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人

　　我要说的这个小镇叫“水码头镇”。是我居住过的一个小镇。不管是我的镇子，还是你的镇子，只要是个正常社会，做人的规矩和路子应该是相通的。谁要是很想做个好人，过正常人的日子，但却总有这个那个困难，没做成。这时候，在我们水码头镇就会有君子或豪杰出来帮助，这些故事就像书签一样，夹在平淡的生活里，随着河水一样的日子流传下来。

　　水码头镇有一条会说话的河。是不是每一条河都会说话，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水码头镇的这条河肯定会说话。我对不止一个人说过：“要是历史会说话，那么，历史的长河就和这条河相通。”反正，我们这条河的波纹里总是夹带着一些我刚才说到那种“书签”，就像夹带着东一片西一片的秋天落叶一样，红红黄黄，日日夜夜在流。平凡人的历史，不是写在书上的那种。是漂流在平凡日子里的这种。

　　因为这条河天天从我的窗户下流过，我和它聊天，聊了很多年。所以，我知道它会说话。或者，就如同学习一门外语，我听那河流的水声听多了，就学会了一些河水的语言。

　　这就让我常常想：等我有时间，我就把这条河说的话，翻译给你们听。我想告诉你们：这条河说给我听的故事，就是我们水码头的人用“书签”标记出的平凡历史。对别人来说，也许可有可无，也不可重复，没有互相学习的可能。但是，它们是好故事，很好听的那种。只不过，虽然是历史，我还得请你们千万不要把我下面说的故事当作“县志”来读；得当诗来读，那才能比较符合水码头镇的河水讲故事时用的语法。

　　我们这条河有个纤丽的名字，但是它对我说：“我不需要名字。大道不言，流行天下。无名为有名之始。我带走的故事，虚而不屈，动而俞出。多闻数穷，全姓‘田园。”我也不喜欢太纤丽的东西，纤丽离田野和乡村有点远，水码头镇是农村，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最西边。住在水码头镇上的街坊居民多半是农民，而住在镇辖区的居民，也基本上全是农民。讲农民的史诗故事，这条河叫“会说话的河”就行了。

　　水码头的农民们种玉米、土豆和毛豆，还养马。夏天，玉米绿成一片，倒映在“会说话的河”里，变成一排一排穿着绿色制服的童子军。秋天的时候，无边的毛豆叶子，全在暖暖的阳光下修成黄冠草服的金色仙子；而金黄色的豆荚，就是想尽法子躲在叶子下，也会被能钻空子的秋风炼成精灵，一碰就逃回大地。有时候，它们一不小心，也会落到“会说话的河”里，滚在河流的韵律中，欲飞欲醉。农民们就会说：“看，我家豆子呼之即出啦，你家马儿也正赶着上膘呢。”

　　我们这一带雨水充足，种什么都长得水灵。虽然有了电视、电脑、手机，农民的生活方式依然是农民式的。男人们大声说话，女人们穿乡里乡气的花褂子。他们只关心收成和儿女结婚，不关心政治。但是如果他们出来投票，那可是举足轻重的一群。在一定意义上，水码头的农民就是农民，可以和中国的农民称把兄弟。他們种田、种菜，造房子，修路，修下水道。在国法、州法之外，有各种自己的道德文章。

　　这些年，“会说话的河”里不时会漂来一个农民兄弟“斯巴克”的故事。斯巴克是我的朋友。用中文词来描述这个人物，最合适的是把两个名词放在一起，各用其中一个词的一半儿。斯巴克，是半个乡坤加半个侠客。前些年，他在“会说话的河”边买了一栋其大无比的房子，高高兴兴地告诉我：“有了这么大的房子，兄弟姐妹们就都可以来快活分享了。”果然，以后一有聚会，大家就都跑到他家去吃吃喝喝。

　　用“大家”这个词，我得加一些解释。并不是所有水码头的人都是“大家”中的一个成员。那样，水码头的生活也就太单调了。水码头的农民大致分成三个宗派，各自生活在自己的组织中，像三个社团。

　　第一派是艾密诗人（Amish）。艾密诗人是极端的自然主义，他们不喜欢现代科学和任何现代科学带来的方便。他们电话不打，电灯不用，汽车不坐，以盖房子、做木工、种田、做甜点心为生（水码头镇上大鹰饭店里的甜点心就是他们做的）。他们人数不多，但是一个抱得很紧的小宗族。想了解他们的生活细节基本不可能。他们的圈子是打不进去的，他们只和自己艾密诗人来往，连他们的孩子都不上公立学校，而上艾密诗人自己的学校。所以，我对他们的了解只限于看着他们的孩子穿着黑衣服，戴着宽沿小帽，坐着马车去上学。

　　第二类农民是主流，他们是基督徒，整日高高兴兴，周末去教堂。自己的小庭院收拾得整整齐齐，亲戚朋友都住在五百里之内，动不动就一起到“吧”里喝啤酒，一喝就喝到半夜。他们很开放，愿意跟所有人交朋友，参加很多公众活动，愿意参与管理镇上事务。比如说，去听政会、拍卖会、看赛马、逛跳蚤市场、送子女参军等等。美国电影里看到的农民多是这一类。所以，他们的故事也不用我多讲。

　　斯巴克属于水码头农民中的第三类，最有趣的一类。这类农民活在“太平天国”时代。他们的人数远比艾密诗人多，但又不属于主流的基督教。他们是“耶和华见证人”教派。他们不过“圣诞节”和其他一些基督教派的节日。与美国频繁的节假日相比，他们一年只庆祝两个节日：结婚周年纪念日和四月的某个星期四。他们多半文化不高，却信仰笃真。这派农民不喜欢科学，也不反对科学。他们坚信出了车祸不能输血。但他们又不像艾密诗人那么极端，他们手机、飞机都用。农民嘛，除了会种地，还得会造房子。种地造房是他们的看家本事。他们一派人不参与政府事务，自成一体，纪律严明，团结一致。他们最自豪的事就是：他们这一派，人多干劲大，三天，就在“会说话的河”边造成一座教堂。他们互称“兄弟”“姐妹”。恋爱、结婚只能在“兄弟”“姐妹”之间浪漫。这就很有点儿像中国的“太平天国”了。他们虽然沒有太平天国的“圣库”，但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却是他们的基本道德原则。这就是为什么斯巴克的大房子是供“大家”同享的。

　　斯巴克对我去参加镇上的公民听政会，很不以为然。他是不去的。自由和道德是上帝给的，听什么人的政？政府管的事都是柴米油盐如何分配，不是他们这派人感兴趣的事。如果成了他们“大家”中的一员，房子他斯巴克都愿意拿出来共享，柴米油盐算什么？

　　我还是去了听政会。“会说话的河”不分宗派，哪家的故事它都讲给我听。

　　我得承认听政会又长又乏味。五个议员耐耐心心地坐在台上，听水码头的人抱怨家长里短，柴米油盐。会上讨论住在“会说话的河”上游的鱼（Mr. Fish）律师开车撞坏自家小楼的事情。

　　鱼律师是水码头镇上最有钱的人，他的妻子是个漂亮的护士，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家的房子总是水码头镇挂彩灯最多的，红红绿绿，像藏在森林里的童话木屋。但是，那年冬天下雪的时候，鱼律师摔伤了腿，不能走路，他的护士妻子就跑到他家另一幢尚未完全竣工的小木楼里，和一个帮他们盖新房子的木匠好了。那木匠年轻，健壮，和护士在新房子的二楼会面。鱼律师腿没好，不能走路，就开了车紧追而去。听见他们在新房子的楼上谈笑，鱼律师气得怒发冲冠，又爬不了楼梯，就把车倒出来，又开得飞快，狠狠地向新房子撞过去。房子的一面墙倒了。从此，护士妻子就再没跟鱼律师和好。

　　听政议员决定：折呈鱼律师，限期把被他毀坏的新房子修好或拆除。因为那倒塌的房子影响了历史小镇的容貌。至于鱼律师的妻子闹出来的离婚案，属于私事。不在“父母官”的管辖之內。鱼律师自己找律师解決。

　　我把听政会上听来的故事告诉斯巴克，想听想他对鱼家是非对错的评论。斯巴克笑而不答。被我问紧了，他说：“鱼律师在这条河边住的时间很长。我们都知道他。他当律师不是为了救人，是为了挣多钱。鱼家的问题不可能在我们兄弟姐妹的家庭里发生。我们不准婚外恋。结了婚，我们就再也不会离婚了。上帝让我们组成家庭，没让我们闹离婚。鱼律师不参加我们这派，他家问题解决不了。”

　　果然，几个月后，第二次听政会又开了。议员们还要接着讨论鱼律师的家庭问题。我又去了那次听政会。鱼家的问题非常严重，案情发展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鱼律师请了家庭律师帮他打离婚官司。鱼律师加上他的律师，两个律师对付一个女护士。女护士在分财产的问题上肯定是吃了大亏。他们住的大房子是婚后财产，本该一人一半分。女护士却只分到厨房和客厅，鱼律师分到两个厕所和四间卧房。按常理，应该两人卖房子，按比例分钱。但女护士不平。

　　女护士什么病人没见过？她外表漂亮，内心却强悍得跟西部牛仔一样。人家就不卖那小半间房。厨房和客厅不卖，鱼律师的那部分也卖不了。

　　这一天。女护士跟自己的木匠男朋友上建筑店里买来几堵防火墙，把厨房客厅与卧室厕所之间相交的过道和一面与卧室共用的墙给封了。让那鱼律师只能上厕所，肚里却没东西拉。鱼律师呆在卧房里空肚子睡觉。听着厨房那边叮叮咚咚的声音，越睡越气。就开始骂人。女护士不搭话，等她的年轻木匠把防火墙一建好，她一把火，把属于自己的厨房和客厅给烧了！年轻木匠是镇上的义务救火员，把火刚好在防火墙前扑灭了，没烧到鱼律师的财产。只是，这下鱼律师的两个厕所和四间卧房也从此废掉了，一分钱也卖不出。

　　在听政会上，鱼律师气得不行，说女护士是故意纵火。女护士说：没有。她是把自己的房子捐给救火队做救火練习房用了，救火队员不是刚好把火扑灭了吗？又没烧到你那一半。

　　议员们一个个像包青天，交头接耳了二十分钟。然后宣布：鱼律师家两栋房子都是当街房，一座倒，一座烧，严重影响历史镇容。责令立刻整容或拆除。两栋破房都是鱼律师名下的财产，鱼律师出钱修缮。女护士和木匠也逃不了责任，捐不住人的旧房子给救火队练习救火，可以。但和邻居的房子之间得有足够的安全距离，镇议政会才会批。女护士的房子和邻居鱼律师的房子之间没有这个最低的安全距离，不符合必要的捐赠条件，镇议政会不批。现在两人已经把房子烧了，救火员从此开除出救火队，他玩忽职守，拿火当玩具。两人得罚做社区服务一个月，限一周内，清除在鱼律师私人财产门前产生的所有垃圾。这种事儿要不惩罚，怎么教育镇上的小孩子学会不玩火？

　　镇上的小孩子一个不傻，立刻发现了火的功能。没两天，斯巴克的邻居家就无端失火了。邻居是个漂亮寡妇，吓得大哭，身上着火了，也不敢冲出火口。斯巴克冲进大火，扛起着了火的寡妇冲出来，扔进流过后院的“会说话的河”里，又冲进去救出寡妇家的狗，抱出一只火狗，也扔进“会说话的河”里。这件救人救狗的事深深地留在了“会说话的河”的历史波纹里。

　　大火之后，那寡妇和狗就住斯巴克家了。房子没了，谁是纵火犯也不肯定，得跟保险公司打官司、要赔偿，一打就是多少年。

　　除了斯巴克的老婆潘对这样的结果有一种说不出口的怀疑，其他人都说斯巴克英雄仗义。斯巴克不多话，自视清高地笑笑，很绅士地说一句：“耶和华说，你要让我幸福，就让我给予。”斯巴克不在乎钱，就要个好名声。他和鱼律师是两类人。

　　可是，没多久，“会说话的河” 传来了坏消息：斯巴克腐败了。一时间，斯巴克的名声在“兄弟姐妹”中坏掉了。

　　斯巴克十六岁就独当门户，自闯天下了。十八岁结婚，娶了二十五岁的潘。怎么结的婚也搞不清。十八岁也就是个能当兵的年龄。到四十岁，斯巴克长得玉树临风，浅黄色的头发，蓝眼睛，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没读过多少书，话也不多。好句子都是从《圣经》上引来的。他坚信的真理全接地气，都是自己悟出来的。十六岁干活，干到四十岁，还有什么农家的“真理”悟不出来？一年到头，脸红得像秋天的红高粱，农村的活儿，没他不会的。那些出去读书，当了教授的；那些当兵打仗，成了英雄的，回到水码头，没有什么衣锦还乡一说。一回来，互相问候一句，第二句就是：“斯巴克怎么样？我这手上有个问题，非得立刻找他帮助。”

　　在斯巴克的正常生活中，充满了“我的车死在路上了！”“我家房子漏水！”“我家电灯不亮，暖气不热！”……这样的电话。谁要给斯巴克打个求助电话，他一定放下自己手里的活，来救你。他没腐败之前，在水码头一带，名声响亮极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敬，无人不爱。在教派里，地位是“兄弟姐妹”的长老。

　　他老婆潘的问题是：过于自以为是。潘生了十一个小孩，个个端端正正，像他们的爸爸。九个女儿，最后，一个接一个生了两个儿子。生小孩之前和生了十一个小孩之后，潘也没大变化。以前粗眉大眼，指挥人，后来还是粗眉大眼，指挥人。饭菜做得也粗眉大眼，冰箱里放着一堆，小孩子、大人和客人，你爱吃不吃，随你。反正你吃了就不会饿死。精致，就不要谈了。家里有牛，有马，有狗，有鸡，全分工承包到小孩子头上。小孩子也没时间讲究。指挥一队小农民，潘在家当然自以为是、指手画脚。立着像个茶壶，坐着像个油桶。

　　只要是个人，他就都有弱点。黄花绿草，大豆玉米，好田好水，挡不住农民搞腐败。斯巴克是个农民。还是个上等农民。书读得不多，但欣赏生活的水平在“茶壶”和“油桶”之上。至少，野菊花的标准总是要的。

　　农民也是人。农民要腐败，多半就是走进了人家的瓜田，采了人家的李。斯巴克在帮助别处的兄弟盖房子的时候，和人家的一个姐妹睡了。把爱情给了不该给的女人。他自己有老婆，再粗，也是耶和华同意的合法夫妻。不得出轨。

　　斯巴克犯了事儿，被取消组织关系一年。在这一年里，一切生活照旧进行，财产也不少一分。但是，所有人都不跟他说话了。那些寻他找他要他来解决困难的电话没有了。他家的大房子门前冷落，无人造访了。他也不准跟任何“兄弟姐妹”说话，见人头一低，像个哑子。开会坐最后，像个犯人。回到家，潘做的粗饭，他照样可以吃，但他低人一等。一家十几个人都和他划清界线，没一个人敢跟他说一句话。好像他是撒旦附身，谁一跟他说活，邪气就会像病毒似的，跑人家身上去了。

　　斯巴克只好坐在“会说话的河”边发呆，叹气。我不是他们宗派组织里的人，我照样沿着河岸走过去，跟他说话。他还要东看看，西看看，周围没人了，才敢对我苦笑一下。话也不敢多说，自己监视着自己。

　　我很同情斯巴克。想想吧，所有的人以前都是你的亲人，人人需要你。突然，你掉进了一口黑井，亲人在井沿上走来走去，说说笑笑，没你的份。你还不能喊“救命！救命！”你成了他们不认识的人，还是个隔离病人。那病是你自己染上的，千万别再传染给别人。你就自己反你自己身体里的腐败吧！

　　水码头的农民没有佛教徒那么有耐心，现世犯的错误，不能等到了地狱再审判，来世再报应。人家是立马审判，速战速决。所有的人都不跟你说话，也不犯法，你生活在一个亲朋好友旋转出来的黑洞里，全是心理压力。这一年，那个羞耻，就跟挂牌子游街一年一个样。

　　斯巴克一腐敗，长老位置从此被拿掉。好不容易等到一年之后，斯巴克西装笔挺，到教堂，从角落坐到了前排，听新长老宣布：他恢复了“组织关系”，重新为人。

　　那天，成百个农民欢天喜地，跟他拥抱，欢迎他洗干净自己，重新回到“大家”之中。斯巴克就想找回以前的好名声。

　　可惜，遍插茱萸少一人。他大女儿没来祝贺。在斯巴克不能为人、不能为父的那一年，他大女儿十八岁了。漂亮得像朵白莲花，潘一个没看住，跟着一个“非兄弟”的外面男人跑了。爱情比教义更厉害，不讲门当户对。但是，组织说：你要跑，你就是叛徒。大女儿从此被开除教籍，不准回家。回来拿衣服一次，也没人跟她说一句话。斯巴克认为：这是他的不教之罪，让女儿也掉进黑井里去了。

　　重新为人之后，斯巴克依然英雄仗义，帮助穷人和女人。他那大房子的门又重新对“大家”敞开，成了他从罪人重回领袖的第一个试探，他想看看一年前的人马还能不能重聚到他身边。要是把幸福定义为“给予”，旁边没人是不行的。斯巴克从哪里摔倒，再从哪里爬起来。他救火引回家来的漂亮寡妇，在他家一住住了两年。到那漂亮寡妇打完官司，积攒够了钱，新房子造好，搬回去，斯巴克对她和蔼可亲，却目不斜视。虽然再也不能当长老，在“兄弟姐妹”们眼里，又像个乡绅加侠客了。原来，“男女授受不亲”并不是因为男女不想亲、不能亲，而是因为太亲了就和猪发情差不多，不能显出人情和动物的不同。

　　重新为人之后，斯巴克不仅对寡妇好，还对腐败分子好。自从他自己犯事后，斯巴克知道“千夫指”的压力。又想到自己如花似玉的大女儿的失足，斯巴克只能再赋予自己一个新的使命：拯救腐败分子。他不声不响地关照其他不小心犯了事儿的年轻人。当年轻人掉进黑井里了，公开里，他也是在井沿上走来走去，自己谈笑风生，对井底下的腐败分子一片冷漠。但瞅着没人注意，他会同情地给井里的人打个哑语，暗示：“熬着，太阳明天还会出来。”哑语，是他挨整那一年里学的。他和潘都学了。住在一个屋子里，不能说话，遇到紧急情况，还得招呼一下吧，不学点哑语怎么办？

　　斯巴克当然是绝不能跟腐败分子说话的。这是规矩。前人定下的，后人就得守住。为什么要这么定规矩，谁定的这规矩？没有一个“兄弟姐妹”会问一问。信，就是信。信，就是不问。所有井外的人都该对腐败的人横眉冷对。腐败的人才会看不起自己的过去，才能改邪归正。但是，斯巴克比所有井外的人多做了一点点。他给腐败分子找工作。在受罚期间，都没一个人敢跟你说话，哪还有人给你工作？但是，总有解放的一天吧。斯巴克要保证失足青年一解放，第二天就有工作做。有工作，就有自信，就想学好，就不腐败了。

　　但是，斯巴克拯救腐败分子的道路比帮助寡妇要困难得多。有一次，他知道我想找他修房子，就诚心把这个工作介绍给了一位叫托尼的腐败分子，拍着胸担保，托尼做房子活儿跟他做的一样好，收钱还少三分之一。这样，托尼在被解放的前一天，跟着斯巴克来我家看活儿了。

　　我一见这个托尼，立刻就认出来他就是跟鱼家女护士一起恋爱、烧房子的那个木匠，那个被镇政府开除的前救火员。

　　托尼跟女护士的爱情在那一把火之后，也就烧完了。

　　托尼的父母本来就是斯巴克他们组织里的人。托尼十八岁的时候，决定不参加组织，自己出去闯荡。二十岁的时候和鱼家的女护士玩了一把火，受到惩罚，啥也没得到，名声却不好了。二十三岁的时候，托尼决定浪荡结束，回来参加组织。一有组织，人也就靠谱了，父母也喜笑颜开。

　　组织对你好，组织也敲打人。入组织容易，等托尼真心想待在里面的时候，组织就对他不客气了。一犯错误，就被停了成员关系。托尼跟着斯巴克来我家接活的时候，一脸可怜样，完全没了当年烧人家房子，再单人救火的英武了。倒像当年斯巴克在自己亲朋好友中失落时的神情一样。

　　“兄弟姐妹”没有一个人跟托尼说话，包括斯巴克。斯巴克只跟我说活。他说：明天，等托尼解放了，才能跟他说话。他是叫托尼爸爸用手机微信通知托尼来看活儿的。微信比哑语方便。时代发展很快，看家人微信，祖先或组织还没来得及定为“不准”。看书可以，看《圣经》可以，看微信不也就是用眼睛干活吗？并没有说出声。但微信和哑语不同，像互相说话，谁能知道呢？说不定明天就被组织禁掉了。父子之间也不能常用，偷着用。

　　托尼加入组织后，是两次犯事儿。第二次犯事儿，得断绝组织关系三年。托尼第一次犯事是酒后驾车，倒在方向盘上睡着了。撞了人家的卡车，自己断了胳膊、伤了脑袋，还坐了三个月牢。够倒霉的了。一从牢里出来了，立刻就被组织惩罚，禁止跟人说话，没人理睬一年。一年刚出头，解放了。可惜，没两天，托尼又犯了事儿。这第二次犯事儿，有点冤枉。托尼车祸后，身体有伤有病，这里痛，那里痛，医生给开了大麻。他没得到组织同意，就吃了。犯了吸毒罪。别看用大麻这样的毒品在有的州定为合法了，在这里不行。就是警察不管，组织也要管。这下，三年没有一个家人和一个朋友敢跟他讲话。三年很漫长，再加上前面一年。到托尼快刑满恢复人权的时候，他都快不会说人话了。一声不响地跟着斯巴克，由着斯巴克给他找工作做。

　　第二天，托尼刑满解放了，可以说话了。这个来拥抱他，那个来拥抱他，四年没跟他说一句话的妹夫也跟他拍肩打背，亲如哥们。托尼很高兴，非常高兴，比过生日得一堆礼物还高兴！他白天在我家修房子。真是一把好手。四年没人给他工作，他是一身想干活的味儿。一边干一边把多年不用的语言，诸如“钉子”“锤子”“老虎钳”，高声叫喊出来，像呼唤儿孙。吃饭时，大声做饭前祈祷，感谢耶和华耐心等待他回来为人，自己前几年表现不好，很惭愧，感谢今天还有这么好的饭菜给他吃。

　　晚上，斯巴克专门来拥抱他，祝贺他重新为人。两个失过足的人，脸对脸，大声大气地说话，理直气壮地说话。斯巴克太懂三年没说话的人想高声说话的欲望了。没想到，说着说着，托尼却交代了。他说：“你知道6号路口的那家肉店嗎？”斯巴克说：“知道呀，三年前卖掉了，给一家外地来的人开了脱衣舞酒吧。真是伤风败俗！刚出水码头的地界，就来这么一家成人店，还把一辆旧校车倒埋一截在门口作装饰，算个什么事儿？还嫌车祸、校园枪杀少啦？”托尼说：“我快三十岁的人了，直到三年前，从没睡过女人。包括对鱼家的女护士，也就只是亲亲嘴。这三年刑期太长，没有一个‘姐妹正眼看过我，更别说跟我浪漫成亲。我就想，反正乡亲们也不要我了，就跑进去一趟。”

　　斯巴克眼睛瞪大。

　　托尼说：“我睡了一个组织不认可的女人。不是跳脱衣舞的，当然也不是组织里的人。是前台卖票的外地女人，一共七次。”

　　斯巴克非常吃惊，不知说什么好了。托尼很委屈地问一个大问题：“这不准跟人说话，是哪个上帝定的规矩？”斯巴克不知道。没人知道。托尼又说：“我没入教的时候，你们对我那么好。一心想叫我入你们的组织。等我入了教，你们又这么严格，对我毫不留情。我要不睡一两个女人，都成木头人了。”

　　这下，斯巴克说话了，很温和，也很痛心：“我们是先锋队呀。要纯洁队伍。羞耻，能让你纯洁。”托尼说：“一年内，要是没有姐妹要我，我就不当这个先锋队了。就当个好农民，把那个野女人娶回来拉倒。”

　　托尼的新腐败情节，很严重。斯巴克想了一夜，没报告长老。第二天，他对托尼说：“我们农民，知道天大、地大，洪水厉害，自己渺小。有了上帝和组织，才找到比我们自己更大的力量来依靠。耶和华要我们反省、再反省，我们还是犯错误。那么多兄弟姐妹鄙视我们，监督我们，我们还是犯错误。我想了一夜，觉得：问题出在上帝造我们人的材料用错了。不是上帝不知道造人的材料用错了，是宇宙中就没有对的材料。所以，我们用着材料，还要修着材料。光靠一种法子都堵不住材料上的漏洞。反一茬腐败，又来一茬新的。就像刚收下玉米，又要再种大豆，总有事做。你要心甘情愿当个坏材料，也就拉倒。你可以找个野女人结婚，再离婚，然后为获得小孩子的监护权打官司。没人帮得了你，你也永远得不到被兄弟姐妹接纳的快乐。你要想当好材料，成家立业，养育好子子孙孙，就再来一回自己反腐败。腐败的道路有无数条，正确的道路只有一条。”

　　那一天，托尼不干活了，喝了十九瓶啤酒，又小醉了一回，在我家露台上一觉睡到下午三点。自己到院子里烤了一大块牛排，大声祈祷了几句，就大吃起来。一边吃，一边把“组织”臭骂了一顿：“前后四年，个个见到我就像见到瘟疫，拿我当妖怪看。别看你们来拥抱我了，我知道你们看不起我，连我老爸都不拿我当人看。我为什么会坐牢呀？警察说了如果我老爸在家装台电话，警察可以随时找到我，我就可以软禁在家。他不理、不装，看着我坐了三个月的牢。他怪我影响了他当长老，怕人说他跟我划不清界线。我爱我父亲，但我不懂为什么组织比他儿子还亲？这次，要不是斯巴克的面子，他能让我来工作？为什么我只能娶组织里的姐妹？我根本就不喜欢你们这些组织里的人。我倒要问问上帝：为什么只有一种活法叫‘正确？”

　　骂完，喘口粗气，出去找组织交代腐败罪行去了。唉，当个好农民不容易呀。

　　托尼从我家走掉了，房子不修了，当回头浪子去了。我赶紧给斯巴克打了电话。斯巴克立刻放下手里的农活，前后跟着托尼，怕他被狼叼走似的。两个人走到“会说话的河”边，斯巴克说：“救人，这种活儿中最难的就是救自己。你有话，赶快在这河边上多说几句。不然一交代，又要一年不能跟人说话啦。”

　　托尼反而没话说了。一脚把一块石头踢进河里。“会说话的河”大大地叫了一声“扑通”！

　　袁劲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