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小修的反思与修正

　　明代中后期是社会风气、思想文化急剧转变的时期，生活于这个时代的士人都要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思潮作出反应。袁中道在“公安三袁”中居末，寿命最长，他所经历的学术思潮和文学风气的变迁较之两位兄长更为剧烈，他的尺牍和日记详细精确地记录了他学术思想和文学观念的转变历程。袁中道的《珂雪斋集》中，收录尺牍三卷，计二百零六篇作品。他还把自己万历三十六年（1608）到四十六年（1618）即他三十九至四十九岁之间的日记汇编为《游居杮录》，这部书真实而细致地记述了袁中道这十年间的生活经历、思想感情和相关的自然环境、社会风貌等，其中小修（袁中道字小修）的修学思路、人生态度及文学艺术思想的变迁历程清晰可见。袁中道的尺牍和日记给后代读者打开一扇走进晚明文人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窗户。

　　一

　　自宋代以来，古文一直是文章的正宗。晚明时期的散文创作呈现出与传统背离的趋势，笔记、题跋、尺牍、日记等文体更受文人青睐。在这个方面，袁中道的观点颇有代表性，他说：“文人之文，高文典册，庄严矜重，不若琐言长语，取次点墨，无意为文，而神情兴会，多所標举。若欧公之《归田录》、东坡之《志林》、放翁之《入蜀记》，皆天下之真文也。”尺牍、日记属于私密性文体，对读者的限定比较严格，而写作的自由度相当大，作者基本上可以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应该是最贴近作者思想感情的文体。徐渭、李贽、袁宏道、汤显祖都写了大量的尺牍，论学论事，臧否人物，文风泼辣。中晚明以来，文人的日记写作也颇为繁兴，不少文集里都有短时期的日记文，如归有光《壬戌纪行》、袁宏道《场屋后记》等；也有时段较长、规模较大而结集成书的，如冯梦祯《快雪堂日记》、李日华《紫桃轩杂缀》等。《游居杮录》的内容和文采俱佳，可以说是晚明日记的代表作。

　　袁宏道作为公安派的领袖一直受到学者和读者的关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围绕袁中郎（袁宏道字中郎）和晚明小品在文坛引起了较大的争议。袁宏道提出了最有标志性的公安派文学思想，他的学术思想、立身处世的态度和诗文风格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可惜他的生命太短促，四十二岁就匆匆离世，思想和文学都没有最后定型。袁中道只比袁宏道小两岁，又比中郎晚去世十多年，在袁宏道去世后，公安派的理论和袁宏道的诗文受到质疑和批评，袁中道在多个场合对此作了回应。袁中道是对明末清初的诗文演变影响较大的人物。

　　从袁中道的自述来看，他早年主要受到王学中接近禅宗一派的影响，他说：“自谓于龙溪、近溪之脉，可以滴血相证。即不敢谓廓清涤荡之功便同前辈，而觉此一路，至平至淡，至简至易。”可见王畿、罗汝芳的学说对他影响之深，他称“龙溪、近溪，真学脉也”。万历二十年（1592），三袁兄弟至麻城拜访李贽，他们倾服李贽的思想和著作，这是公安派文学思想形成的重要契机。这样的受学路向也符合三袁的禀赋和心性，他们天资聪颖，乐于王学中直下见性的学说。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少年习性使他们纵欲肆志，耽于酒色，而龙溪、近溪、卓吾的学说又给此生活作风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袁中道中年时期说自己“又胎骨带得有繁浓习气，未易破除”，中年时身体容易上火，引发咯血，他清楚致病之源：“但弟之病，实由少年谭无忌惮学问，纵酒迷花所致。年来血气渐衰，有触即发。”

　　袁氏兄弟体质都不算强健，他们很快就为沉溺于酒色付出代价，身体虚弱、火症频发使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倾向发生了变化。他们努力逃避酒色的诱惑。袁宏道在京师任国子监助教时开始修习净土宗，认为：“向者所见，偏重悟理，而尽废修持，遗弃伦物，偭背绳墨，纵放习气，亦是膏肓之病”，于是“自律甚严，自检甚密，以淡守之，以静凝之”。袁中道也同样强调“上乘兼修中下”，袁宏道从二十七岁就开始了反思和修正，而袁中道的反思和修正持续的时间更长。他所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和尖锐，也更具有思想史和文学史价值。

　　二

　　袁中道三十九至四十九岁的十年间科举蹭蹬，父兄相继去世，家政冗杂，身体虚弱，火病时发，可谓百忧集心。最让小修痛苦不堪的是他的火病发作，身体热汗如注，伴以吐血，口渴如炙。他写病痛时的感受：“予时热无可奈，自思人生死是常事，但得便死即好。如此壮热，此体不知经几番烧炙，始就后世。生平种种，不知节量，今日身受此苦，何人可分，何法可解。”

　　万历四十一年（1613），“中秋病疟，发且吐，吐急出血，热不可支”，小修此时“求死不得”。万历四十四年（1616）初，袁中道到北京参加会试前夕，“身中颇有烦火，自忖不知可入场否”。疾病的痛苦和威胁使他不得不收敛身心，不敢纵欲逞志。袁中道非常细致地记载了他与饮酒及情欲之间艰难的博弈。他青年时期以豪饮著称，袁宏道《酒评》对他的饮酒作如是描绘：“袁小修如狄青破昆仑关，以奇服众。”中年时小修于饮酒每有痛切之言，如：

　　是日，深知一生来受酒之祸，败德伤生，其害无穷，誓从此大加节制，不赴席，不召客。即欲饮时，自酌数杯，亦自畅适。一至沉酣，必动嗔淫，戒哉，戒哉！

　　客有劝予饮者，不知予之非昔酒人也。本无量，人苦劝饮；本不善书，人苦索字。索字勉强涂抹，聊以塞责可耳；若多饮，则有性命之忧，可以性命徇人哉？苦劝苦辞，甚费分疏。今后远游，决不可入城邑聚落，戒之！

　　未能逃世，既不容戒；易流之性，又复难节；面柔趣深，又复难辞。其实败我之德，伤我之生，害我之学道者，万万必出于酒无疑也。

　　酒与色乃并行之情欲，而贪色损毁中年男人的健康比酒更加厉害，小修自述：“终日醺醺，既醉之后，淫念随作，水竭火炎，岂能久于世哉！”袁宏道对此早有深刻的认识：“四十以后，谋置粉黛，求繁华，便是夭促消息。我亲见前辈早夭人，个个以粉骷髅送死。”中郎早逝，使袁中道深受震动，“生死之念甚切，将有弃家之志”，他把身边的侍妾阿陈遣嫁。但情色之欲比饮酒更难节制，袁中道考中进士后，在京城与友朋交游，不免故态复萌，眠花纵酒，身体发病后才有所警醒：“看来我辈火盛阴衰，血气渐耗，决不宜作少年调度，百凡须大有节制乃可。近来情缘尚未见减省，甚愧道人本色，奈何，奈何！”晚年的袁中道在给钱谦益的信中提到已能很好地节制饮酒，“惟见妖冶龙阳，犹不能无动”，美妙的青年男子仍然让他心动，这样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欲求和嗜好似乎只有晚明时代比较多一些。

　　在与饮酒和情色艰难博弈的同时，袁中道也不断对自己的软弱和无力之处进行反思。如：

　　晤米仲诏于承恩寺。夜与友人共论学，予自悼染习深重，二六时中，未得干净，俱是生死业缘……吾辈根性怯弱，常为声色流转，抚心思之，惟有内愧而已。

　　如此风景林园，只是胸中隐隐不快，不知何故。恶忙，却又闲不得；恶动，却要静不得。真是苦事……意者闲静非予之至性欤，又何以恶忙而厌动也？

　　浊恶意根，变幻无常，陆处久而喜舟居，舟居久而忻陆处。当其徙时不徙，则万不适也。吾辈度己之所能为者而已矣。

　　晚明是一个肯定感性享乐的时代，个人的道德修养、自律意识在饮食男女的冲击下显得窘迫无力。袁中道年轻时纵欲逞强，中年在疾病的折磨和威胁之下不得不有所收敛，转而养生修道，在这个过程中，他充分意识到人性的软弱和易变。

　　《游居杮录》中，经常出现袁中道与友人论学的记述。袁宏道在京师任国子监助教期间，与朋友结葡萄社，讲论性命之学，开始禅净双修的实践。中年时期的袁中道面对亲人友朋的纷纷去世和自身疾病的折磨，愈加用心勘究性命之学，书中多处谈及对李贽、达观学说的怀疑，如：

　　与云浦论学，大约顿悟必须渐修，阳明所云：“吾人虽渐悟自心，若不随时用渐修工夫，浊骨凡胎，无由脱化。”是真实语。卓吾诸公一笔抹杀，此等即是大病痛处。盖此道有所入者，只愁歇了置之无事甲里，日久月深，熟处愈熟，生处愈生。黄鲁直云“不舍鼻绳，牢看水牯”。此即是易简直捷工夫，相与努力而已。

　　悟得性命之旨后，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勤勉修行方能有成。作为慧业文人的小修，深感自己并非本色道人，“学道一事，非不顿见本体，但无明习气浓浊，无生之力微而又微”。他痛切地指出：“见得守不得，说得行不得，此吾辈根本病。”不仅文人如此，修道者程度不等皆染此病。袁中道在饱受火病发作带来的痛楚中进行反省：

　　生平学道，俱属知解，现行无明种种，合眼恐即受报。逐世上虚华，都不曾打叠此事，究竟果何所得？哀哉！

　　……

　　数日内，勘破世间种种繁华快活事，毕竟是刀尖上蜂蜜，沾着便不好。又如甘露内毒药，暂时虽可口，一日毒药发作，便要裂肠破肚。我学道十七八年，止今才有几分怕生死，方知生死海中，头出头没，出房入房，生老病死，一一要身受。奇痛极楚，转盼即至，可畏可畏。

　　这是健康受损、直接要面对死亡威胁的人发出的痛心之语。只不过这样的感受也是短暂的，当身体好转，人的意识也会故态复萌。

　　三

　　中年时期的袁中道饱受人生各种苦况，在对青年时代的生活方式、思想学术、文艺创作进行反思之后，提出了自己的修正观点。小修是颖悟之士，长期浸淫于禅学，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见解达到了较高的理论水平。如针对当时士人中流行的做官妨碍修道的说法，袁中道作如是阐释：“弟谓既已见宰官身，不必更学沙门事。但此心与天下痛痒实实相关，随其所居之位，留心济人利物，即是大功德，即是菩萨行也。”他提出这样一种人生态度：“不绝欲亦不纵欲，不去利亦不贪利，不逃名亦不贪名，人情内做出天理来。此理近道学腐套，然实是我辈安身立命处也。”这是对李贽“童心说”的修正，罗宗强先生评论说：“此理并非道学腐套。此一认识若能付之践履，则既可免假道学之回归，亦可免末世景象之出现。小修对于纵欲反思之意义在此。可惜他们此一士人群体并未能做到。”在晚明享乐、纵欲风气流行的社会环境里，袁中道从理论上提出了合理的人生态度，为士人安身立命指明了方向，其建设意义甚巨。

　　袁中道中年时期看人、看问题非常理性，他的观点也相当明晰透彻。李贽生前身后都引起很大争议，袁中道《李温陵传》文末写“其人不能学者有五，不愿学者有三”，既交代袁氏兄弟与李贽的渊源，又说清卓吾与他们之间的差别，这样的透彻和精确非对双方有深刻的把握不能言。晚明时代士大夫迷信风水，袁中道通过友人李道宇所选墓地乃白蚁巢穴之事，得出“方术之不可信”，并且“以此知安厝亡骨，得无水无蚁即佳”；又以张居正的坟地说明“其言谋葬王地，皆谬也”。袁中道关于风水的观点与其友人谢肇淛颇为相似。

　　公安派反对前、后七子摹拟古人，提出“不拘格套，独抒性灵”，文坛风气为之一变。袁宏道去世以后，追随公安派的诗文创作也出现了明显的弊端，中郎早年诗文也受到批评。作为公安派仅存的领袖，袁中道必须对这些问题作出回应。他理性地看待学习古人和自抒胸臆的关系，并以袁宏道的诗文创作为例进行阐发，认为其早年“意在破人之缚执，故时有游戏语”，“然其后亦渐趋谨严”。在《中郎先生全集序》中，袁中道提出袁宏道与前、后七子的区别在于“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厘清了性灵与法度的关系，这就把明末清初的诗歌创作引上了正确的道路。万历四十三年（1615）袁中道和友人观赏元代梅花道人墨竹，日记全录梅花道人自序，文中吴镇通过画竹的亲身体会总结出“故学者必自法度中来始得”，在学习中“故当一节一叶，措意法度之中，时习不怠，真积力久，自信胸中真有成竹，而后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袁中道认为“此意通于学问，不独画竹”，还称赞吴镇“字法老而带媚，放而有法”，可见此时袁中道对法度的重视，公安派的诗文理论得到较好的修正。

　　对于文藝作品，袁中道胸中没有成见，他往往以理性、包容的态度来看待。钟惺对其师雷何思的诗作进行精选，只有二册，“在伯敬之见，必欲其精，而在予则谓此等慧人之语，一一从胸中流出，尽揭而垂之于天地间，亦无不可”。而文艺作品往往存在这样的情况：“岂自以为工者，人或不以为工；而自以为拙者，反来世之激赏也。”所以，选本和全集“不若并存之为是”。选择必然带着一定的标准，选本和全集并存实为高明的见解。吴县书商袁叔度送给袁中道一套李卓吾批点《水浒传》，小修还在友人董其昌那儿听说有《金瓶梅》这部小说，并在中郎真州寓所看到半部。袁中道认为《水浒传》“大都此等书，是天地间一种闲花野草，即不可无，然过为尊荣，可以不必”。《金瓶梅》书中有大量的淫秽描写，连董其昌都说“决当焚之”，小修则有另外一番见解：“以今思之，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焚之亦自有存之者，非人之力所能消除。但《水浒》，崇之则诲盗，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四百年后，回顾《水浒传》、《金瓶梅》两部书的流播史和学术史，我们还要为袁小修的观点击节赞赏。

　　四

　　袁中道的交游圈子很广泛，自己的社交网络加上两位兄长的社会资源，他与全国各地的士人都能关联上。《游居杮录》中有不少袁中道与朋友聚会讲学、欣赏书画、饮酒听曲的记述，此书所记为万历后期的社会和士林。明末崇祯朝政坛的重要人物此时初入仕途，把袁中道关于他们早年生活的片断文字与其日后的行迹比较，也颇耐人寻味。

　　张居正应该算是袁中道的同乡，《游居杮录》中有数则文字写到张居正，如：

　　城中见张江陵写唐诗字一轴，下有“太和”二字，盖江陵少时号太和居士……江陵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立朝时于称讥毁誉，俱有所不避，一切利国福民之事，挺然为之。

　　张居正的担当精神源于佛教的《华严经》，小修的字里行间充满赞叹仰慕。袁中道从佛学的角度肯定张居正的功绩，眼光锐利。《明神宗实录》评论张居正说：“夫居正以长驾远驭之才，当主少国疑之际，卒能不顾诽誉，独揽大权，综核吏治，厘剔奸弊。十年来民安其业，吏称其职，虽古贤相何以加。”此与袁中道的意见一致，成为史书评价张居正的基调。《游居杮录》后半部有相当篇幅记述袁中道与杨嗣昌游览山水、往还交游的文字，从中可见杨嗣昌是与小修性情相投的朋友，他身上的文人习气颇为浓厚。而后来杨嗣昌甚得崇祯皇帝器重，委以军国重任，却在剿灭张献忠起义军的过程中处置失当，使朝廷蒙受重大损失，最后不得不自杀谢罪。杨嗣昌的禀赋和气度似乎都难当大任，我们从袁中道的记述里可以看出端倪。

　　袁中道中进士后等待任职期间，对明末的政权才有实质性的接触。万历四十年（1612），“五月十二日抵京，未见朝，不拜客，清坐宅中。周太史名延儒、阮大行名大铖携酒来谈，至子夜始归”。崇祯十四年（1641）周延儒复相，阮大铖既出了钱也出了力，他名入逆案难以翻身，方向周延儒荐举了马士英，这是晚明史的大关节。从小修的日记里可知，他们从年轻时代就交游甚密，下面一段记述颇为传神：“阮集之行人来，言及作宦事。予谓兄正少年，如演全戏文者，从开场作至团圆乃已。如予近五旬矣，譬如大席将散时，插一句便下台耳。”从中可见阮大铖对仕途的热衷，也正因如此，才有天启、崇祯、弘光三朝一系列的表演。小修以演戏比拟做官尤为切题，阮大铖是明末戏曲名家，创作《石巢传奇四种》，他的一生确实像一部跌宕起伏的闹剧。

　　京城待职期间，袁中郎也看到了政治的真相，如下面一则：“出城拜客，时周贡士霁峰病咽不能食，自叹出贡已八年矣，鬻田入京，二次不得一官，今竟客死。予闻而伤之。三十年前，出贡者一二年即可得校官，入太学；七八年即可选有司。今人多阙少，明经已貢，皆老死不沾微禄。铨法之坏至于如此，可叹！嗟乎，朝政议论日多，甲可乙否，朝行夕革，益以滋其蠹弊，果何益之有！”

　　万历中、后期官员的选拔任用由于皇帝殆政已经运转无力，百弊丛生，周霁峰是个普通的贡生，他的悲剧颇有代表性。而当时朝廷上党争越发剧烈，“甲可乙否，朝行夕革”，统治集团的内耗极大地降低了其运行效率，小修的观感相当准确。

　　中年时期的袁中道阅历丰富，眼光敏锐，识见老到，对政治、人物略作评论便能搔着痒处，文字闲闲写来，却极有韵致。

　　张则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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