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同行1949：历史是如何走向多党合作的

　　20世纪初的中国大地，动荡与活力同在，迷茫与希望共存。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还没来得及享受胜利果实，又陷入袁世凯复辟与军阀混战的深渊，留下一声“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的悲叹。民族即不能自强，外敌则虎视眈眈。内忧外患，绝地求变。有识之士积极探索出路，各种思潮层出不穷，300多个大小政党此消彼长。1912-1916年，在中华民国框架下，完全照搬自西方的多党制、宪法、议会、总统、选举等熙熙攘攘热闹登场，结果却落得个政体混乱一盘散沙的局面。

　　民族危难远未解除，家国命运前途未卜。“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当时公认的国内第一大党中国国民党在时代大变革中屡屡失利，“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轮番上阵，终究于“势”无补。而彼时的中国共产党，虽初显气象但毕竟年幼。至于其他政党及社会团体，均势单力薄，难挽大局。各派力量在探索中选择与整合。

　　国共合作：国民党左派力量发展壮大

　　1924年1月下旬，广东高等师范学堂的钟楼礼堂内暗潮汹涌。酝酿已久的国民党一大在此召开。会场台上，已是病残之年的孙中山踌躇满志地宣布要做两件事：一是“改组国民党”，二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而如何改组，让国民党一扫“少年暮气”重返活力？孙中山开出了一道药方：实现国共合作，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为国民党注入新鲜血液。

　　接近中国共产党，并把这支年轻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引为同志和战友，不啻为孙中山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而促成这种转变的，是数年革命征程“艰难顿挫”的惨痛教训。尤其是1922年，被孙中山视作肱骨的广州军阀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悍然叛变，让孙中山彻底清醒，长期以来周旋在军阀间合纵连横借力打力的做法是难有作为的。手无军队可握，背无财力可倚，仅掌控一个组织涣散的政党，如何推动革命的伟大进程？他需要寻求新的同盟者。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崭新的面貌立足于广泛的工农力量，在风起云涌的阶级搏斗中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让孙中山豁然清醒：“革命行动缺乏人民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这成为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思想源头。加上苏联以向孙中山提供援助为条件铺路搭桥，国共合作的方案迅速出炉。

　　但在国民党内部，由于信仰、阶级立场差异，积极赞成孙中山政策者只有宋庆龄、廖仲恺、何香凝等少数。宋庆龄后来回忆：“每当孙中山要向前跨一步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企图把他拉回来。”右派分子还找到宋庆龄，企图拉拢她去影响孙中山，但宋庆龄深信孙中山所说的“共产党人是我的真正的革命同志”，毫不动摇。“当我拒绝这样做、孙中山坚决做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就退党，并且公开攻击他……”

　　共产党的加入，让原来思想和组织涣散的国民党重拾了活力。孙中山自建党以来一直没能建立的省、市及地方基层组织，在共产党的帮助下迅速组建。国民党党员人数急剧攀升。同时，共产党的力量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其理念不可避免地滲透进国民党的肌体，催生了一大批拥护三大政策、同情工农斗争的国民党左派，他们日后将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民主力量。据谭平山（1886-1956，民主革命家）回忆，在1926年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已有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国民党中央党部一处8部共21个职务，中共占了17个。这难免让国民党当权派惶恐不安。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壮志未酬溘然病逝。权力真空下，国民党内部蛰伏的矛盾迅速发酵。

　　1925年11月，就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林森、邹鲁、谢持等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召开会议，公开打出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的旗号，史称“西山会议”。1926年3月20日，已经成为新右派的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拘捕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这是其公开进行反共活动的重要试探。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清党”名义捕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在其辖区内开始了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大屠杀。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分裂：国民党内“第三种势力”揭竿而起

　　“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1927年7月18日，在反共高潮中，宋庆龄在《人民论坛》杂志发表如上声明，公开表态与汪蒋决裂，由此成为国民党左派的一面旗帜。

　　与宋庆龄交往甚密的何香凝（其夫廖仲恺作为孙中山左膀右臂，坚决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于1925年被国民党右派刺杀）则直白地宣称：“你们（蒋政权）这样反苏反共，我要辞去国民党内一切的职务，我要继续与共产党人、苏联人来往。”此后，她拒绝参加国民党的任何会议，也不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一文钱津贴，靠绘画、卖画为生，过着清苦的生活。其间，她支持子女廖承志、廖梦醒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另一左派人物邓演达则在流亡国外一年多后，于1930年5月秘密潜回上海，筹备成立了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企图在国共之外组成第三种势力来领导革命，是为“第三党”。

　　“第三党”主张对外“彻底地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清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对内“推翻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使平民取得政权”并“实现社会主义”的“平民革命”。其许多革命理念与中共如出一辙，都是以救国救民为目的，但两者当时却没能坐到一艘革命航船上，其领导人邓演达甚至自称是“中共的政敌”，这其中有诸多误解。其一，“第三党”盲目地认为中共主张的共产主义革命只是空想；其二，反对中共搞武装暴动，“烧田契、铲田界”的做法；其三，认为共产党建立苏维埃，会“叫中国成为苏联的属邦”，因此认定中国革命只有在“第三党”领导下才能成功。

　　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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