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人来说,监狱不是一个美妙的去处,但也未必就不是一个好去处。
1717年5月的一天,23岁的法国青年阿鲁埃在王宫的花园散步,碰到了摄政王奥尔良公爵。此前,这个不引人注意的公证员的儿子,刚写了一批讥讽摄政王的诗。
“阿鲁埃先生,”摄政王说,“我打算让你看一样你从未见过的东西。”
“是什么?”阿鲁埃问。
“巴士底狱的内墙。”
第二天清晨,青年阿鲁埃在睡梦中被警察捕去,直接投入了巴士底狱,并在狱中生活了近一年。其间,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剧本《俄狄浦斯王》,在巴黎连续上演了四十五个晚上,引起轰动。在这部剧中,他首次使用了“伏尔泰”作为笔名,这来自他故乡一座城堡的名字。这次入狱,为他赢得了“法兰西最优秀诗人”的桂冠。1726年,伏尔泰又因与贵族军人德·罗昂的矛盾,再一次被投入巴士底狱。出狱后,伏尔泰被驱逐出境,流亡英国。经由两次监狱的洗礼,一个引领时代潮流的启蒙斗士诞生了。
在东方,1919年6月8日,《每周评论》第25号上发表了一篇署名“只眼”的不足百字的小文章,题目叫《研究室与监狱》,文中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这位“只眼”先生,就是“五四”主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陈认为,“五四”特有的精神有二:一是直接行动;二是牺牲精神。他也是这么干的。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像学生一样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后被抓进了北洋政府的监狱。陈被捕后,社会各界纷纷营救。身在上海的孙中山在会见北京政府的许世英时说:你们也不敢杀死他。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着做吧!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
1932年10月,在国民党巨额悬赏多年后,陈独秀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国民党各界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严惩,共产党也发表消息,骂他为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作为党国要犯,陈被押赴南京接受审判,在沪宁道上,他从容依旧,酣然入睡。
陈被捕后,爱因斯坦曾给蒋介石拍来电报,称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而不是扫帚星,更不是囚徒,请求予以释放。蒋却无动于衷,说:“独秀虽已非共党之首领,然近年共产党杀人放火,独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
1933年4月14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审陈独秀,陈“态度安闲,顾盼自若,有时且隽语哄堂”。在法庭上,审判长认为“托派(指陈独秀)”和“史丹林派(指中共)”主张虽有不同,但都是危害民国。
陈说:“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
名动一时的章士钊大律师免费为他辩护:“……托派多一人,即史丹林派少一人,史丹林派少一人,则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为用,谓托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托派有功于国民党也。……”
陈独秀立即起立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辩诉状》为根据。”
胡适虽与陈独秀政见不一,时有争论,但在新文化运动中,两人却站在一条战线上,时称“陈匪独秀胡适之”,陈胡并举,且有双关之意。陈入狱后,胡适多次从北京来,送来吃的、用的和书籍。一次,胡适路过南京,来信说:“不及看望。”陈大发脾气,颇有绝交之意。陈曾托胡适设法把《资本论》译成中文,胡适认真操作,不久来信报告进展情况,叫他放心。在押期间,《独秀文存》第九版出版,蔡元培居然为这个在押犯写序。
有必要提一句,国民党的老虎桥监狱条件还算不错,可以看书,可以会客,陈独秀也就真的将监狱变成了研究室。他在牢房里摆了两个大书架,上面堆满了经史子集。
南京沦陷前,陈独秀被提前释放。此后,他拒绝了民国政府劳动部长的职务,拒绝了蒋介石出钱让他组织“新共党”的要求,拒绝了胡适让他去美国的邀请,拒绝了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的建议,同时也拒绝去延安。在武汉时,董必武曾前去拜访,并对他说:“鄙人受中央之托,专程而来,欢迎你回党工作。”要求他写个书面检讨。陈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后来,他长期隐居在四川江津,转向对自由主义的研究和对斯大林的反思。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国难深重、颠沛流离之中病逝。
关于陈独秀,章士钊说他回头之草不啮;汪孟邹说他无法无天;胡适说他是终身的反对派;郑超麟说他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鲁迅说他大门上写着“内皆武器,来者小心!”……
他自己说: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对又不错的话;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负责任。
朵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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