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期，经历多年战争创伤、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除遭受来自西方国家的经济、技术上的全面封锁外，还面临着军事上的严重威胁。中国科学院主要研究部门都承担了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根据钱学森同志建议，设立了国防科技情报室，专门搜集国防科技情报材料供研究人员参考，并调我来组织这项工作。正是在这里，我有幸承担了很少为人所知的“667”任务。“667”任务是一项由周总理亲自主抓的在中南海向毛主席和政协委员们进行一星两弹（人造卫星、原子弹、导弹）实物汇报展出任务。
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汇报由中科院负责。1965年7月的一天，我接到任务后直接来到地球物理研究所，该所当时正在进行卫星方案的论证。赵九章所长和钱骥这两位中国卫星事业的奠基者保证，“651”（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代号）任务一定会按时完成。当时，该卫星技术方案已论证完毕初步定型。衛星的体积、重量、寿命方面都比苏联、美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先进，并且也能做到“听得到、看得见”。
据钱骥介绍，“听得到”是模仿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滴滴答答声的信号传播。我则从汇报展出效果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最好不要照搬苏联，要创新。那到底播什么好呢？我略加思索后建议改用深受人们欢迎的乐曲《东方红》，简朴有力，又有民族特点。尽管难度很大，需要增加时间，但我始终坚持第二年7月份完成任务这一底线不松口。同时，我们也想借着能向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将中科院承担的科研水平较高的真空阀门（原子能核心部件）、激光等研究成果也一同展出，以体现中科院的科研水平。
为了保密起见，“667”任务称为“667展览会”，卫星预展的地方为故宫武英殿。1965年10月，在赵九章所长和钱骥的组织下，再次召开了人造卫星展出方案论证会，会上接受我的将卫星电讯信号由滴滴答答声改为《东方红》乐曲的提议。第一颗人造卫星也被正式定名为“东方红”一号。1966年5月，“东方红”卫星组装已基本完成，预定于1968年底前发射升空。
然而，随着1966年“文革”的开始，许多工作都陷入停滞，“667”任务未能完成。直到1970年4月24日，我才终于等到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升空的那令人激动的一刻。当我听到卫星传到地面悠扬悦耳的《东方红》乐曲时，感到非常的高兴。但遗憾的是，我们卫星发射任务的耽搁，令日本跑在了前头，于1970年2月发射完成。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军召开的第一次尖端科学技术任务会上，我又见到了钱骥同志，我们聊起了“667”任务。他很感谢我的提议，称效果甚佳。为我国人造地球卫星做出突出贡献的赵九章同志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钱骥同志也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但他们在工作中的执着与奉献仍常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国家也没有忘记他们，给予了很重的褒奖。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作者为原国防科工委后勤部部长）
王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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