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重返刺桐港

　　如果说，大海赋予了这座城市包容的胸襟，那么举世瞩目的刺桐港，便是让一切漂洋过海的文明有了相遇的可能。作为宋元时期世界最大的对外贸易港之一，刺桐港是各地商品云集的商埠，也是各国文化碰撞的高地。而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展览，便是通过珍贵的历史文物，将这座宋元时期的国际化城市重新编排、凝练，再演绎。

　　开馆时间：1959年7月15日

　　类别：国家一级博物馆

　　主题：以反映古代海外交通、海上丝绸之路，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经济、文化交流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

　　目前开放的展馆/展览：《古泉州（刺桐）史迹》申遗展示馆、《泉州宗教石刻陈列馆：基督教与印度教》《阿拉伯-波斯人在泉州》展览、泉州湾古船陈列馆照常对外开放，《中国舟船世界》及《泉州海交民俗文化陈列馆》目前提升改造中，暂不对外开放。

　　开放时间：夏令时 8：30—17：30；冬令时8：30—17：00；每周一闭馆（节假日除外）

　　地址：新馆位于泉州市丰泽区东湖街425号；分馆位于泉州市开元寺东侧

　　海外诸蕃国，往来刺桐港

　　如果能有机会，不妨乘船去泉州。当船航行于深沪湾，远远便能望见宝盖山上的“姑嫂塔”，示意此地已是泉州海域。再继续往北，进入大小坠岛之间的岱屿门，金钗山上的“六胜塔”指引着船舶进入泉州湾，不久便能抵达江口码头——这里曾经是刺桐港最繁华的港区，江面宽阔、风平浪静，溯江而上可抵州县，泛海则可贸异邦。

　　作为古代中国与各国间往来的重要通道，“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于汉代，隋唐时期日趋兴盛，至宋元时期达到空前繁荣。因是航运的重要起点之一，刺桐港也随之跃升为世界最大的对外贸易港之一，与近百个国家有所往来。1291年，马可·波罗护送蒙古公主远嫁时，便是从这里启航，后来他在游记中写道：“刺桐港船舶往来如织，装载着各种商品，大批商人云集于此 ，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

　　这里是各地商品云集的商埠，也是各国文化碰撞的高地。海上贸易的繁盛，使泉州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古有“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之述。以传统的中原文化和古越族文化为基调，泉州城广融博纳着各国文化。来自波斯、阿拉伯、印度、东南亚的人，数以万计涌入这座繁华城市，运来珍珠、象牙和犀角的同时，也带来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民俗传统。其时恰逢闽南政治中心逐渐开散，泉州地区的行政中心由南安丰州迁移至鲤城地界，因而鲤城区至今留有众多独具异国特色的古迹、碑刻与文物遗址。它们早已与本土文化互相吸纳，成为这座城市的特质。可以说，要了解泉州城的过往，必绕不开这部浩荡的海外交通史，反之，若想了解我国的海外交通史，也必绕不开这座泉州城。

　　只是，如今当我们再去回望数百年前的刺桐盛景，曾经喧闹的“三湾十二港口”已是沧海桑田，而散落各处的文化遗址也终归殊途。这些历史的遗产或留存或泯灭，更多的则被时代洪流冲散各处，等待重见天日的那一天。特别自19世纪末，越来越多关于刺桐港的文物被挖掘出土，伊斯兰教石刻、草庵摩尼寺遗址、印度教寺石构件等海交文物先后在欧洲引起巨大轰动，再次证明这座城市拥有其它古港难以比拟的珍贵遗存。因此在多方倡导下，1959年泉州成立了中国最早的海外交通史专题博物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从此，人们终于能站在这些时光的雕塑面前，重返刺桐港。

　　港口、瓷器与宗教，海交馆的内在逻辑

　　初见位于泉州市区东湖旁的海交馆，便让人会心一笑——其型如同一艘即将远航的双桅巨船，各展馆分布于船身，而高大的船桅则被作为办公区域。主楼旁另有一栋形似阿拉伯建筑风格的伊斯兰文化陈列馆，用于展示珍贵的石刻文物及伊斯兰国家相关展品。整栋博物馆的游览动线十分简单，自位于船身中段的博物馆大门“登船”，这趟“古泉州之旅”便随即起航。

　　整场展览以倒叙的方式开始，从泉州现存的16个史迹遗产点倒推至泉州城的诞生与扩建，再一步步演繹到宋元时期的“光明之城”。此后，展览逐渐脱离线性时间，转而以外销瓷与宗教为切入点，宛如一支乐章里或婉转或雄厚的奏鸣曲，将展览推向炫目的高潮。港口、瓷器与宗教，这三种看似毫无关联的事物被放置在同一个大历史背景下，相对独立又并行不悖。海交馆研究员林瀚一语道破了其中的内在逻辑：港口故事从宏观上叙述着刺桐港的海上贸易史，瓷器则展现了泉州地区雄厚的生产能力，而极其多元的宗教文化，则是这里曾为中外文化交流窗口的有力证明，三者互为补充，恰好将一座宋元时期的国际化城市重新编排、凝练，再演绎。

　　当我们跟随林瀚，徜徉在琳琅满目的历朝文物间，这座曾令马可·波罗由衷赞叹的港口城市也逐渐在脑海中成型。但显然，海交馆并不满足于展现一段波澜壮阔的海外交通史。海港不仅为泉州带来了繁荣的经济，也带来了多元的文化交流。资料显示，这片1.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有不少于6000座宫庙、不少于500种神灵，被称为“世界宗教博物馆”。以至于有人如此描述它：“无论你来自哪里，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各自的信仰归依。”而泉州“多种宗教并存”的文化特质，也强烈凸显于海上贸易最为繁荣的宋元时期。故而，海交馆的几大镇馆之宝，如渡海观音、四翼天使石墓碑及毗湿奴石雕像，也都是研究泉州宗教史的珍贵资料。

　　譬如1988年出土的“元代四翼天使石墓碑”，在石碑正中，拥有两对巨大羽翼的天使以佛像之姿趺坐，头戴波斯王冠样式的三尖冠，双手合捧莲花十字架，身下是中国传统的朵云纹样，却又身披蒙元时期民间流行的云肩。从这尊基督教的石刻身上，可以明显看到佛教的痕迹，与此同时，又有不同文化的身影。像这样将多种宗教、文化元素融为一体的石刻，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但在宋元时期的泉州却颇为常见。事实上，除了传统的道教与佛教之外，外来宗教如基督教、印度教、犹太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婆罗门教都曾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

　　如今，这些属于不同宗教的文物被安放在海交馆的展厅内，而数百年前，它们就共存于这座名为“刺桐”的城市里。数量惊人的文物，足以让我们确信：当刺桐港因“海上丝绸之路”成为文化交流的枢纽，许多使节、传教士也在这里启航或登陆，甚至有一部分人选择居住在这里，为同样迁居于此的异乡人提供精神庇护。从这个角度出发，或许我们便能理解，在伊斯兰文化陈列馆中众多的墓碑上，为何会频繁出现这样的话语：“死于异乡者，即为殉教者”。

　　如果说，大海赋予了这座城市包容的胸襟，那么举世瞩目的刺桐港，便是让一切漂洋过海的文明有了相遇的可能。正如联合国的研究者所言：“无论最初的动机是什么，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这些相遇的结果是文化交流，甚至是一些意料之外或不期而遇的变革。”显然，当我们了解这些交流与变革，才能明白“刺桐港”之于世界的意义。

　　在开元寺内，寻找刺桐记忆

　　靠近洛阳江入海口的“后渚港”，曾是刺桐港的主港之一。1974年，一艘宋代海船在这里出土，引起了巨大轰动。泉州海交馆的王连茂老馆长在《宋船之歌》中回忆道：“它带着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而来，使西方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东方文明之邦的航海历史。”

　　有几项直观的数据，足以佐证老馆长对宋船的这份赞誉：其一，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体量最大、年代最早的海船；其二，位于船舱的13个水密隔舱，证明古代中国对这项技术的运用要比西方国家早数百年；其三，当时随船出土了数吨香料药物及文物，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了珍贵素材，其中也包括21枚我国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木制象棋。宋代文献中有“海舟以福建船为上”的描述，而这艘宋代海船的发现，恰恰证明了此言非虚。

　　如今这艘宋代海船及其眾多出土文物，都陈列在位于开元寺东侧的海交馆分馆——“泉州湾古船陈列馆”内。在参观时，除了感受水密隔舱及多重板结构的精妙之外，也别忘了留心位于龙骨两端接合处的“保寿孔”，其位中置铜镜，周边有铜钱按“七星伴月”状排列，寓意光明将引导海船平安航行，通过暗礁密布的“七星洋”而安然无恙。这是泉州造远洋木帆船时特有的传统做法，至今仍被保留。当年的研究学者也正是因为“保寿孔”，才最终确信这是一艘泉州匠人造的船。

　　说来，虽有古船陈列馆珠玉在前，但开元寺内与海外交通史相关的文物，可绝不只有宋代海船。其中如“五代十国王继勋陀罗尼石经幢”，原本藏在寺内一座南宋建造的方形石塔中，直到1982年台风折断的榕树砸倒石塔，才被人意外发现。后经解读，这个石经幢上刻有“榷利院”“海路都指挥使”等字样，为研究泉州最早的海外贸易和海上安全管理机构提供了重要依据。

　　而位于大雄宝殿后廊的两根十六角型石柱，也同样值得一探。这两根石柱虽身处佛门，却雕刻有印度教毗湿奴化身的神话故事，还装饰了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样，可谓是中国佛教寺庙与印度教建筑艺术相融合的典型代表。此外，开元寺月台的“人面兽身像”、东塔及西塔上的“猴行者”和“阿修罗”造像，也都带着印度教的痕迹。如果我们再推演其朝代，会发现石柱为明代开元寺重修时移入，而东塔及西塔则在南宋时期重建，它们其实都是宋元时期多种宗教并存交流的历史产物。

　　显然，刺桐港虽已远去，但它留下的痕迹依然在泉州城内俯拾即是，无论是身处海交馆内还是开元寺中，甚至在不经意走过的古街旧巷里。历史已经留下了物证，只待你用心去发觉。

　　『 古泉州（刺桐）史迹』申遗展示馆

　　五代十国·王继勋陀罗尼石经幢

　　经幢八角八面，竖刻76行文字，除主要部分经文外，也刻记了施舍人的姓名，其中包括许多地方官员，如“州司马专客务兼御史大夫陈光嗣”“州长史专客务兼御史大夫温仁俨”等。

　　明·何朝宗观音立像

　　国家一级文物，渡海观音是何朝宗瓷塑艺术的经典作品之一，有“天下共宝之”的美誉。这尊立像双目微闭的脸庞，似低垂凝思，又似在俯瞰芸芸众生，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观音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庇护众生的精神气质。

　　元·基督教尖拱形四翼天使石墓碑

　　碑面浮雕一位跌坐男性天使，披云肩，着袖袍，手捧一朵盛开的莲花，花上承托一个十字架，肩后两对展开的羽翼后有飘带，跌坐于云端。其形象融合了中西多种文化元素，充分显示了元代泉州各宗教之间互相适应与融合的状态。

　　元·印度教“大象与林加”龛状石构件

　　林加是印度教主神湿婆最常见的化身与象征。这方石刻中、印融合，林加底座采用的是中国式卷云纹，左侧有阎浮树装饰，大象则戴着项链和腰带，以欢快之姿表达虔诚，体现了对湿婆的崇拜，内容来源于印度教《往事书》。

　　元·印度教毗湿奴石雕立像

　　中国唯一在本土发现的印度教石刻，于1934年在泉州南教场附近发现，应是元代泉州印度教寺的遗物。这尊造像基本保留有印度本土风貌，只是在衣饰的表现上较为概括，面部特征上综合了印度人和中国人的特点。

　　元·印度教恶魔石构件

　　恶魔石构件在南印度教寺被普遍运用，目前泉州海交馆珍藏有4方这样的石构件。南印度人认为这是“好恶魔”的形象，它们吐出长舌头，卷入不好的东西，起辟邪之功用。

　　郭钰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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