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费希特

　　时间过得真是快，眨眼之间，陈寅恪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五十个年头了。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建立期的那代学人的代表人物，他在1969年的作别尘俗意味着一个时代的逝去，他那沧桑的背影，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如果上溯到1927年，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殇的那个年份，过去了已经有四十二年。当初，借悼念王国维之死，陈寅恪撰文《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称：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段话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学术精神”的要义和精华所在，陈寅恪将思想与学术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强调追求真理是学者的本分，而自由意志、独立精神又乃学知识、治学问、求真理的根本所在，真有所谓“吾侪所学关天意”的意思在。我曾指出过，歌德当初是以维特之死来实现他的“文化假殉”，但对王国维、陈寅恪来说，却是“文化实殉”。这也正如陈寅恪所揭示的那样，王国维的价值就在于超越了个体生命的意义，“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成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追究其原因，乃在于“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运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殉道之说，乃有了更为落实的根据。在这里，陈寅恪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就是中国文化面临的乃是数千年不曾有过的大变化、大劫难，所谓文化所化之人，即文化承受者，抽象的文化纲纪需要由具体的文化承受者来标示，所以王国维这里的形象和代表性意义就绝对非同一般了。“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或与“不自由，毋宁死”之表述有关，此乃美国人亨利1775年3月23日在殖民地弗吉尼亚州议会演讲中的最后一句名言，陈寅恪留美时代未必不知之。而“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这里表述的内容，虽然还是传统的对于“士”的概念，但其意思却绝非传统的，传统强调的是：“师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艺教民。”（《周礼·司徒》）或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但很少有提到“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更不要说什么发扬真理了。但这却可以在德国哲人那里找到相类似的资源，费希特就说：“我的使命就是论证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运都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的影响却无限伟大。我是真理的献身者；我为它服务；我必须为它承做一切，敢说敢做，忍受痛苦。要是我为真理而受到迫害，遭到仇视，要是我为真理而死于职守，我这样做又有什么特别的呢？我所做的不是我完全应当做的吗？”费希特这里表达的意思，不仅是为了发扬真理，而且是要为真理献身，个体渺小，然而生命伟大。这些西方思想资源聚集在一处，则融汇为现代汉语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经典表述之后凝练而出，可见陈寅恪善于“化盐于水”，妙用外来资源，符合他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基本立意。

　　陈寅恪进而指出：“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如果说前者是以王国维为缘起而阐述现代学术精神，这里就是以学者形象的塑立来标示其对学术风气的影响，甚至更进一步将其提升到关系民族盛衰的高度，这就与费希特强调的“学者就是人类的教养员”有异曲同工之妙了，不过费氏立论更具普遍意義。以陈寅恪之涉猎广博、好学深思，他不太可能不知道身为柏林大学首任校长的费希特，阅读他的相关著作也是情理中事，只不过他不留下明确的印记罢了。

　　《论学者的使命》以一种昂扬的姿态确立了德意志民族的学者使命的承当，那个时代，也是德意志民族的危难时刻，我们还需要了解费希特还同时作有《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还有《知识学》。既有面对全民族的国难兴邦的处境艰难，也有对学者阶层的明确使命承担，这才是费希特的人格和风襟。考察陈寅恪的风骨，其实也约略近之，他正是以坚毅的姿态写下了新时代的学者使命的确立，《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具有标志性意义，所谓“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昔元裕之、危太朴、钱受之、万季野诸人，其品格之隆污，学术之歧异，不可以一概论，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观念，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此处将学术独立和国史存灭紧密相连，正可见出其高见卓识。一时代有一时代之使命，承担此使命而卓立于世者，可谓时代之子，费希特和陈寅恪都是这样承担时代使命的精神巨子。费希特毫不犹豫地指出“学者就是人类的教养员”，他要求学者不但要能“在一切文化方面都应当比其他阶层走在前面”，而且“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学者应当树立起与普通人一样的最终目标，“提高整个人类道德风尚”。事实上，费希特确实也是殉道了的，在柏林大学首任校长任上爆发了1813年的柏林保卫战，当时城内挤满伤病员，费希特夫人为护理伤病员不幸染病，并传染给了费希特，最后两人一起病逝，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殉道，时代精神正是在其体现者的身上才折射出灼灼光辉。他的校长就职演说以《论学术自由唯一可能受到的干扰》为题（1811年10月9日演说，1812年1月7日在柏林出版），其锋芒所向，直指政治势力；但他并不仅是简单地反弹琵琶，他同样也意识到彼此间的互动张力，他曾特别强调教育在国家复兴中的重要作用。而早在1807年12月13日至1808年3月20日，费希特每星期日在柏林科学院的大礼堂，进行他震撼历史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连续十四次。相比费希特的慷慨激越，陈寅恪更以沉默低调的学术行动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1942年，陈寅恪撰《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其中说：“先生讲授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辍。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孰得孰夫，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呜呼！自剖判以来，生民之祸乱，至今日而极矣。物极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阴森惨酷之世界而为清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丧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这里与其说是在表彰杨树达的学人精神和勤苦努力，不如说是在坚定执着地重申自己的信念，是在为自己书写一部可歌可泣的学人忧患史，“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诚哉斯言，学者的使命，就是要著书立说，以纸上的功名来承担人间的职责，进而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这就更是将学人的功用提高到一个很高的层次了，世局移易与学术趋向有关，真是“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虽起于“青萍之末”，而见之于“死水微澜”。

　　陈寅恪并不缺乏世界眼光，譬如他就曾批评当时的中国学界谓：“国人治学，罕具通识。”隐含之意，自然是外人往往是具备通识的，至少就西方学术的大师级人物来看，哪个不具备人类文明史的整体意识，论学讲究“宏大叙事”，就是像黑格尔这样坚持“欧洲中心论”的人物，也对东方知识细加论列，看看他的《哲学史演讲录》就可以知道了。费希特宣称：“我认为人类的使命在于促进文化的不断进步，在于使人类的一切天资和需求获得同等的不断发展；在人类社会里我赋予研究这种进步和同等发展的阶层，以很光荣的地位。”这里，费希特给人类确定使命，定位则在促进文化进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抽象的概念，但却具有普遍性意义。而陈寅恪在悼王国维时强调“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这里的古今仁圣，肯定包含了中外古今，是一个有普适价值的概念。他心中作为模范标尺的，恐怕也一定有他两度留德，心中相当熟悉的德国古典哲人与诗人。或者，更能表达他对王国维情谊和文化通感的，是那首《挽王静安先生》：

　　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

　　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

　　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

　　赢得大清干凈水，年年呜咽说灵均。

　　这首诗将王国维标定为“文化神州”，可见其在陈寅恪心目中的地位，而更重要的是，诗中表明的对“道”的寻求和认同，更有一种普遍性的价值。陆九渊谓：“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甚或是，“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正可谓形象地概括出了费希特与陈寅恪的这段“思想因缘”。陈寅恪青年时代两度留德，宁可不去哈佛当老师也要去柏林做学生，不求虚荣，不谋学位，一心苦读，其深受德国学术与精神之影响也必，或谓其受兰克史学影响，或称其与赫尔德文化民族主义有关系。其实，这方面还有很多内容可以开掘，与费希特的关联也可为其中一例。德国学术乃近世世界学术与思想中心，大师、巨子层出不穷，古典时代的天才接踵而来，留德一代可谓得风气之先，蔡元培、马君武等人均有名言表示膺服，而陈寅恪自然也不例外。考察此一种精神联系之渊源，对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学人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具体做法则大有启迪示范之功效。

　　叶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