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中求进迈向高质量发展

　　2019年1月26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和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联合举办的第20届特华论坛在北京召开。特华论坛依托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指导专家和博士后，以实证研究和智库服务为特色，始终把国家利益和社会责任放在首位，站在“知识源头、政策源头、信息源头和操作源头”，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业大调整的背景下，以独特的视角、专业的眼光，深刻体认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围绕国家经济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展开深入的交流和讨论。目前，特华论坛已经成为广大博士后和博士后合作导师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论坛紧紧围绕“稳中求进 迈向高质量发展”主题展开。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学术总指导李扬在开幕致辞中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进行了深刻研判。首先，对于国际形势，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需要在一个长时间里以全球格局不断变动为背景思考问题。其次，对于中国经济，需要对经济变化进行综合的、科学的、全面的论述。从需求侧看，影响总需求的传统因素国内消费、国内投资、出口普遍下行；从供给侧看， 结构调整取得了成绩，但也遇到了一些困难，有的调整稍微大一些，产生了一些新的扭曲。2019年遇到的首要问题是外部平衡。从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对外部门基本呈现双顺差格局，长期外汇储备增加，这是我们过去需要应对的问题。而2019年这一格局可能发生改变，出现双逆差，连带外汇储备下跌，削弱中国应对国际冲击的能力，形势严峻。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之下，就业也会受到冲击，需要防范就业问题引发的社会问题。最后，对于中美贸易摩擦，由于经济、国际政治和外交三方面的原因，摩擦将是长期化的， 我们对此要有长期准备。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大国，经历过诸多风浪。经过最初的冲击之后，现在也逐渐地认清了问题，逐渐探索应对这些问题的方案。所以，新的一年我们应当确立信心，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这样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全面推进中国的改革。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合作导师宋泓围绕“中美贸易摩擦评述与展望”这一议题，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中美关系具有三重性。首先，中国和美国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其次，美国作为产业外包方，在技术和品牌方面占据价值链的高端，并且拥有美元地位，而中国作为全球制造和加工基地。因此，在贸易上表现为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和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最后，从领导权更迭调整的角度看， 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样的调整过程中双边关系都会比较动荡。第二，中美经贸关系的调整也有三重性，不光是正常国家之间的调整，而且包含全球经济失衡下的调整。特朗普上台后，极力推动贸易平衡的调整，将对美贸易顺差的伙伴作为他的头号谈判对象，要求提高国外环保和劳工标准。除此以外，还包含结构改革，哪些方面能够形成一些共识目前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更有挑战的是权力更迭的调整， 调整的主要内容不光是经济方面的平衡或者模式方面、政策方面的调整，还有更深层次的摩擦，这些调整可能更艰难。第三，中美经贸关系将会在动荡中前进，长期形成的结构性摩擦或对抗会长期存在， 我们应当有心理准备。尽管如此，我们也要树立信心，我们也曾经历过很多类似的摩擦和调整，实际上中国发展过程中有很多时候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比现在要大。

　　博鳌亚洲论坛原副秘书长、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合作导师姚望围绕“国际合作新趋势、新特征、新发展”这一主题发表了精彩看法。首先，近年来亚洲呈现出崭新的发展格局。东方文明越来越显示出自己的魅力，自然资源优势特别是人力资源优势日益显现，加上后发制人的特殊发展途径，形成了亚洲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在当今全球经济新增量中，亚洲占到整个新动能的60%～70%。其次，良好的周邊环境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无论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国两制还是六方会谈，中国在处理周边问题上一系列思想和创举，都为良好的周边环境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我们创造的一系列国际活动和国际组织，如博鳌亚洲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亚投行、进口博览会等，也为周边更好地和平发展创造了机会。中国的一系列新贡献，最近高度浓缩在“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两大创意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出了我们前进的方向，“一带一路”则给出了实现的路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亚洲治理方案、周边治理方案、金融治理方案等等一整套新的创举， 开创了新的外交格局和新的产业。最后， 贸易战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贸易战首先是遭遇战，中央一再强调黑天鹅、灰犀牛，我们要看到、要重视。遭遇战会发展为持久战，我们要做好全方位的准备， 包括意识形态方面、政治治理方面、法治方面以及贸易方面、经济方面等等，要有全方位的准备和思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陈昌盛以“2019年的中国经济”为题，着重探讨了中国经济的五“变”与五“忧”。2019年中国经济将发生五大变化。一是全球经济周期之变，从2017年开始的全球性复苏，由于经贸问题和私人部门投资活跃度不足出现回落态势。二是国际经济秩序之变，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代表的全球贸易格局的调整，多边关系弱化，双边增强。三是产业升级和转移之变，这是当前中国需要高度关注的。四是市场心理之变，这个变化是每个人心里都能体会的。五是风险优先性之变，2018年以后，金融市场自身风险和跨市场的风险系数压力越来越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强调要守住风险，更要关注风险优先系数在变，应对策略要变。2019年中国经济存在五大忧虑。一是全球治理结构调整过程中边缘化之忧。WTO改革过程中，各国抛出了自己的原则，我们要避免二次入场时候被边缘化。二是经济失速之忧，这一轮总需求变化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总投资下降压力不是太大，而消费出现了以往我们从来没有见到的整体性下行压力。三是资金传导机制不畅之忧，现在货币市场利率已经明显下行，而信贷市场利率还很高，利率传导途径不畅，使得政策很难传导至实体经济。四是政策协调不利之忧，要解决政策不协调问题和合成谬误问题。五是改革和机遇难落地之忧，我们仍处于战略机遇期，要注意三大战役之间的协调，最重要的还是要继续坚持供给侧改革，辅之以良好的逆周期调整。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资深教授、特华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合作导师王国刚围绕“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瓶颈与可选之路”进行了深入分析。无论是监管者、研究者还是股市参与者，都应该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股市有着它自己的内在规律。举其中一例：再高也有套牢者，再低也有投资者。市场参与者期盼着监管部门出政策，当股市高的时候，希望监管部门利用政策把股市打下来，让自己有投资的机会；股市低的时候，套牢的人希望监管部门出政策，把市场抬上去，让他们有解套的机会。监管部门也屡屡把股市的高低、成交量等等当成业绩来讨论，由此， 就出现了所谓的股市调控的这套理论，这不是法治概念。首先，对股市的监管应该充分重视股市的规律，在股市规律的基础上展开监管，避免继续造成股市“有市无场”。其次，股市应该弱化调控，加强依法监管，一定要把“法”摆在前面，不仅对于股市投资者和上市公司如此，对于监管部门也是如此。监管部门不能以股市调控者的思维来考虑问题，要依法行事。最后，要充分考虑到股市中的风险，对于2015年，到今天为止大家都还记忆犹新， 今天的市场依然存在大量的信用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问题，结果只能是按下葫芦漂起瓢。最近股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这些措施都值得好好地分析、讨论。

　　中国银保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监事、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合作导师陈伟钢以“金融监管的技术创新与价值重塑”为题进行了发言。首先，金融业要发展，最重要的是信用环境。金融的作用有三：一是桥梁作用，二是信用作用，三是服务作用，这三方面做好了金融才能发展好。迈向高质量发展要靠良好的环境，良好的环境包括良好的金融秩序、良好的信用环境。其次，现在金融风险仍然居高不下。巴塞尔委员会对银行风险提出了九个方面风险，其中最核心的是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这几年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和金融产品、金融科技的创新，也增加了很多风险，比如说P2P，如何对金融不诚信问题进行监管是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再次，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创新。现在银行金融科技的发展非常迅猛， 用科技的手段来迎接科技金融的发展，用监管创新的手段迎接金融创新的发展，才是根本的出路。最后，通过严厉的爽约惩罚机制可以建立金融系统的诚信中枢。监管部门要在这方面加强投入和研究，使金融更加符合市场规律，符合人性规律。金融监管的价值就是要树立公平、公正、公开、公允的市场秩序和金融秩序，尤其是诚信秩序，在这方面还有很多文章可做。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合作导师邓智毅以“做好不良资产处置，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为题进行了发言。第一，在做好不良资产处置、防范金融风险方面，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不可或缺的地位。经济参与主体成千上万，每个人决策思维、路径、方式方法、维度都不一样，避免不了产生问题项目、无效资产和问题机构，如果仅仅让它们自我消化、自我化解，从国民经济循环的角度来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把这些资源利用起来，挖掘潜在价值，是新时期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定位，要重新认识它。第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从成立之初到2018年底，在这十多年时间里，前前后后总共为国民经济化解了超过1万亿元的问题资产，处置了一批问题机构，如果这些问题机构就地破产、就地处置，很可能形成溢出效应。通过收购处置以后它们进入了一个新的良性运行过程， 对于金融的稳定有着非常大的帮助。第三，要探索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资产管理公司要坚守主业、主责任，顺势而为，才能真正找到定位。资产管理公司进入了新的改革期，应该从国民经济循环特别是逆周期调控工具的角度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进行重新定位和认识。

　　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刘绪光以“如何应对金融科技带来的挑战与监管”为题进行了发言。近年来，金融科技的发展为监管带来诸多挑战。其一，金融业务模式层面，数据的获取和处理方式都可能改变，金融风控的方式也可能改变， 金融机构根据实时采集的企业经营与物流数据，与财务报表进行比对，可能提供新的金融产品。其二，一些大型金融科技企业在客户获取、产品控制、风控方面逐渐积累能力，甚至利用交叉营销、补贴定价、延长账期非正常地派生客户需求，并且形成垄断能力。其三，更多基于客户体征识别催生的金融需求很难以业态为界， 为了满足客户需求，不同金融功能可以嫁接组合，产品属性不再清晰，一项金融活动可能涉及多个主体合作。其四，去货币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货币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具有高流动性、价值稳定的资产都可能在局部成为支付和交易的媒介。监管部门应该多角度审慎看待金融科技的发展，给予一定的观察期，同时审慎界定金融和科技的边界。因为立法的局限性，我们鼓励更多用判例式的監管方法，对于新问题表现出灵活的动态反应和更高的调整效率，同时用技术治理技术，用区块链治理区块链，加强数据导向监管科技。

　　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合作导师王茂林以“发挥优势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题进行了讲话。“稳中求进 迈向高质量发展”是2019年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既涉及外部环境，也涉及我们国内的内部环境。从外部环境看，改革开放40年的成绩确实了不起，我们必须说够。且不说40年前，30年前中国的GDP和美国加州大概差不多，现在已经突破90万亿元，如此巨大的成绩必须给予充分肯定。但是，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一定要实事求是，我们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但是也要客观认识与美国之间的差距，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对于内部环境，要迈向高质量发展。首先，在发展的过程中要确保国家稳定、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社会安全。改革开放的前40年，由于在特殊的条件下， 很多应该解决的问题没能得到解决，追求经济总量，也带来很多问题，如环境问题，光追求发展速度不行。2018年，党中央把防范金融风险放到了重要高度，而且采取很多措施。高质量发展不是简单的经济总量问题，还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社会稳定、社会安全很重要，就业也是重要的方面。

　　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站长李光荣博士以“新起点新征程：特华论坛回顾与总结”为题进行了发言。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于2000年11月经原国家人事部批准成立，是我国第一家从事经济金融理论研究的民营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工作站始终坚持以“培养一流的博士后研究人员、推出高质量研究的成果”为办站方针，形成了“在实践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管理模式，紧紧围绕“有利于服务社会、有利于博士后成长、有利于企业发展”的“三有利”原则开展工作，不但成为经济金融领域人才培养的摇篮，源源不断地为社会输送了大批高级人才，而且还充分发挥在站博士后和指导专家的智力优势，对我国经济金融领域的诸多重大课题进行了前瞻性、战略性和实证性研究，为各级政府和企业机构提供专业研究咨询服务。在主管部门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朋友的关心下，工作站获得了诸多荣誉。2010年和2015年工作站两次被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评为北京市优秀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工作站在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组织的历次评估中均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2011年和2015年工作站分别被第七届、第九届全国生产力理论与实践成果奖评委会评为全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典范机构。特华将一如既往，在坚持正确理念基础上， 规规矩矩、心存敬畏、有始有终、敢于担当，与各界朋友携手，恪守长远发展之道，沉淀长远价值。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将继续致力于成为深化改革推动社会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者、探索者和贡献者，为社会贡献智慧、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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