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蝴蝶的舌头》中的矛盾看当时西班牙社会

　　本文通过分析小说《蝴蝶的舌头》中的矛盾，来看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时期，和内战前后的社会变化。小说通过人物的刻画，和人物间关系的变化，体现出社会的动荡对人们生活的巨大影响。

　　《蝴蝶的舌头》是西班牙当代作家马努埃尔.里瓦斯的作品。这位作家于1957年出生于西班牙西北部的加利西亚自治区，被视为加利西亚现代文学史上革命性的作家。他创作领域很广，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和电影剧本，获得了很多文学和艺术奖项。出版于1996年的短篇小说集《亲爱的，你要我怎么做？》荣获了西班牙国家小说奖、多伦特.巴耶斯特奖，其中《蝴蝶的舌头》是里瓦斯最著名的短篇小说。

　　这部小说的主角是小男孩“小麻雀”与格里高利老师，两人出于对大自然和昆虫的共同兴趣而建立起友谊，但这种友谊却在1936年夏天的西班牙内战中遭到了瓦解，小说深入地刻画了西班牙内战前夕的恐怖氛围，及人们面对死亡时的恐惧、无助、怯懦和盲从。王安忆先生曾经说过，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这部短篇小说的闪光点在于，在其简短的篇幅中，向我们展示了各式各样的矛盾，在这些矛盾中，有些可以调和、化解，有些却愈发尖锐，甚至导致了文章最后小镇的居民大骂老师，孩子们也向老师扔出了石块，而这些矛盾共同的背景就是1936年爆发的西班牙内战。

　　1 师生之间的矛盾

　　师生矛盾是这部小说最主要的矛盾。在小说的开始，有很多的描写是关于主人公“小麻雀”开学前对学校的恐惧。“小时候，学校就是地狱，学校两个字等于空中飞舞的藤条。”父亲不停向他诉说曾被老师打的痛苦学校经历，村子里的孩子甚至为了逃避上学逃到附近的山里去……这一切都使这个孩子对于老师充满了恐惧，而这种煎熬终于使他在开学的第一天，在老师点到自己名字时候吓尿了裤子。然而这种师生矛盾却在格里高利老师慈爱温和的教学态度，文明现代的教学理念，生动有趣的教学内容中彻底改变了。在课上，老师为孩子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孩子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鲜的养分，知识让他更好，更正确地认识这个世界；在课下，师生一起在大自然中探索，共同见证这个世界的美好，会像老朋友一样一路唱歌回家。老师除了很有教学方法地把知识传授给孩子们之外，还把自由、民主这样的共和理念传播给大家。

　　教育，是《蝴蝶的舌头》这部小说的主题之一。小说背景是西班牙内战（1936-1939）前夕，格里高利老师是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派到这个小山村的老师。在1931年4月14日，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建立，共和国成立初期，西班牙人民生活水平很低，国家的文盲率很高。在共和国建立之前，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存在感很低，国家基本上是由天主教教会实行宗教化的教育。共和国试图在西班牙实现民主自由，教育和进步，在其实行的诸多改革中，教育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在教育场所方面：加紧学校的建设，国家计划逐步建立27000所学校，市政府中也专门设置场所作为教学之用，在一些偏远的村庄，甚至墓地的停尸房也被开辟为临时学校。在师资方面：努力增加教师的人数，并提高教学质量。政府鼓励许多女教师在家里授课，给予她们一定的资助。提高教师的工资到3000比塞塔，政府派遣专门的督导，为教师提供培训。对于老师的培养，要求在进入师范院校之前，必须完整地接受过中学的教育，这些未来的教师们在师范院校学习教育方法，在其毕业的最后一年，可以进行带薪的教育实践。在教育理念方面：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鼓励学生到大自然中实践，来学习自然科学。在课堂上，也不是像过去的天主教教学一样，仅仅通过一些单调的唱诗死记硬背，而是让学生们积极参与课堂讨论。根据学生的能力、学习态度和爱好进行教育，而不是根据他们的经济状况。女孩和男孩们在一起上课，受到平等的教育。

　　共和国这些全面、系统的教育改革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例如，从1931年到1935年，西班牙老师的数量从37500增加到了50500。但改革却引起了社会权利阶层和天主教会的敌意，在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弗朗哥主义者认为教育是共和国的“盾牌和保护伞”。在弗朗哥上台后的一系列谋杀、残酷和恐怖背后，是这位独裁者根除共和国时期所有教育和文化政策的决心。1937年，当时的中、高等教育部部长José Pemartín曾宣称：“很可能75%的教育人员已经叛变了我们国家的事业，一些人是很公开地，而另一些则是背地里，而后者更为危险……大规模清除这些教育人员势在必行。”在有资料记载的九个省，被处决的老师大概有250人，54所共和国创立的中等公共教育机构被关闭。25%的老师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镇压，10%的老师被终身取消了教育资格。在巴斯克地区和加泰罗尼亚，所有的公立学校老师都被开除，这些老师要想重新取得任教资格，得经过漫长的申请程序。

　　《蝴蝶的舌头》中的格里高利老师就是第二共和国时期老师的典型代表，老师来到“小麻雀”居住的这个小村庄，他用自己的慈爱赢得了学生们的喜爱，他的授课生动而丰富，“老师走向世界地图，大家目不转睛，似乎雷克斯影院的大屏幕亮了。我们感受到印第安人第一次听马嘶和火枪时的恐惧；我们坐在迦太基汉尼拔的象背上，翻过阿尔卑斯雪山，前往罗马；我们拿着石头和棍棒在蓬特.桑帕罗与拿破仑军队作战。战争不是唯一的话题。我们在因西奥的铁匠铺里打造镰刀和犁耙；我们在普罗旺斯和比戈海边谱写情歌；我们修建光荣之门；我们种植来自美洲的土豆；土豆瘟疫后，我们移民去了美洲。”从这些片段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格里高利老师的魅力，枯燥的世界历史在老师的讲述中充满了想象力，就如同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娓娓道来。在欧洲，西班牙在长期处于落后的地位，这和整个国民的闭塞和文化水平较低有很大關系，而就如我国当代思想家任继愈先生所说的，“史学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是国家兴亡之学，民族盛衰之学”，格里高利老师应该也是希望自己的学生们能够开拓自己的眼界，更好地认识自己和自己的祖国。

　　老师在自然科学方面对学生的启迪更是打开了孩子们心灵的大门，“黄足豉虫发明了潜水艇；蚂蚁种蘑菇，像人类饲养奶牛一样饲养蚜虫；澳大利亚有种鸟，用植物色素提取染料、将小巢装点得五彩缤纷。它叫园丁鸟，名字我永远不会忘记。雄鸟吸引雌鸟时，会在新巢里放一株兰草。”所有微小的细节在老师的讲述中都变得令人惊叹，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都值得人们的探索和关注，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小细节，体现出自然界蓬勃的生命力和格里高利老师对生活的热爱。

　　根据传统的教学观念，比如美国的社会教育学家沃勒认为，教学活动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活动，师生关系是一种“统制-从属”关系，所以师生间是存在着潜在的对立情感。而这种师生对立关系在20世纪初经济和教育都相对落后，且受到天主教影响极深的西班牙社会尤为明显，所以才有了小说开头的有关“小麻雀”及其身边的亲人朋友对学校的恐惧、厌恶，甚至痛恨。但这种传统的师生矛盾在书中两位主人公身上完全化解，体现出和谐友好的一面。然而，好景不长，小说的结尾却在“小麻雀”和其他孩子们追赶着抓走格里高利老师的卡车，一边大骂，一边向老师扔掷石块的场景中结束，老师的一切努力，因为社会的动荡而付诸东流，只在孩子尚未成熟的心智中留下了一些浅浅的痕迹，比如最后小麻雀下意识喊出的那几个有关鸟类和蝴蝶的单词。

　　2 家庭矛盾

　　除了最主要的师生矛盾，“小麻雀”家内部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其父母的意识形态上。母亲是坚定的天主教徒，因为共和党人与教会为敌，所以母亲非常反对第二共和国；而父亲是共和党人和无神论者，他对于和他意识形态相同的格里高利老师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感谢，并亲手制作了一套西装送给老师。父母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经常吵架，但又因为亲情而在某种程度互相理解和妥协。比如“小麻雀”在问妈妈是否爸爸是无神论者时，妈妈一口否决了，她假装对丈夫无神论者的事实视而不见；而父亲在一次争吵中指责母亲之所以反对共和国，是受到了神父的蛊惑，母亲立刻反驳说自己去教堂是为了祈祷，父亲说：“你是，神父不是。”实际上父亲认清了神父的本质，在对宗教进行嘲讽的同时，其实对于妻子的宗教信仰是保持宽容的态度。在内战爆发后，国民警卫队控制了政权，父亲一下子在精神上被彻底击垮，这时母亲在家里做主，她把爸爸带到教堂去做弥撒，烧掉家里的报纸和书，把父亲和孩子带到押送共和党人的市政厅前，让孩子和丈夫大骂被抓的共和党人，来和他们划清界限。父母之间的矛盾和家庭关系中的地位的变化正是社会的缩影。

　　母亲是这部小说中的重要人物，是当时西班牙社会妇女的典型代表。西班牙女性在天主教的影响下，从小在家庭中就属于从属的地位，多数都受教育程度很低。比如小说中一个细节，是关于土豆的讨论，当“小麻雀”在吃饭时告诉妈妈，土豆来源于美洲时，妈妈大感诧异，她说：“我们这一直有土豆啊。”这时，“小麻雀”清楚地意识到，老师教过的世界大事连母亲都不知道。还有一个情节，“小麻雀”和妈妈说老师在课上讲蝴蝶也有舌头，是螺旋形状的，又细又长，他问母亲是否真是这样。母亲毫不迟疑地回答说“老师说有，就是有。”从这个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母亲在意识形态和宗教理念上都不同意老师的观点，但长期的父权社会的影响，使她缺乏主见，迷信权威，她认为老师教授的知识毋庸置疑，一定正确。

　　在第二共和国成立之前，女性社会权利很低，比如不被允许签署合同等。1931年公布的共和国宪法在司法上给予女人和男人一样的权利，允许女人有投票权，可以参加选举，女性可以离婚。1932年2月11日宣布的离婚法结束了1889年民法中的婚姻条例，在离婚法宣布以前，西班牙妇女只有在丈夫死去后，才可以解除婚姻关系。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权利其实并不是由大规格的女权运动和斗争取得的，而是由一小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女性和一些进步的政治家，特别是来自社会主义政党的政治家所施加的影响而取得的。所以在长久受到教会影响的妇女中其实并没取得太大的响应，甚至多数的妇女认为这是一种对上帝的不敬，正如小说中“小麻雀”的母亲一样。男性仍旧在公共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敢于在父权制社会发声的女性非常少，且被很多人诟病。左派和右派对于女性解放的态度截然不同：女性独立在左派力量控制的马德里、巴塞罗那基本得到承认，但右派基本不赞成女性独立，这种矛盾在远离大城市的村镇就更为尖锐。但无论如何，1931到1936年，女性与以往相比，已经前所未有地在政治和社会上被动员起来，她们参加选举，工会，游行和接受教育，大批的女性开始接受小学教育，小部分接受到大学教育。

　　第二共和国时期的妇女解放除了体现在政治，教育领域，还体现在劳动领域。更多女性开始离开家庭，参与社会劳动，特别是在纺织，裁缝，食品，烟草等行业。参加工会的女性人数越来越多，女人们开始积极参与工人运动，比如在1932年97.1%的女工參加了罢工，而男性工人的比重是95.2%。随着女性越来越多地接触政治，她们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组建和参加不同的政党和组织，几乎所有的政治组织和工会都成立了专门的女性组织：比如1936年成立的自由女性组织（Mujeres Libres），它致力于消除女性文盲和发展女性教育，后来成为了女性和女权运动的重要力量；再如1933年成立的左派反战，反法西斯政党AMA（la Asociación de Mujeres Antifascistas反法西斯女性协会）等。甚至连右派和长枪党也成立了自己的女性组织，如后者建立的Sección Femenina（妇女小队），在弗朗哥上台后一直致力于在女性中宣传长枪党政治原则和独裁的理念。30年代的报刊杂志中开始出现并宣扬独立的城市中产女性形象，比如《黑与白》杂志等。

　　在《蝴蝶的舌头》这部小说中，母亲的形象并不是独立女性或女性解放的代表，这也与她生活在加利西亚小山村的身份相符。母亲与父亲的意识形态的矛盾也是西班牙内战的爆发前夕的真实体现，西班牙社会矛盾重重，在国家层面表现为政府内部左右翼份子互相攻击、保守势力的军人和宗教人士对执政的共和主义者的不满，国际势力的干预，这些矛盾和不满不停积累起来，终于在右翼军人的策划下走向武装斗争，引发了长达3年的西班牙内战。甚至在很多的家庭内部，无论是夫妻，父子，兄弟之间，都存在着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西班牙内战也以交战双方虐杀战俘闻名，士兵外的平民也常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而互相杀害。可以说，西班牙内战是一场西班牙民族骨肉至亲相残的悲剧，它使得整个民族身心都饱受摧残，甚至在内战结束的很多年后，人民的生活都被恐惧所笼罩。

　　在小说中有一个场景是在格里高利老师的课堂上，老师让一个同学朗读一首诗歌，当同学开始读第一行诗句时，老师打断了他，问这位同学诗名和作者，这首诗是安东尼奥.马查多的《童年的回忆》。马查多是西班牙“九八年一代”最著名作家之一，他的诗歌主题多数为土地，风光和祖国，充满了象征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他和格里高利老师一样，在共和国时期积极推动西班牙的教育事业，在马德里卡尔德隆学院和塞万提斯学院任教。后来弗朗哥执政后就被迫离开祖国，流亡法国。小说中引用他的诗歌片段如下：

　　冬日里一个阴冷的

　　下午。学生们

　　在学习。玻璃窗上，

　　雨声单调。

　　这是课堂。挂图上

　　是逃跑的该隐

　　和死去的亚伯。

　　亚伯躺在鲜红的血迹旁......

　　诗里提到了《圣经》中的两个人物：该隐和亚伯，他们是亚当与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先后生下的一对兄弟。兄长是该隐，大成了农夫；小儿子是亚伯，成了牧人。该隐拿地里的农作物献祭给上帝，而亚伯则献祭了自己养的羊。上帝比较喜欢亚伯的供品，而没有接受该隐的，该隐于是嫉妒甚至痛恨他的弟弟，最后把亚伯杀了。兄弟相残是西班牙内战的隐喻，该隐和亚伯是因为谁更受到上帝的青睞，而西班牙民族是由于各自追求不同的意识形态。在内战中至少50万人死于战场，或被屠杀、暗杀，这还不包括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的人们；战后20万人作为战犯被拘禁，集中营人满为患，有的人就此被关押了25年，有的人等执行死刑等待了一年多，每天都可能是自己人生的最后一天。在内战中，没有胜利者，就像该隐虽然杀了自己的兄弟，他也受到了上帝的惩罚，土地不再为他出产任何东西，他将成为流离飘荡的逃亡者，过着孤独的流浪生活。而西班牙内战的幸存者们在战后面对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工业、基础设施、交通和房屋都遭到严重破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经过了将近二十年的发展后，才恢复到1936年的水平。

　　《蝴蝶的舌头》这部小说是马努埃尔.里瓦斯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曾被改编成为电影，也在西班牙乃至世界范围内广受好评，这部小说让我们对于第二共和国时期，和内战爆发前夕的西班牙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这部小说人物关系简单，但每个人物都刻画得非常细腻，除了人物关系之间的矛盾，还有人物本身的矛盾，比如格里高利老师虽然是位知识渊博的谦谦君子，但外貌上却非常丑陋，“小麻雀”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他有一张蛤蟆脸。在小说的整个氛围上前后也存在着矛盾，小说的大部分篇幅是一副田园诗般美丽的西班牙乡村景色，然而在结尾处这种宁静却被打破，空气中充满着恐惧和不安，人群先是死一般的沉寂，然后变得歇斯底里，甚至连幼童也采取了暴力手段来攻击自己曾经爱戴的老师。这种氛围的转变意味着共和国时期无数向往民主、进步的努力基本上都付诸东流了。

　　钟盼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