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和简远 饶有风规

　　中国书法是特殊的艺术，其特殊性不仅体现在以单纯的黑白形式表现出了无穷的内涵，而且更附载着文化的意蕴。没有哪一种艺术可与书法相譬比，其数千年伴随着日常实用而左右着人们的审美意识，以至于上到帝王，下至普通文人士子无不曾究心其中。自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来，书法的实用功能日渐式微，并危及了书法发展的根基，而进入当今键盘时代，更疏离了日常使用，成为了部分专业人员及爱好者所追求的一种艺术。而在展览交流、印刷出版、互联网传播等条件优越的今天，历代传世经典书法作品及新出土与发现的大量书法遗迹悉可为当代书家所观赏与临摹，这又是远胜于古人的，也是有理由对当代书法寄予较高期望的。但专业化的培养与训练，实现技能精熟的同时，也出现了困惑，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技的提高与作品视觉形式的普遍强化，却难以克除内涵与韵味的缺失与寡淡，多流于书家彼此相互影响而千人一面。这一现象的根源即是书家文化修养的缺失与浅薄，所以有人将当代书法的希望，寄托于那些既有扎实传统书法功底，又有全面文化素养且有志向的一些中青年书家的身上，而赵赞江正是这样一位颇具实力与潜力的书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昌邑书法爱好者自发成立了北海书社，十余名痴迷书法的青年开始经常聚会、切磋、作品展览等，并请著名书家前来指导，一时间曾成为地方文化的一个亮点，并引起省内外书法界的关注。本人与赞江兄皆是当时北海书社中的主要成员，在那个思想单纯、精神饥渴而充满热情的年代，书法点燃了我们的梦想。几十年过去了，尽管赞江兄的工作屡有升迁，但追梦之旅未曾停歇。其书法的情结，与传统文人是一致的，书法不仅是他工作之余排解劳顿或遣兴自娱之事，更成为其修身的一种方式，而后者对书家所起的作用及于书法的本质意义是至为关要的。也可以说，只有具备一定修养并秉持文心者，才能进入到书法的内在情境中，体验其玄妙之道，由此进而升华自我的人生境界。我想，赞江兄从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而成为处事练达甚具魄力的行政干才，除了实际工作中的锻炼外，其以一贯之的勤学善思及与书法内在之理的启迪当不无关系。书法虽一艺，但“通三才之品汇，备万物之情状”，得悟者人书相济，自是受用无尽。

　　在赞江的身上，无疑具备了一个书家最重要的素质，他的儒雅、扎实的文史功底，广泛的兴趣与才情，都是颇为难得的。作为同道好友，我欣赏他的好学博取，其于诗文、书画、建筑、影视、时尚艺术等皆有涉猎，广泛的兴趣与多维的知识结构，蔚积了其锦绣胸怀，这也是他的书法具有书卷气息并格调不俗的原委。

　　一般而言，文人或学者型书家有一种倾向，即往往不太注重书写技巧上的严格训练，这种情况在古代即存在，如宋代以后的许多传统文人都曾流入以气息及个性韵味取代严格技法锤炼的情况，当代的大多数学者型书家在重视与强调书家修养与作品格调的同时，也消解了书写技术的严格训练意识，为进入书法传统之核心增设了屏障。而赞江兄却不然，其于书法本体探求的用心与执着，所具备的功力与技法的精熟等皆是不同凡常的。书法技法是书写经验长期累积的结果，赞江兄几十年来持之以恒的利用点滴余闲时间读帖、临帖，对传统经典追寻的痴迷与持久热情，决定了其书法所具有的专业性与高度。尤为难得的是，其于书法研求中，既注重宏观的认识与把握，在谙熟于书法史及历代经典书法名迹的基础上，对书法追求的方向有较为清晰的规划与定位；而又能用力于书法结体及点画的精微性锤炼。其具有非凡的书法史识，认为书法的高下，主要取决于书家对传统书法继承与开掘的程度，所谓的书法创新，不过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取舍与调合，完全独立发展出一套书写技巧是不可能的，而书法的创新往往是在复古中实现的。因此其不从不盲目追逐书法中新奇现象，亦不受时风的干扰与影响，而是抱定历代书法经典，在继承与临摹上用足了功夫，从而奠定了其雅正的书法格调与扎实的传统功力。

　　赞江的书法，取法广泛，各体兼擅，而以行草书与隶书为主，在融会贯通中逐渐形成了自我的风格与个性特征。其隶书，主要立足于汉碑，而多取法于礼器碑、曹全碑、乙瑛碑等东汉整饬成熟的一类，又融合了石门颂等结体宽博、笔画疏放一类的特点，并兼及汉镜铭文结构体势，其不刻意于“雁尾”与波磔之笔，而又能表现出较强的隶势，在保持了安妥而不乖戾的前提下，尽力强化了体势的开张与个性表现，其隶书平和方整而有峻宕之感，笔画匀停而具内在之韵，奇正相参，颇有意趣。赞江书法当以行草书最为突出，他的行草书主要取法于晋唐经典书法，尤多用力于“二王”稿札、智永草书《千字文》、孙过庭《书谱》、怀素《小草千字文》等，兼取宋人笔意及后世大家名迹，结字严谨、草法考究。最为可贵的是，他的行草书法创作颇为稳定，每一件作品几乎都能有成功的表现或达到预想的效果，不仅反映出其对笔墨的娴熟驾驭能力，而且体现了对各种行草书字形及草法的谙熟无碍。与当代某些书家书法创作依赖于经营、布局而丧失了“自然书写”的情况所不同，他的行草书的稳定性，能绍续于古代书家日常书写的表现状态，既毫无造作与刻意安排，又有随机生发的自然之致，在不激不厉中展现了自我的情性与审美追求。他的行草书，在自然挥洒中，有了一种淡定与从容，有了大朴不雕与“繁华落尽见真淳”的清和之韵，有了取法乎上的简淡与高古，有了“熟后生”的诸多新意，古雅中流美多姿，温婉中而不失刚健，简淡中又蕴含着勃勃生机，散溢着一种从容优游的风规，这是书法之技的纯熟与心性修养的济化。

　　清刘熙载云：“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如其人而已。”刘氏此言作为经典书论之语而广被引用，但此语立论的前提，则是没有技术障碍的古代文人或书家，是技进乎道后的一种体现。而以此语衡之以赞江的书法，无疑也是很切当的，因为其书法实现了技与道的双重升华，笔墨情性皆指向了书写中的主体的人，法度下的形质之外，有着一种自我的格韵与境界。书法艺术的高下，决定于作品之格；格的高下，取决于书家的胸怀与灵府。而以赞江兄之博识与丰富的阅历，加之超凡的悟性，其书法发展的前景无疑广阔无限。（陆明君，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