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让子弹飞一会

　　2010年12月16日凌晨，姜文的第四部作品《让子弹飞》在全国院线同步上映。据发行方中影透露，16日《让子弹飞》零点场在全国票房已经超过100万，不但超过年初的《阿凡达》，还一举刷新了近10年来中国电影零点首映票房的最好纪录。

　　子弹飞过大荧幕，电影落幕，全场起立，鼓掌。

　　宁财神在微薄上说，姜文的王朝开始了。

　　这句话会引起多大的争议，可以想象。但是国产“大片”自2000年《英雄》开创动辄破亿成本的模式以来，有几部让我们鼓掌起立？笔者简直数不出来。

　　上部《太阳照常升起》够出彩，但只有两种受众，要么绝对天真，要么绝对深刻。这回姜文修炼得更加聪明，他让各种水平的观众都能看到足够好的东西。

　　三年以后，我们又等来了姜文。

　　这一次姜文把自己的野心藏在了表面的喜剧包袱之下。《让子弹飞》是一部商业片，却比国内绝大多数艺术片更艺术。钱挣了，还站着。而且藏得深了，反而站得更直。

　　靠天资亦靠后天努力

　　都说姜文聪明过人，但他自己却讲，弄不清到底天资是什么，他只知道要做有兴趣做的事情，比如，抽烟，又比如，拍电影……也许他的天资遗传自父辈，也许是那个年代造就了他。

　　姜文，原名姜小军。河北唐山人。1963年1月姜文出生在唐山的姥姥家，童年便是在唐山度过。在从姥爷家回到父母身边后，又辗转到过贵州、湖南。1973年，也就是姜文10岁时，全家才迁到北京定居。四处迁移的生活和部队的特殊环境对姜文产生了不小影响，同时也大大丰富了他的社会阅历。姜文是家中的老大，他还有个妹妹姜欢，弟弟姜武。

　　姜文说：其实人活着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情，首先是亲情。干事业、获得成就、挣钱……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一个“情”字，如果没了这个“情”字，活着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姜文与父母的感情很深。现在，无论是演戏还是导戏，只要是在北京，必定派专车将父母接到拍摄现场，让父母看看工作时的状况。每部新电影出来，必定把最好的位置留给父母，请他们看完戏后提意见。

　　即使是在创作上，他有时也会听父母的意见。当年拍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就是先请父母看了导演送来的原作小说，听父母说故事好才接下了这部戏。后来当导演拍摄《阳光灿烂的日子》，定下夏雨来演男主角，也是听了母亲对夏雨的评价后才确定。前几年在拍摄那部《鬼子来了》时，在河北迁西外景地，赶上父亲在北京动手术，他不顾自己极度的疲劳，在病房和弟弟姜武轮流守了一天一夜。

　　作为一名“业余导演”，姜文作品产量上的低调与质量上的高调形成反比，一如他内心的狂傲与做事的精细形成的对比，让姜文飞一回，这位中国电影的怪才、鬼才，会击中什么？

　　在《太阳照样升起》里，姜文提一把枪铳，猎装皮靴，在通透、明亮、仿佛玻璃一样的山林中打鸟，“砰”地一响，惊飞一群斑鸠。音乐老师出身的姜文母亲看完这部片子，说，“我就爱听那几声枪响，真带劲！”

　　到了《让子弹飞》，姜文毫不吝惜地让这种擦着耳边飞过的子弹声从头响到尾，砰砰砰砰，他的节奏感和惯有的密实，砸过来，让坐在电影院里的你不由自主把重心后移，腰眼挺直，贴紧座椅靠背，肾上腺素激增。

　　《子弹》飞过来了，一场高密度的斗智斗勇，已经开始。

　　精心打磨的子弹，给力

　　从决定拍《让子弹飞》的那天起，姜文就决定了这将不是一个复杂的电影，“是一个比《太阳》简单得多的东西，是一个‘看得懂’的东西。”他形容。

　　姜文曾经把那些完全不用动脑动心的商业电影定义

　　为“方便面”电影，“有些电影是把观众看出自信来了，就像方便面电影。我的电影是让人看出自尊。”他想给观众端上的，是一坛辣辣的烈酒。“我爸说我老想弄酒，但有些部分弄成了酒精，酒精不能直接喝，不然就中毒了。他说让我以后弄点低度酒，喜欢喝酒精的毕竟是少数，要替国情考虑，可以稀释一点。”姜文笑说。

　　在姜文看来，商业片，并不只意味着商业化的元素，商业的宣传、包装和发行模式；明星、噱头和俗文化也不是商业的内核，“商业”电影的真正本质，是用符合商业逻辑的方法来操作电影，换言之，“对于我这个导演来说，对投资方最大的心疼，就是在不超支的前提下，拍出最高质量的电影。”

　　“《子弹》前前后后打磨了好几年，最后的投资一共在1.1亿左右，按规模和效果，比起那些动不动耗资好几亿的商业大片来，这个投入不算贵。”制片人马珂说。

　　姜文内心有一个关于大片的标准，这标准要用到金钱，但又无关金钱。

　　《让子弹飞》里的廖凡、邵兵，当时接到片约就直接开往片场，他们都快到青石岭了，还没见过剧本长什么样儿，更不知道演谁，只给了一录音，录音里是姜文讲这么一故事。哥俩坐在车里歪着头在那儿听，“听着还特好玩儿，还四川话的，可咱们俩演谁啊？”二人笑道。

　　六编剧之一的郭俊立已经不记得一共改过多少个版本的剧本，数得出的版本有五十多个，还不包括无数在现场的临时改动版。姜文重视本子，电影拍了不到一年，但是磨剧本就花了将近两年。

　　危笑是另一个编剧，他初到顺义参加剧本讨论的时候，会议室里最多时坐了二十多个编剧同行，故事的脉络写在黑板上，整整写了5块大黑板。“几乎是每一个黄四郎和张牧之的争斗回合都概括成8个字，每一分钟8个字，我们写了大概有120行。120多张纸条，全部贴在黑板上，纸条背面是剧情的详细展开，随时可以摘下来补充。”他说姜文的编剧习惯就是：大范围讨论，听各路英雄发言，然后什么好东西都想要。

　　“姜文写剧本有个外号叫‘刷漆’，他说一个剧本，永远不要想一步写好。不停地在胚胎上一层一层地刷，恨不得每天开机之前还在刷漆。”郭俊立说。

　　站着，并且把钱挣了

　　《让子弹飞》有普通话和四川话两种版本，因为姜文曾在贵州生活过，而葛优的母亲是重庆人，他们俩开口说四川话的障碍较小，而让发哥说四川话似乎有点不太现实，但发哥的“御用”配音演员恰好是成都人宣晓鸣。

　　在电影里，有一段台词耐人寻味。假师爷老汤教张麻子生财之道，但姜文饰演的张麻子拒绝下跪。

　　姜文掏出手枪，“凭这个能不能挣钱？”

　　葛优：“能，山里。”

　　姜文又掏出县长的惊堂木，“凭这个能不能挣钱？”

　　葛优：“能，跪着。”

　　姜文啪地把手枪和惊堂木拍在一起，“这个，加上这个，能不能站着把钱挣了？！”

　　“站着赚钱”还是“跪着赚钱”，体现了中国电影导演目前面临的困境：要高傲地站着，坚持着自己的艺术理想，就意味着曲高和寡，失去绝大多数观众；而当你在艺术上向观众妥协了之后，做得够通俗，则被评价为“跪着挣钱”，不坚持艺术理想。

　　17年来，作为导演的姜文一共只拍过4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三部作品都证明了他并不认可“电影是娱乐时代的消费品”的电影观，他试图在自己的电影中加入大量对于历史、对于社会、对于人性的思辨性内容。《南方周末》评价他的电影：“没有刻意走向世界，却成为世界围观中国精神的样本，影响着中国的气质和进程。”

　　一度，姜文也在“站着赚钱”与“跪着赚钱”间迷失。2005年，姜文推出《太阳照常升起》，这部积攒了7年力量的爆发之作，票房惨遭滑铁卢，剧情被指晦涩难懂。姜文表示，这部电影给了他一个很大的教训，让他重新思考如何与观众相处的问题。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电影逐渐形成商业化雏形，在一大批电影人的努力下，国产电影在摸索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商业化之路。然而，十几年间，真正“叫好又叫座”的中国商业电影却寥寥。一些胸怀崇高电影及艺术理想的导演纷纷转投商业片，而这些影片在取得高票房的同时，也一次次透支了中国电影人的信誉：面对《赵氏孤儿》的褒贬不一，外界不禁扼腕，《霸王别姬》时的陈凯歌已远去；而《三枪拍案惊奇》、《山楂树之恋》，也让张艺谋一次次陷入饱受诟病的尴尬境地。中国导演们忙于跟上好莱坞商业大片的步伐，但无论是电影理念还是电影技术，都表现出无法弥补的差距。

　　“站着把钱赚了”，也许，在《让子弹飞》后，姜文有可能会为中国商业电影确立一种新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