来痛苦，但当我们拥有了一些财富、学识、陪伴和健康，不至于因为这些东西的缺乏而给生活带来不便时，人们的内心应该清楚地知道，这些东西的不断累积未必会使我们更快乐。“行为改变的前提是认识上先要改变。我想提醒人们的是，他们可能一直活在完美生活的神话之中。当然，无则加勉。这并不是说，人们不能富有、功成名就或婚姻幸福。但这些有关幸福的描述会像海洛因一样让人们上瘾，人们总想着渴求更多。虽然我不能通过随机对照试验来证明这一点，但根据相关数据的确可以做出结论：超过某一个临界点之后，更多的财富并不能带来更多的幸福。比如跳槽加薪后你会变得不如以前快乐，因为通勤的时间长了，与孩子共度的时光少了，等等。”

　　与此同时，他所说的“并非所有年轻人都应该去上大学”，也不是说受教育是不对的。“有数据表明，获得普通中等教育学历且成绩优秀，的确对未来生活有所帮助。但一读读到硕士毕业，就未必有帮助了。‘社会流动这个词对人们的影响一直弊大于利。它如同在说‘你目前的处境不佳。譬如，‘不要做水管工，要开创自己的事业！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想发大财，也不是所有人想发大财就能做到。通过‘社会流动改变所处阶层，是一个巨大的误解：它首先批判你的现状，‘你干的这份工作真差劲，但当你无法改变时，潜台词就好像在说，‘你的工作差劲，但你又无法摆脱和提高，因为你本身就差劲！我想表达的是，如果人家本身就喜欢做水管工呢？”

　　采访中，我同多兰提起了我的儿子山姆，他今年21岁。16岁起，山姆就不再上学，开始做厨师，现在已经做到了主厨。目前他在我们当地的一家咖啡馆上班，工作之余就去大学里读一些研修课程。在我看来，他的人生可以算是顺风顺水了。而我的一些朋友听说后，都颇为惊讶：“什么？不是全A生，连大学都没上？”“但他过得也很不错不是吗？”多兰说道。“很不错了。”我答道。

　　保罗·多兰

　　放下山姆的事不谈，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先来说说他爸——“幸福教授”究竟能不能让我也开心起来呢？怎么说呢，同他交谈的这两个小时里，我的确是开心的。这一点非常确定。按照他第一本书中阐述的理论，我确认自己开心这一点很重要。那本书的副标题是《在寻常生活中寻找快乐和意义》，在这本书中，他指出，快乐和幸福可能无需花费太多的精力就可以获得。是否幸福其实是由你如何度过每一天，与谁共度每一天来决定的，并不是由制定并实现一个宏大的计划和目标来衡量的。

　　“快乐和幸福可能无需花费太多的精力就可以获得。是否幸福其实是由你如何度过每一天，与谁共度每一天来决定的，并不是由制定并实现一个宏大的计划和目标来衡量的。”

　　那么在这两小时以后，我能否一直快乐下去吗？让我们拭目以待。毕竟多兰并不是我的治疗师，我也不是他的病人。但我想在此强调的是，多兰对我的正面影响，我感觉将是长久而积极的。多年来，我曾求助过的人生顾问、心理学家、专业人士、民间大师及心理医生并不在少数，而他们对我的影响和改变都不及多兰。他们每一个人都心存善意和诚心，但并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对多兰的那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在他们身上也从未出现过。我同多兰聊了许多，并且我们在诸多方面都能达成共识。他谈及，虽然他的身上贴着“非典型教授”和“局外人”的标签，但其实在每一个地方，在各个领域中，他都如鱼得水，适得其所。比如，他在健身房里就与其他健身爱好者都打得火热；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与其他教授也相处甚欢。我和多兰也都认同，传统认识中“男人要有男子气概”主要体现在：男人要具备保护家庭、忍受艰难困苦等传统美德，但也要懂得尊重女性。我们一致认同，照顾年幼的婴孩是我们做过的最艰辛、最富挑战性的工作。

　　多兰还告诉我，那些我一直无法改变和摆脱的性格品质，譬如执念和妒忌，其实是情有可原，合情合理的。他还认为，“有一点点超重”以及“偶尔豪饮”也不是全无益处，至少在获得个人幸福方面是没有害处的。“没有证据能证明它们有害。”他说。相反，欢乐时光哪少得了快餐甜品和开怀畅饮啊！

　　多兰的两个观点尤其深得我心。首先，他毫不做作、直截了当地表示：“我一直知道我是个聪明人。即使从现在起到我死掉，人们都说我是个傻瓜，我也不会认同。在其他一些事情上，我可能会有一些不确定，但这件事情我是非常自信的。”毫不谦虚地说，这一点我和多兰的想法如出一辙。听到有人能如此坦然大声地说出来，于我而言着实是一种大大的鼓励。

　　多兰的另一个令我备受鼓舞的观点是，他觉得我看起来并不是我描述得那么不快乐。他的这句话对我的影响深远。7岁起我就被打發到儿童行为顾问那里接受咨询是事出有因的，因为我在学校的表现很差：上课捣乱还有暴力倾向。我一直也认为自己是一个调皮捣蛋、时而脾气暴躁、时而可怜巴巴的学生。这种自我形象认知在我向我众多的治疗师倾诉的过程中，则被更加放大和强化。面对治疗师时，我习惯了把自己说成一个问题少年。因为我知道那是个诉说苦难的环境，而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去迎合这种氛围。

　　但跟多兰在一起时，我知道同他聊天只是为了采访，而非心理治疗；我们能够很快取得共鸣；而且当我诉说多年的心理病史时，我使用的都是过去时，而非主观加工成当下的状态。此时此刻我的感受也不同于这几十年来的感受，我曾经习惯于倾诉的那些磨难再也不能让我产生倾诉的快感，反倒令我感到厌倦和无聊。

　　我和多兰还聊起了养育子女，对于教育子女的规则和界线，我们的想法也不约而同，那就是：永远不要让你的孩子做那些你看到别人做会让你感到不快的事情。“如果大家都喜欢你，你的生活会变得轻松许多。”多兰说出了他的另一个观点。“人们肯定都喜欢你。”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

　　罗伯特·克兰普顿

　　“嗯……我想是的。”想了一会儿后我答道。对于我的这个答案，我自己都很吃惊。再一次不同于这几十年来我对自己的认识，我当然感到吃惊。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自己是一个特别不讨人喜欢的人，我的童年和青春期也不甚美好，我也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孩子——但这其中有很多都是我杜撰出来的。而基于我与多兰短暂的两小时交谈，他做出的相对随意的判断：我其实看起来是个“还不错”的家伙，瞬间让我觉得自我形象认识是一种非常不准确、无意义又老套过时的评断。一瞬间我就摆脱了那个“不受欢迎”的标签。

　　对此，我的看法和解释是：随着年龄增长，我已经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尊重，经济上也稳定自足，在摆脱了很多不正常又消磨精力的人际关系后，我对自己和我的生活状态终于感到满意了。当然，如果能减一些体重，健美一些，并搞定各种各样的烦心事儿，就堪称完美了。但总体来说，我对自己是满意的，无可抱怨之处：我有份好工作，有个好妻子，孩子也很乖，我们的家很温馨……相比在世的和曾经在世的许多人，要好得多。听着我的话，多兰微笑着点头道：“你说得对，你看上去过得很不错。我们的判断都很准确，如果谁不开心，一眼就能看出来，而你肯定没有不开心。所以去告诉你的朋友们吧，告诉他们：‘幸福教授可以断定，罗伯特是个很不错的家伙！”

　　这便是罗伯特与保罗·多兰恳谈一下午最真切的体验和最真实的报告。

　　《从此快乐永在：摆脱完美生活的神话》一书已于2019年1月17日出版。

　　[译自英国《泰晤士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