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上海游览指南》剪影

　　《上海游览指南》由上海中华图书集成公司出版发行，共有前、后两版，初版于1919年4月与读者见面，再版则刊于1923年5月。

　　中华图书集成公司1919年1月16日在《申报》上所登的广告称，《上海游览指南》一书最初只是出版社的另一种出版物《世界游戏场》之附赠品，同时为了吸引读者目光，广告中还刊出了该书的目录。依广告目录介绍，该书一共有“租界沿革”、“城市变迁”、“街道总图”、“水陆舟车之交通线及价目表”、“中外旅馆之等级价目附旅客须知”、“饮食衣饰之种种分别附商家妇女及妓女衣饰比较表”、“名胜古迹”、“俱乐部”、“掌故”、“赌博”、“冶游”、“侨寓须知”、“杂录”等十三个门类。但事实上，《上海游览指南》的实际情况与广告所说并不一致。查其1919年初版，内容包括“概论”、“租界沿革”、“城市变迁”在内的共二十二类内容，其中“花国丛谈”、“中外官署”等几部分则是广告中所没有的。

　　按：这种实际内容与预发广告“分离”的情况在当时极为常见，因为出版广告常常“先行”，而相对滞后的成书总会因这样那样的因素而对“原定的计划”进行更改，《上海游览指南》大约也是出于各种因素而对全书的内容进行了相应调整。该书的撰者在当时文坛多已小有名气，如闻野鹤（1901—1985），上海松江人，为南社社员，早年创作旧体诗文、小说等，后在各高校讲学，主要研究历史、铜鼓等，有《闻宥论文集》等存世；童爱楼（1863—？），原名童乐隐，浙江鄞县人，善书画，清末民初有多种小说、剧作见于报刊，曾主持《万国商业月报》、《自由杂志》等刊物。他们因平日撰述事务极忙，故《上海游览指南》的编纂应该是“约稿”性质的，最后由编辑将各位撰者的稿件合为一体，因而无论体例还是行文均无统一的标准，更难以与“广告”保持一致，更重要的是在1923年该书再版时，编纂者再次对原书内容作了调整。

　　1923年再版的《上海游览指南》在保留闻野鹤所撰的“概论”，童爱楼所撰的“租界沿革史”、“城市变迁史”、“上海游览名胜古迹”等篇目的基础上，将初版中的“嫖界指南”更名为“上海六十年妓院沿革史”，将“博场秘记”更名为“上海六十年赌博沿革史”，将“侨寓须知”更名为“老上海经验谈”，其他与市政、币制、官署等相关的非游客急需的“必知”篇幅均皆删除。同时，1923年版的《上海游览指南》将占极大篇幅的共四十六种“至申游览指南”及附表扩充进来，这部分内容主要包括“单客至申游览指南”并附游览表、“约友至申游览指南”及附表、“携眷至申游览指南”及附表、“寻友至申游览指南”及附表等，由陆守俭（陆守俭，上海青浦人，陆士谔族弟，民国间有多种小说、文章见于报刊）编写。

　　之所以要进行如此大的更改，对各种“到沪注意事项”进行详细说明和描述，既是为了给读者提供方便，更是为了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

　　盖自清末以来，各类介绍、描述上海的书籍就层出不穷。上海作为中国最早开埠通商的城市之一，其经济地位、城市化水平、“近代化”表现等各方面当时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更有大量的求职者、“避难者”、游客不断拥入上海。而为了总结上海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更为了给各类人士“进驻”上海提供方便，“上海指南”便应运而生。在晚清时期，“上海指南”以各类游记对主，如王韬的《瀛壖杂志》、管斯骏的《上海杂记》等；具有实用价值的则多为外国人的出版物，如达乐温特传教士编写的《上海旅游手册》，日本人自清末以来不断更新编纂的上海“便览”、“概览”等。而进入民国之后，颇具系统的“指导性”书籍则开始占据主流，这其中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上海指南》最为典型。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自1909年7月出版第一版《上海指南》起，1909年9月即有再版，同年10月出第三版，1910年又有“增订版”，1910年10月出第五版，1915年“增订第八版”，到1926年已“增订廿二版”。正如林震在该社1922年“增订第十二版”《上海指南》的序言中所说：“本馆出版《上海指南》，记载一切情形，每随时势变迁加以修正，冀适用也。”此书在当时的同类出版物中几乎有“垄断性”，虽亦有其他出版社解读上海的书籍发行，但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内各大出版社的“上海指南”类图书才大量产出，如1935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上海游览指南》（孙宗复编），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大上海指南》（柳培潜编），1938年国光书店的《上海指南》（许晚成编），1947年东南文化服务社出版的《大上海指南》，1946年上海文化研究社的《最新上海指南》（冷省吾编）等；而在民初十多年间尝试与商务印书馆的《上海指南》抗衡的，几乎只有中华图书集成公司的《上海游览指南》。

　　然而，1919年版《上海游览指南》的市场效果并不是很好。虽然它兼具“游记描述”与“实用指导”两种特点，但其对上海“揭黑式”的描述在《沪游杂记》、《沪游梦影》中早有呈现，而且这种“写法”与内容选择可以说直接承袭于此类“沪游”笔记；另外，其中的“中外币制”、“租界章程”等与商务印书馆之《上海指南》的“地方行政”、“公共事业”等章节类似，这部分对于上海各方面情况的条分缕析极像“上海当代简史”，对于普通的初到上海的游客来说太过于“学究”，大部分内容均非“游客”所欲知晓或者必须知晓的。故1919年版的《上海游览指南》在各类游记与《上海指南》的夹缝中很难吸引读者。为了“突围”，1923年再版时便适时改变了策略，更加突出和强调“实用性”。

　　改版后的《上海游覽指南》将专注点集中于“游览”，主要为各类游人提供相应的方便及警示——这突出表现在它对上海各种宰客手段的详细描述及避免之法上。以陆守俭所撰的“单客至申游览指南”为例，他开篇就指出：“上海五方杂处，人类至为不齐，甚至一无事事，专候游客至申，以施其逢迎手段，攫取人之金钱者有之。其手段必投人之所好，或以赌，或以嫖，或以宴饮，或以游戏，细探客之隐情，兴之所至，彼已安排导引之法，而客必受其牢笼。”针对这种种情况，一一给出应对之策：

　　如乘火车者，先将行李单检出，当场雇一挑夫，择身穿号衣者，详记其号码。

　　至旅馆中，须择一单客房间，出入可自由启闭。如旅馆营业发达，定欲与他客合居者，须将重要物件留存账房，及客回住宿时，细察其是否诚实，有無职业。同房移祸之事颇多，不可不防。

　　凡游玩出门，衣袋内切弗多带钱洋，无论茶寮、酒肆均有本领极大之扒手。

　　此时的《上海游览指南》更像是外来游客防骗防盗的安全指南，为怀揣紧张和焦虑的外来游客提供了指导性意见。正如叶凯蒂在《上海·爱：名妓、洋场才子和娱乐文化》（杨可译）一书中所说，此书“位于中心的是默认的读者——游客，与《上海指南》的高傲专断不同，这里城市就是为了满足所有的需要。《上海游览指南》开篇的三个章节是根据不同类型的游客来安排的”。1926年6月20日《申报》第二十二版上刊出《上海游览指南》的再版增订广告，广告称“中华图书集成公司发行《上海游览指南》一书，每册售洋四角，全书关于食宿游玩揭载无遗，兹更增订图表，分门列举，足备游沪者参考之助，并附钢版精印名胜风景，尤饶兴趣”。由此可知，改版后的《上海游览指南》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

　　《上海游览指南》的出版创意与发行主要得益于中华图书集成公司经理鲁云奇。中华图书集成公司大约成立于1917年，因1917年之前基本未见到该公司的活动情况。其最初的地址在上海四马路第一楼对门（上海福州路、山西路路口），后迁海宁路等地。该公司出版发行的图书主要有《中国黑幕大观》、《家庭万宝全书》、《百弊丛书》、《上海游览指南》等，数量不多，但出品发行人基本都是鲁云奇。鲁云奇是上海青浦人，与常常助其编纂图书的陆士谔、王钝根、陆守俭等人都是同乡。他原是商务印书馆的职员，曾私设洋行，张元济在日记中曾记其侵占商务印书馆公款之事，并称他当时是中华图书集成公司的负责人。在《家庭万宝全书》的序言中，鲁云奇述其家世生平甚详，其云：

　　云奇姓庄氏，世居青浦之王家戤村，洪、杨之后家产荡然……（鲁）芹侯公已殁，鲁母陈孺人悯余孤苦，视余犹子，使与其子藻生齿昆季之好……藻生以暴疾卒……鲁母痛绝，请于先叔祖伦公乞以余为嗣，叔伦公许之……婚后就商务印书馆事，阅两年调派河南分馆司账，每思独立谋生计。在豫两年辞归，集微赀设书馆于上海福州路，不数月革命军起，营业几不支，苦力撑拄，至民国二年终至收歇。乡前辈夏粹芳先生招余往派河南分馆经理，嗣母不欲余远出，请调总馆，又两年为中国图书公司和记经理。未几，余以投机事业失败……余自经失败之后，力自振拔，频年节缩衣食，积有余钱，仍以发行书籍为业。

　　因为鲁云奇曾为商务印书馆职员，则或许《上海游览指南》的出版“灵感”就来自商务印书馆的《上海指南》。

　　其后，“上海指南”类书籍层出不穷，如前文所述，各大出版社纷纷组织人手编纂，并迅速地投放市场。与此同时，其他城市的“指南”也不断出现，如《北京游览指南》、《苏州游览指南》、《天津旅游便览》等都相继面市，颇具“现代性”的人口迁徙及城市旅游开始走进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而从这些城市游览指南的出版时间及内容设置来看，《上海游览指南》无疑走在了此类出版物的前列。

　　罗紫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