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甘地传》译者前言

　　一

　　我们知道，甘地的传记于汉语界已有不少，但是，罗曼·罗兰所撰写的这部经典传记，还是值得吾人推荐。它非但用辞典雅，摄义深广，而且还因为，罗曼·罗兰与传主是心心相印的异国友人，是那个时代激流当中涌现出来具备类似品质的一世之雄杰；加之罗曼·罗兰写作该书的时候，甘地的非暴力运动还在低谷之中进行。所以，它也给了我们许多震惊，看到了罗曼·罗兰先知一般的预知力。而最近，由友人高勍领衔，我们一起将该书译成了汉语，与罗曼·罗兰的另外两部杰出传记《辨喜传》、《室利·罗摩克里希纳传》一起，贡献给这个时代的人们，尤其是在世俗的风云当中常常匮乏于勇气与力量者、匮乏于智慧与爱者。

　　何出此言？因为——若非如是，文化其實是不需要的，宗教是不需要的，圣者的教示与人生的纯粹教材也是不需要的，让它永处寂寞之中也就是了。但是，世道的结构何其复杂，生活的河流又何其悲伤。故而，既已入此人世，吾人永远需要，只因为吾人永远匮乏。

　　在生命无穷尽的旅途当中，长亭更短亭，谁没有遇上过黑夜？那些偶像的溃败，那些心灵的低谷，那时代的种种沉沦和迷惘的兆相，谁没有遇上过？面对繁花过后的凋零之残局，谁不曾遭遇过疼痛？而那些最能够慰藉吾人的伟大精魂，却偏偏又藏在了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他们中的许多人虽是光芒万丈的闪电，然毕竟永在一隅呼喊，不为人知。罗曼·罗兰发下大愿，为他们立传，越过了时间的墙壁，摧毁空间的种种障碍与阻隔，寻找出所有的那些奋斗者。他的名字取得真好，唤作《巨人传》！而且，通过这些传记，我们就会看见，这些传主，他们自己就是孤独的、甚而是寂寞的，而与我们常人不同的是，他们在孤独中永不自弃，而是始终往精神的高地攀行，用心灵的力量战胜一切的内外之敌，把不灭的理想托举起来。而这种写作，也让这些理想的孤独者形成一个庞大的系谱，让他们有了一个机会相聚一堂，感觉温暖。

　　最后，我们就会发现，曾经敬奉于高台的无数石头所建的丰碑都已坍塌、破碎，被时代的动荡夷为了平地，而罗曼·罗兰树起的精神丰碑却挺过了枪林弹雨，穿过了唇枪舌剑，傲然屹立。于是，就这样安慰了后来者，安慰了我们，他在《米开朗基罗传》中说：“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我不说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们应上去顶礼。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的荒原，心中充满了日常战斗的勇气。”

　　这就是这些巨人给到人类的意义，因为世道的艰难。而罗曼·罗兰的作品，就是人们趋于强大的精神支柱，在这个变数复杂的人世上，一切具有自由灵魂的人们，都可以到此处寻求慰藉。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思想家与法国文学当中罕见的神秘主义者，罗曼·罗兰不仅仅代表着正义与良心，而且还代表极卓越的智慧，这种智慧是时代的，也是永恒的，是天人共在的见证。

　　二

　　古老的印度文明深沟巨壑，偏又宗教林立、智慧奥藏，几千年下来，一直以其高昂而雄峻的灵性精神在启示着、教育着整个世界。但是，近代以来的命运，它却是凶险异常，最后，国家的治理权几乎全然落入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手中，成了大英帝国的一个庞大的行省，加尔各答也成了亚洲的伦敦。于是，出现了斯瓦米.辨喜、提拉克、阿罗频多与甘地等英雄人物，唤醒国民之意志，呼吁印度之独立。后来的历史之发展，更是把甘地和甘地的追随者，与印度的国运紧紧绑在了一切，也被誉为“圣雄”（Mahatma）。圣雄者，弘扬真理、传播真道的使徒也。

　　然“圣雄”亦不免遭受无数的误解与非议。譬如当代的著名作家V·S·奈保尔在《印度：受伤的文明》中有过分析，他认为造成印度落后局面的原因，“甘地主义”就是其一：一方面是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在印度文化里根深蒂固，印度宗教那种强调心灵解脱而安于生命现状的指导，让印度大量低种姓的平民能耽于苦难而不求现状的改变；一方面则是作为国父的甘地，虽然反对不可接触贱民的陋习，但没有打破种姓制度，而且，要命的正是“甘地主义”让印度形成农村自然自治的政治生态，回归于古老的传统，“这在殖民时期，印度地广，组织落后，而要采取非暴力不合作以对抗英国是上好的方案。但是，一旦印度独立，这种政治生态却无法有效地将民族国家的意识真正树立，并形成全国上下一条心的合力”。

　　而奉甘地如神明、复如父亲的尼赫鲁，在其自传中如是云：“从本质上说，甘地的态度是苦行者的态度，他不正视尘世，否定人生，并视人生为邪恶。对苦行者而言，这种态度是自然的，但如果要一般珍爱人生，努力使人产生极大意义的世间男女，也接受这种态度，似乎勉为其难了。甘地为了避免一种邪恶，却容忍了许多更严重的邪恶。”

　　就印度的历史与现状而论，甘地的许多政治与哲学理念确实会有一些让人难以认同处，这看似是一个时代错位的圣者，披着鹿皮，拄着拐杖，走出了森林，而无意当中走进了后工业的机器文明里面，彼此错愕。

　　因为甘地的主张，印度开始了反对工业化，反对机器，反对铁路，反对英国人带来的一切现代性的工业成果。甘地主张恢复传统乡村的手工劳作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恢复手工纺织业，所以才有了那些他自己手摇纺车的照片，而且到处宣传。

　　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他对科技文明存有许多层面的恐惧，此中亦不无洞见。不过，他所提出的解决之道有时却不切实际，有时则必定有害。社会不公，或过度发展，显然不应以借着拒绝文明之共器而守着贫穷来解决的。

　　著名诗人泰戈尔是甘地最重要的朋友之一，也是印度第一个奉甘地为“圣雄”者，但同时不要忘了，他也是甘地的严厉批评者，是一位伟大的诤友，他们彼此存有若干歧见，或公开或私下展开过论辩。这一点在罗曼·罗兰这一部书中会有详细的分析。

　　相比甘地而言，泰戈尔显然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具有时代性的开明与雍容，他敬重甘地的崇高人格，亦抨击甘地的某些政治见解，例如不分青红皂白地谴责西方文明，及焚毁外国衣服与一切舶来品。泰戈尔说：“我宁可将这些衣服送给那些赤身裸体的人，而不是拒绝。”

　　然而，这些歧见并未严重到影响他们彼此之间的赏识。不过，话要说回来，我们也不应评断甘地，因为圣人不是供人们评断的，而是让人敬仰的。这是墨西哥诗人帕斯在他的《印度札记》里面专门提醒过我们的，一个开明的诗人与一个保守的圣人之间的对话，显然是困难的。因为一个诗人在说话前，先聆听时代的声音，也就是说，他所使用的语言，既属于所有人，也不属于任何人。诗歌是一种秘密的信仰，话语中的信息却偏偏是普世的，但一个圣人则不然，他或与神对谈，或与自己交谈，所属的语言却都是渊默之音。

　　当然，甘地的保守不无理由，他有各种各样对时代日益趋于堕落的警惕，他曾说过毁灭人类的七种事：一、没有劳动的富裕（Wealth without work）；二、没有良知的快乐（Pleasure without conscience）；三、没有是非的知识（Knowledge without character）；四、没有道德的商业（Commerce without morality）；五、没有人性的科学（Science without humanity）；六、没有牺牲的崇拜（Worship without sacrifice）；七、没有原则的政治（Politics without principle）。

　　如今思来，甘地的那一次向全球化以来的印度第一先知辨喜尊者的晚年朝圣，未能兑为现实，对印度社会的现代化与文明化，真可谓是失之乎交臂，而跌入乎谷底，令人沉痛扼腕。我们要知道，辨喜尊者所呼吁的，其实正是全球化的理想与真精神，那里也是克利希纳霹雳一般的声音：“阿周那，请站起来，准备战斗吧！”

　　三

　　整部传记在罗曼·罗兰的叙述中，其语气是客观的、庄重的，尤其在论及甘地因非暴力精神而遭受自己的友军误解，而且还导致了人身劫难、被审判入狱之时，则如同歌剧里面之高潮阶段的咏叹，充满悲剧色彩，但确乎是崇高的，令人生出了大敬意。

　　彼时，一边是甘地承担了整个不合作运动当中发生的所有暴力的责任，以一人治罪，赎清了万人。他在道院祈祷与静坐，耐心等待逮捕者的到来。罗曼·罗兰说，此像极了耶稣，像极了客西马尼园之夜的祷告。一边是有同情心的法官给出的审判，他希望正义具有永恒性的启示，在人间法律的有限范围内逼近无限，从而照顾到了这个受难的人类的儿子，为他尽了最大可能的救赎之力。

　　虽然时代还在风起云涌，但是，罗曼·罗兰在传记当中，也涉及崭新的印度灵魂如何缔造，涉及教育的最高理想。我们说了，甘地显然是保守的，他所要唤醒的也只是印度的，甚至是只是傳统印度的；他以为，自立自为的印度，灵魂也必当是自足的，这就回到了印度古老的修道院（Ashram）传统。

　　关于Ashram一词，我们在书里面已经有了相关的译者注，此处再加上一种解释，即“Ashram”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即除了“生命整体成长的道院”含义之外，A还意味着一种否定，shram即不平静，内心有深浅不一的愚昧激情在涌动，而世外的Ashram，即消除诸般心念的不纯，正可以供给人们一种平静或平衡的存在方式。故早年的中国学人译之为“静修林”大体不诬，这正是甘地的一种精神理想。时至今日，印度还有不少的Ashram，包括甘地的修道院。

　　人们对非暴力（Ahimsa）的误解是致命的。其实，与辨喜一样，甚至与近代以来所有雄赳赳、气昂昂走向了断头台的印度英雄们一样，甘地继承的也是《薄伽梵歌》的战斗精神，“起来吧，王子！请抛弃怯懦，抛弃软弱！站起来，去战斗！”（《薄伽梵歌》2∶3）

　　但很多时候，我们把宽容和非暴力解释为软弱和怯懦，正如一个乞丐的弃绝没有任何价值，一个懦夫的非暴力也毫无意义。辨喜说过：“一个人若能够给出重拳，却选择容忍，其中就具有美德；如果一个人可以得到却选择放弃，其中就有美德。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是由于懒惰和怯懦而放弃了斗争，又试图催眠自己的大脑以使我们相信自己是勇敢的。”这才是甘地所要防备的。而一旦有了无畏、有了巨大的力量与勇气，甘地遵循的就是印度森林圣者的精神法则。他们明白“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的损益之道，深谙“因剑而得，必因剑而失”之无常，故服膺于难度极大的心灵维度之冶铸。甘地一再地告诫自己的国人：只有当人们获得反抗的力量时，不反抗才是一条道路。否则，反抗，甚至暴力的反抗也是可行的，不能将柔弱与放弃当成了非暴力，那只是阿周那一时生起来的对责任之逃避。换言之，甘地的精神，乃是“不以暴力”反抗，而绝不是“不反抗”。甘地说：

　　在坚忍的非暴力中行动，即意味着有觉知地、有意识地去经受苦难……。我已经将邃古以来的自我牺牲与受难的法则，大胆地摆放在了印度人民的面前。在暴力的丛林当中，那发掘出非暴力法则的印度之先哲们（Rishis），是比牛顿还要伟大的灵性天才，是比惠灵顿将军还要伟大的无畏勇士。

　　他们在已经明了武器功用的同时，也意识到武器与暴力的局限与无用之处，他们借此启示出了救赎一个无望的世界，并不需要依靠暴力，而是要借助非暴力的手段……非暴力的宗教，不单对哲人和圣人有价值，它对普通大众同样有巨大的利益。非暴力是人性的法则，而暴力则是禽兽的律法。人的尊严，要求我们顺从一种更高尚的法——一种通向精神性力量的法……。我希望印度是带着力量与权柄的觉知，来推行它的非暴力的法则。我希望印度能够意识到她有永不朽坏的灵魂之力量，她能战胜一切肉体上的软弱，并藐视这个世界上一切肉体的联盟。

　　于是，当有人问甘地，为什么我们受了那么多的苦、那么多的艰难，还不能得到印度的独立时，甘地的回答斩钉截铁，十分坚定：“因为，我们受的苦还不够！”

　　就这一点而言，罗曼·罗兰是深深地理解了甘地的。他们知道，作为时代之子，如何靠近永恒之道，他们所行的克利希纳在《薄伽梵歌》里面传达的行动瑜伽之精神，其目标恰恰不是成功与必胜，而是忠于信仰；他们可以放弃结果，但绝不放弃行动。在罗曼·罗兰的一部部辉煌闪光的传记当中，他自己也探寻了人类内心深处跌宕多变的激情，关照个体的痛苦与顽强不息的挣扎，而不灭的理想却牢牢擎住了。这就使得他的作品跨越了国别与民族之限，在无数的读者心中点燃了高尚的人性之光，并成为他们汲取人生哲思的无尽源泉，他们用自身的生命与苦难抗争的不屈姿态，也永远留在了纷繁芜杂的历史记忆之中，汩汩清泉流进不朽之生命海。

　　四

　　罗曼·罗兰的著作是经过高温熔炉的冶炼，因为他自己就是伟大的行动者，他在欧战期间，一篇雄文《超越混战》的声音，激起了巨大的国际反响，他被自己的国家孤立了，也借此孤立，越过了自己的时代与家国，与一切时代、一切国域的真理握住了双手，他说：

　　一个被战争攻击的伟大国家，不但要保卫自己的边疆，并且要保卫自己清明的见识。它必须保卫自己，不被这燹祸引起的种种妄想、愚蠢和不正义的行动所侵害，必须各尽其责；军队得捍卫祖国的土地，思想家得捍卫它的思想。

　　如果他们让思想受制于他们民族的狂热，那他们很可能成为这种狂热之有用的工具。可是这样他们就有背叛民族精神的危险，这种精神在一个民族的遗产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将来总有一天，历史会对每一个交战国加以判断；它会衡量它们的错误、谎言和各种可憎的蠢事的程度。让我们来尝试，使我们的罪行在它面前减轻些吧！

　　孩子们被教导着基督的福音和基督教的理想。他们在学校中受到的一切教育，都是为了激励他们运用智力来理解人类的大家庭。

　　古典教育使他们能超越种族的分歧，看到我们文明的根源和共同的发展。艺术使他们热爱一个民族天才的深邃的源泉。科学使他们相信理智的一致性。伟大的改造世界的社会运动显示出他们周围所有的工人阶级在有组织地努力，在企图打破国界的希望和斗争中团结自己的力量。大地上最灿烂的天才，如惠特曼和托尔斯泰，在欢乐和苦难中高唱世界大同。

　　不然就像我们拉丁民族的智者，用他们的批判刺破那些使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互相隔阂的憎恨和愚昧的偏见。我和当代所有的人们一样，是被这些思想教养成长的；轮到我的时候，我也曾设法把这些生命的面包分送一份给比我年轻或不幸的兄弟们。

　　是的，这就是罗曼·罗兰，他的心胸里面常常盈溢着一种悲天悯人的神圣情怀，以及对人类无限深情的眷爱。他恰像一把精致的小提琴，既能弹奏出无限的温柔与和谐，嫩如天婴般的妙唱，也能加入到庞大乐队中，合奏出汪洋大海、汹涌澎湃的時代之洪音。他的思想在席卷着整个欧洲的战争风暴当中，居然屹立不动。

　　而在此一书中，就着心灵的力量，罗曼·罗兰也借着诗人泰戈尔的话说明了，他说：“事实上，心灵的力量比肉体的力量更加强大，一个手无寸铁的民族将会证明这一点。生命的演化进程也表明，在令人生畏的保护性盔、硬壳，以及硕大的肌肉构成的庞然大物之族群退化之后，征服蛮力的人类才得以出现。会有那么一天的，那柔弱高贵但绝对手无寸铁的人，将会见证是温柔的人承受了地土。身体羸弱，别无一物的圣雄甘地会证明，隐藏在印度人民心中那温柔与谦卑的力量是绝对不可战胜的，即使历经困苦、饱受磨难。……人类的历史必须被高举，要把它从物质斗争的纷乱山谷，举到灵性互竞的洁净高原之上。”

　　故而，罗曼·罗兰也就对印度的同道甘地有了如此深刻的信任，他发出了对印度现代的历史命运最早的、最准确的预言：“我们完全可以肯定的是：甘地的精神，要么高奏凯歌，得胜而返；要么再度重现，就像十几个世纪之前的耶稣和佛陀，他们如半人半神一般地降临到人间，他们都是完美生命的最好化身，引领着新人，踏上了新的路途。”

　　五

　　而今天，我们知道自己的匮乏，把这样的一部传记作品再次译成了汉语，其意义就不仅是文学的、历史的，更应是精神的、意志的，甚或信仰的。罗曼·罗兰的传记已经影响了很多的中国人——不分年龄与性别，但是，他的这几部涉及印度精神的传记，皆是第一次译成汉语，尤为特殊。

　　因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后一百多年以来的命运之坎坷，丝毫不亚于印度。可是，当我们环顾之时，却很少有发现甘地这般的精神：那种深沉的，深入了宇宙灵魂深处；那种传统的，几千年逶迤而来，浸润过各个时代最优秀的人心而久垂不废的；它的永恒性，直接植入存在界的普遍性土壤当中。于是，出现甘地式人格的印度，对于我们的启示便拥有了强劲的理由。

　　据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气运翻转之际，曾有人把梁漱溟比作了中国的甘地。作为传统精神的代表，一个行动的儒家，尤其是在心学意义上的重新开出，梁漱溟的一段著名的话是“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并有“以苍生为己念”的悲愿，入了这个世界来承担。或许，两人确实有一些相似，但在事功上，毕竟没有甘地这样实实在在的建树。

　　最后，我们用一个甘地的小故事来结尾，看看一位圣者的心灵究竟是如何的细腻：

　　一次，甘地坐火车外出，踏上车门的一瞬间，火车刚好启动，他的一只鞋子不小心掉到了车门外，甘地麻利地脱下了另一只鞋，朝着第一只鞋子掉下的方向使劲扔去。看到了这一幕的人甚是奇怪，就问他为什么这么做。甘地说：如果有人正好从铁路旁边经过，他就可以捡到一双鞋，这或许对他就是一个收获！

　　是的，这就是甘地，他给了自己扔鞋子的选择，也给了别人捡鞋子的机会，而大多数人都只会抱着没有用的鞋子，两头懊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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