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口述西安事变：两只白兔带我刭藏身之处

　　关于西安事变，蒋介石留下的资料较多，如1937年6月公开出版的《西安半月记》，还有《西安事变日记》，台湾蒋介石《事略稿本》中的西安事变部分、《困勉记》中有关西安事变的记载等，这些都是蒋介石亲自书写，或者别人整理、蒋介石亲自审定过的文本资料。但蒋介石对别人口述西安事变，由别人记录下来的，还不多见。

　　西安事变中，蒋介石翻墙逃跑时跌伤腰部，所以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就请假回老家奉化溪口镇休养。从1937年1月3日起，他开始补写西安事变期间的日记。

　　2月2日，蒋介石移居杭州西湖澄庐养疴，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和医师郑祖穆等随行。蒋介石将补写的日记交给陈布雷，命他编撰《西安半月记》。因为国民党决定于1937年2月中旬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蒋介石要作《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要附上《西安半月记》，向外界说明西安事变的经过。2月9日，蒋介石为治疗腰伤移居上海，陈布雷仍然在杭州的旅館里写作。

　　蒋介石在西湖澄庐期间，有一位名叫哈雷特·阿班的美国记者前去做客。在他的引导下，蒋介石向他口述了西安事变的经过，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对一个外国人讲述西安事变。

　　哈雷特·阿班当时是西方舆论界主流媒体、美国《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也是美国政府的编外情报员。他是一个不安分守己的人，在美国做过记者、编辑，写过小说、剧本，还为好莱坞电影做过字幕。1926年来到中国，一待就是15年。他居住在上海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的顶层16层，手下记者、助理与仆役成群，出行则由司机驾驶最新款轿车，还有保镖伴随。中国政府及日、美、英、苏等在华最高层，无不奉他为上宾。这个争强好胜的美国人，巧妙周旋于各国政要之间，挖掘独家新闻与内幕，成为第一个向西方报道西安事变消息的人。他与后来蜚声中外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被视为美国海外记者的两个杰出代表。

　　1936年12月12日晚上，哈雷特·阿班因中国预算案中的海关税收问题，打电话给时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的宋子文，但宋子文的秘书说到孔祥熙家去了。孔祥熙当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阿班打电话给住在派克饭店（今上海国际饭店）的好友、蒋介石的顾问端纳，端纳的秘书也说到孔祥熙家里去了。他又给宋美龄打电话，宋美龄的英文秘书同样说去了孔祥熙家。阿班预感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事，便不停地拨打孔祥熙家的电话，但一直是忙音。最后，电话终于通了，接听的是个中国人。阿班报上名字，说要找端纳。很快，电话里传来端纳的声音，阿班问发生了什么事？端纳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去问问子文，看他要不要公布消息。”

　　不久，宋子文接过电话说，蒋介石被劫持了。在陕西的东北军将蒋介石带进城里囚禁了起来，政府还没有决定采取何种行动，上海还没有其他记者知道此事。

　　阿班听到后十分兴奋，这是世界头等重要的独家新闻。他看看时间，已是晚上9点，是纽约的上午9点，美国《纽约时报》已经上街销售了，当天的报纸已不可能报道这一震惊世界的消息，他感到很可惜。但又一想，《纽约时报》在时代广场旧建筑上设置有霓虹灯字幕，每天都发布重要新闻，于是他紧急写稿，每10行组成一段快讯，并配发了蒋介石和张学良的照片，让司机送往电报局发往纽约。司机就这么来回奔波于办公室与电报局之间，在1小时内共向纽约发出500多字的快讯，这是西安事变消息在国外的首次报道，引起美国和各国新闻界的轰动。

　　第二天，《纽约时报》在头版位置刊发了阿班的首篇报道，标题为《蒋介石遭到陕西叛军的囚禁，要求他对日作战》。在随后的15天时间里，阿班每天都向《纽约时报》发出西安事变最新进展的电讯，《纽约时报》每天也都刊登在头版显著位置。端纳到西安调停期间，也向阿班提供了最新消息。这15篇报道中的绝大部分并不像苏联、日本的报道那样具有政治偏向，而是较为客观地报道事件发展，当然也包括阿班对中国时局的分析和判断。

　　也许因为这些原因，蒋介石到西湖澄庐养病期间，邀请阿班前去做客，话题自然离不开西安事变。在阿班的请求下，蒋介石向阿班口述了西安事变这一不寻常的故事，由宋美龄现场译成英文。

　　蒋介石说：

　　华清池北面有一栋房子，紧靠着后墙，我就睡在那里。忽然间我被一阵响声吵醒，是南面院子中的枪声和叫喊声，当时正是早上4点。我的卫队一共不到一百人，他们都对我很忠心，我想可能是有刺客。

　　这里所说的“华清池北面有一栋房子”，就是蒋介石所居住的五间厅，今天人们到西安临潼的华清池都能看见。但说这栋房子在“华清池北面”，不知是蒋介石口误还是阿班的笔误，应该在华清池的南面。后文“我朝着北面的那堵墙用尽全力拼命地跑”也有方位上的错误，应是“朝着南面的那堵墙”拼命地跑。文中所说的事变发生时“正是早上4点”，也与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和《西安事变日记》不同。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和《西安事变日记》都说是早上5点半，但一般人认为西安事变发生的具体时间应该是早上6点。蒋介石对阿班口述西安事变时.正是陈布雷编撰《西安半月记》的时候，蒋介石在事变发生时，仓惶之间无法获知准确时间，也是可以理解的。

　　蒋介石继续说：

　　我睡觉的时候有个习惯，喜欢穿美国人那种长睡袍，老式的那种，而不喜欢穿一整套睡衣裤。被声音吵醒之后，我马上跳下了床，没顾得上穿衣服，看见一双布拖鞋，就赶紧穿上，又拿了一件深灰色的绸面薄棉袍套在身上就跑了出去。天色还非常黑，因为当时正是冬天。我朝着北面的那堵墙用尽全力拼命地跑。然后使劲往上爬。那面墙足有八九英尺高。

　　我费力地爬到墙顶，然后用两手抓住墙边，让身子慢慢往下挪，之后把手放开，掉了下去。我本以为八九英尺高应该也没问题，可没想到，墙外面是条护城河，我掉下去了，觉得有三十英尺那么高，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我一下子掉进了河底，冰块把我身上划得到处是伤，下坠的冲击力撞得我浑身疼痛，更重要的是尾椎骨摔得站不起来了，拖鞋也没了。没办法，我只得用手和脚支撑着往上爬，终于爬了出来。钻心的痛侵蚀着我的身体。北风呼呼地刮着，就像刀子。地面冻了很厚的一层，到处都硬得要命。一堆堆的积雪遍地都是。

　　现在看来，所谓的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腰部受伤，并不是被枪击伤，而是他向南翻越华清池围墙时摔伤的。这堵墙从内看起来并不高，但外面看来却很高，所以蒋介石在族孙、侍卫蔣孝镇的帮助下爬上墙顶，又从墙上溜下来，跌入墙外深沟，尾椎骨被摔得站不起来。蒋介石在其他资料中对此也有记载。

　　蒋介石继续说：

　　我一点一点地慢慢爬到了位于华清池北面的小山上。天越来越亮了，我到处寻找可以藏身的地方，没有用，附近没有这样的地方，想找一棵树躲起来都是不可能的。华清池那边的战斗还在继续，我的卫队人数没有对方多，好像已经占了下风。我们一边打一边设法逃脱，而对方则一路乘胜追击，听到枪声离这边越来越近了。我觉得自己是没办法逃脱了，想着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真的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

　　可一下子我又有了信心，开始虔诚地向上帝祈祷，我祈祷了很长时间。我跟上帝承认我的错误和我的罪过并真心地祈求，希望上帝如果真的安排我拯救中国，就救救我，让我安全地渡过这个难关。

　　我再次醒来时，天已经大亮了。我忽然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两只白色的兔子。我想这肯定是上帝在指引我，想让兔子把我带到安全的地方。于是，我就一直跟着兔子，一瘸一拐地往山坡上走着。它们停下来的时候，我就在地上稍柞休息。最终，它们躲进了一块大石头后面。我跟着它们爬到石头前面，感觉这正是上帝为我准备的藏身之地，那里正好可以容下我。

　　蒋介石本来随其母亲信奉佛教，但到了1927年他向宋美龄求婚时，因宋家信奉基督教，要求蒋介石也信奉基督教，所以蒋介石就放弃佛教，皈依了基督教。蒋介石说他在危急时刻，虔诚地向上帝祈祷，正如我们普通人在无助的情况下求神庇佑一样。但他说关键时刻，出现了两只白色的兔子，并带他到藏身之处，这却是蒋介石其他关于西安事变资料中从未见过的说辞。即使真的出现过两只白兔，但说成是“上帝的指引”，除了精神上的寄托以外，大概还有“受命于天”的吹嘘成分。

　　蒋介石最后说：

　　没过多长时间，叛军的秩序和纪律都恢复正常。我被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我杀害，也没有让我受刑，只是又让我回到了华清池。之后，我又被他们带到了西安城中，关了起来。

　　在西安，蒋介石先被关押在新城大楼，后来移居到张学良公馆附近有暖气设备的高桂滋公馆。在周恩来等人的调停下，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国共两党走上了联合抗日的道路。、

　　不久，宋美龄撰写了《西安事变回忆录》，阿班以1.2万美元（合当时法币4万元）的价格竟买它的版权，并在美国出版。宋美龄对此十分感激。

　　阿班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后，撰写了《我的中国岁月》，其中记载了蒋介石对西安事变的口述文字，为后人留下了罕见而珍贵的资料。这个口述资料可以与其他史料相互印证，增加人们对西安事变的认识，至少可以从中了解蒋介石当时的内心活动。当然，阿班十分了解蒋介石，他在书中说：“自1936年12月被劫持后，总司令便深信，他是上帝选定之人。”

　　但相信上帝选定，终不如相信人民选定的好。

　　张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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