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与中国革命

　　1 托洛茨基与托洛茨基主义

　　托洛茨基主义是由前苏联革命家列夫·托洛茨基（1879-1940）创建的思想体系，在20世纪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区别于以列宁主义为代表的20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托洛茨基主义属于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中的极左派别（又称“托派”）。经典的托洛茨基主义理论也称为“不断革命论”，在托洛茨基1906年服刑期间写作的《总结与展望》一书中首次完整提出。总结起来，“不断革命论”大致有如下三个观点：

　　第一，否认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存在界限，主张由推翻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立即过渡到推翻一切阶级压迫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的斗争，将使革命“成為不断革命、不间断的革命”。

　　第二，认为农民作为小资产阶级的落后性使他们不可能成为革命的依靠力量，反对实行工农联盟；主张在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由工人阶级单独专政；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工农矛盾将上升为对抗性矛盾。

　　第三，否认在一国率先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认为“不可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种建设将是“反动的”、“乌托邦的”。认为一国（特别是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只能维持暂时的专政状态，如果没有先进国家取得胜利的工人阶级的帮助，那么新确立的一国无产阶级统治将在各种国内外矛盾（包括外敌入侵、农民反抗和官僚化褪变等）中被牺牲掉。进而，无产阶级需要的不是“一国社会主义”，而是“世界革命”。

　　这些观点后来经托洛茨基及其他托派理论家的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完整而复杂的体系。

　　自1897年参加革命后，托洛茨基曾成为列宁短暂的同路人，并为列宁主持的《火星报》撰稿。但自1903年俄国党内发生“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分裂后，他与列宁分道扬镳，先是成为孟什维克的重要成员，又脱离孟什维克成为“中派”代言人。此后，他与列宁时而合作，时而对立，始终保持着距离。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他才转变自己的立场为支持列宁，并正式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胜利后，托洛茨基成为俄共党内举足轻重的领袖之一，他与列宁等人在观点上的分歧也再次暴露。1924年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与继任的党领袖斯大林发生了激烈的理论冲突和权力斗争。1927年，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1929年，他被逐出苏联，此后在土耳其、法国、挪威、墨西哥等国逗留漂泊。1940年，托洛茨基在家中被人杀害，享年60岁。

　　2 托洛茨基主义在中国的产生、发展

　　上世纪20年代，苏联国内发生了尖锐的党内分歧，联共中央的“少数派”托洛茨基派向“多数派”斯大林派发起了从革命理论到革命实践再到权力分配等的全面挑战，引起轩然大波。不少中国留学生当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目睹和参与了这一苏联党内冲突的过程，受其影响，也产生了支持托洛茨基和支持斯大林的不同派别的对立，形成了最早的“中国托派”。

　　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使接受共产国际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遭到了惨重损失，也为托洛茨基攻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提供了最佳机会。一些中国留学生出于对大革命失败的激愤和困惑，加之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政策的不满和失望，纷纷转向托派，不少人由此成为坚定的托洛茨基主义信仰者，及日后中国托派的核心骨干。

　　1927年12月，所有加入托派的中国留学生被遣返回国内。1928年12月，中国托派的“一大”在上海秘密，建立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称“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性质是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派，并在各主要城市建立支部。从1928年到1931年间，中国托派发展出四个主要的组织，创办了《我们的话》、《无产者》等报刊，并吸引了陈独秀、彭述之等中共元老加入。根据托洛茨基，中国托派形成了自己关于中国革命前途与道路的理论与纲领，大致可总结如下：

　　第一、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任务已经结束，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已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十月革命”为榜样）；

　　第二、在大革命失败后到第二次革命高潮到来之前，共产党只能以城市为中心开展和平斗争，即为召开“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无记名选举的国民会议”而奋斗。经过长期斗争，积聚力量，创造时机，依靠工人阶级，最后一举发动城市暴动，夺取政权；

　　第三、反对共产党把工作重心转向农村，认为中共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是“反动的”、“盲动的”和“机会主义的”。认为中共由于与农民的密切联系，已经从工人阶级的政党堕落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政党。

　　1931年5月，在托洛茨基的过问下，中国托派的四个小组织在上海举行统一大会，成立了统一的中国托派组织，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并选举了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央委员会，全国有托派党员约500人。不过，统一大会并没有为中国托派带来统一和力量，大会之后的数年内，中国托派因不断发生的被捕、叛变、内部分歧和权力斗争而四分五裂、相互敌对。他们成立了组织，却没有组织纪律性，分分合合，自由进出；他们反感于共产党内“正统派”对“反对派”的“专断打压”，却又不能接受“反对派”内部不同于自己的意见，动辄与有分歧的同志“划清界限”。各个托派“山头”都以自己的观点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正统”代表，而以托派内部其他观点为离经叛道。因此，尽管得到了托洛茨基多次亲自指导和督促（通过书信等），中国托派却始终都没有真正团结起来，也没有真正参与过多少实际的革命运动，而是将多数时间耗在了打口水仗和处理内部分歧上。

　　3 中国托派在抗日战争中的主张及最终失败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托派围绕如何看待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以及如何制定托派自己的行动策略发生了新的分歧。其中，陈独秀思想转变，主张放下派别成见，与各爱国力量一起联合抗日，但遭到托派中其他人的反对。最终，陈独秀被开除，二者分道扬镳。抗战期间，中国托派中主流的观点有两种：

　　第一种较为温和，认为中国抗战是“进步的”，对抗战持“保卫主义”策略。拥护抗战，但重点放在准备“推翻国民党政权”上，即用战争来引发革命。因为国民党不可能坚决抗日，只有把腐朽的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推翻掉，才可能进行真正民族的、彻底的反侵略战争（所谓“攘外必先安内”）；

　　第二种更加激进，认为中国抗战“自始即没有客观的进步意义”，对抗战持“失败主义”策略。在这一观点看来，民族的战争从根本上就是反动的，“无论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爱国主义都是反动的”。因而，托派认为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就是对无产阶级利益赤裸裸的背叛和出卖；不但对国民党要坚决反对，对中共也要揭露和反对。

　　可见，这两种观点虽然各执一词，但在攻击国共合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则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主观上的“革命”和“彻底”，却在客观上起到了破坏抗战、破坏国内团结、为侵略者张目的作用。正如陈独秀当时所说：“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史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到了回声”，“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托派在当时已经完全脱离了大多数群众的实际情况而陷入了一厢情愿的革命臆想中，他们也注定会被群众和历史抛弃掉。

　　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国托派的理论和实践遭遇了重大失败。此时，托派在人员和组织上也相当无力，整个上海的托派只有几十人，其他城市里更少得可怜。不久后蒋介石撕毁和平协议，解放战争爆发。中国托派此时持和平主义立场，把国共两党一起谴责，并且将战争的性质定性为“农民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他们认为，中共代表农民阶级所进行的战争虽然是“进步的”，但“不是革命的”，只有坚守城市的托派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斗争要求：“我们的工作不在参加进步一边的内战，也不是跑‘解放区，而是留在城市做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工作。”同时，托派错误地断定中共不可能战胜国民党（中共的根基在农村，而落后的农村不可能战胜先进的城市），因此，他们要求群众“寄希望于城市革命而不应寄希望于中共战胜”。基于这些判断，托派在解放战争期间继续不遗余力地批判和攻击中共的各项政策，认为中共是假革命、真反动；尤其攻击中共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新民主主义道路”，认为这是出卖工农利益而向资产阶级做妥协。进而，他们呼吁群众擦亮眼睛，独立思考，不要被中共的外表迷惑，抵制“新民主主義”，并在托派的领导下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托派日益感到自己的失败可能到来。1948年9月和1949年4月，托派内多数派（此时约300人）和少数派（此时约100人）急匆匆地成立了独立政党——“中国革命共产党”和“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加紧进行反共破坏活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托派两个政党都将自己的中央机关迁往香港，同时在大陆建立潜伏组织，通过香港总部向大陆人员发出指示。逃港之后，中国托派又创办了《新方向》、《叛逆者》等杂志，对新中国的各项政策横加指责，并就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继续进行宣传鼓动。

　　在大陆，残留的托派分子混入党、团和各种群众组织之中，以极左的立场在群众中挑起对共产党执政及政策的批评，煽动工人罢工、群众闹事，破坏社会稳定。1952年12月22日，毛泽东主席下令全国统一行动，对托派分子进行大清理。一时间，所有在陆托派组织遭到取缔，所有在陆托派分子逮捕入狱，其中的骨干成员分别被判处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曾影响一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在中国大陆从此销声匿迹。

　　4 结语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之一，理论必须要联系实际、付诸实践，能成功指导实践，才能被称作是科学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早期，由于照搬照抄俄国革命经验和盲目服从共产国际指示，曾犯过严重的错误，并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挫折。后来，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带领下，经过全党共同努力，中国共产党创生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从此找到了通往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并最终在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而以“不断革命论”为主要观点的托洛茨基主义，虽在传入中国的初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力，甚至吸引了陈独秀等人的加入，但始终因脱离中国国情、照搬理论教条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毛病而难以真正解释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最终走向反动和破产。就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迁居香港的中国托派中央机关也遭到了港英当局的搜捕和破坏，不少领导人逃亡海外，还有一些成员申明退出。此后，托派的力量大大削弱，影响力日益式微。截至目前，只有数量极少的托派成员还在香港活动。这正是任何一个教条主义的理论的结局和下场——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

　　作者简介：高翊凯，1993年生，男，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专职教师，助教，哲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