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格里加尔聊伏契克

　　我原本思忖，已是耄耋之年的莫季米尔·格里加尔，总该是眼花耳聋、老态龙钟，蜷缩在轮椅中；访问他的人必须俯下身去既礼貌又不得不提高嗓音向他说些请安祝福性的话语，很难与之正常地交谈吧。我只要把中国读者对伏契克的敬仰与对他的感谢之情，向他表达一下就心满意足啦。

　　可事实远非如此。话，也得从头说起。

　　知道格里加尔这个名字，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

　　中学时代读了捷克作家、记者、反法西斯英雄伏契克在死囚牢中写下的遗著《绞刑架下的报告》，字里行间闪烁的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人性光芒，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渴望了解伏契克短促的一生是怎样成长、怎样生活、怎样战斗的。然而，在书籍贫乏的年代，这无疑是一种奢望。

　　时光流转到大学时代。一天，我在厦门大学图书馆浏览，偶然发现署名为苏联作家的格里加尔撰写的一本伏契克传记——《为欢乐而生》，我如获至宝。格里加尔用朴实晓畅、细致传神的笔触，为读者讲述了一个正直、坚定、无畏、阳光、幽默、俏皮的伏契克。从此，由《绞刑架下的报告》和《为欢乐而生》共同叠加成的一个血肉丰满、可敬可爱的伏契克走进我内心深处。我希望，我也能像他那样，“为欢乐而生”。

　　后来，我了解到，格里加尔是捷克人，由于《为欢乐而生》是从俄译本转译的，译者误认为作者是苏联人。格里加尔出生于1928年，是捷克著名的文艺评论家、美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史学家，先后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及国内的布拉格大学任教，是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美国科学与艺术学会会员。

　　听到格里加尔还在世，我颇为欣悦，感觉这世上又多了一位导师与知音。

　　为寻访伏契克足迹，2019年9月，我专程去了捷克。拜访格里加尔自然是行程的重要内容之一。

　　金秋的布拉格天空湛蓝，阳光明朗。在布拉格四区赫尔巴诺娃街一处幽雅静谧的小区，一个身材高大、西装革履、鹤发童颜的老人已等候在公寓门前。无须言语，我知道他就是格里加尔。迎面是热情的拥抱，一下子拉近了我与他的距离。眼前的他精神矍铄，身板硬朗，令人难以置信他已是九十一岁高龄老人。

　　步入他那上下两层的公寓，但见书盈四壁，充溢着芬芳浓郁的书卷气息。我刚一落座，春风般温暖的他端来了红酒与糕点，让我这個来自东方的读者没有了拘谨。

　　亲切、友好、随意的气氛中，我们的话题自然围绕着《为欢乐而生》一书聊开。

　　我告诉格里加尔，正是因为他的《为欢乐而生》，让中国读者看到了一个立体、丰满、生动的伏契克，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一个追求真理的记者，一个献身民族独立的反法西斯战士，同时又是一个幽默机智、热爱生活的朋友。《为欢乐而生》将伏契克的人格魅力生动地展现在中国读者的面前，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作为中国“伏契克之友”公众号的主持人，我正逐章推出《为欢乐而生》，希望让更多年轻读者读到这部传记文学。

　　格里加尔谦逊地笑了，满怀喜悦之情说道：我非常高兴地听到楷模伏契克在中国依然活着，非常鼓舞人心，我要感谢中国读者。

　　我很想知道格里加尔是如何“结识”伏契克的。

　　面带微笑的格里加尔陷入沉思，似乎在穿越历史的峰峦与烟云。他回忆着说：“那是1945年二战结束后不久，我在布拉格参观了一个展览，展览是献给因参加抵抗运动被处决的共产党员们的。在展出的二十个人的照片和生平中，我对尤利乌斯·伏契克这个人印象尤为深刻。他那张与众不同的脸庞吸引了我：看上去，与其说是充满了战斗的决心，毋宁说是和善近人。”

　　格里加尔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他说：在伏契克的抵抗活动中，有一件事引起了他的兴趣，那就是伏契克的监狱手记。那是在参观展览后不久，他在重新发行的《创造》周刊（战前由伏契克主编）上，读到了《绞刑架下的报告》的节选：

　　当太阳和星辰的光芒

　　黯淡下去，黯淡下去……

　　双手交叠在腹前的两个男人，拖着沉重而缓慢的步伐，在白色的墓穴旁一前一后地绕着圈子走，用拉长的不和谐的声调唱着悲哀的圣诗。

　　……灵魂就离开了肉体

　　升向天堂，升向天堂……

　　有人死了。是谁呢？我竭力扭过头来，或许能看到装殓死人的棺材和插在他头旁的蜡烛。

　　……那里不再有黑夜，

　　那里永远灿烂辉煌……

　　（第二章《濒临死亡》）

　　格里加尔激动地说：“这让人感觉惊讶和钦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段文字并不是简单地描述囚徒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受审后的濒死状态。当时，监狱医生已提前写好了他的死亡证明，因为医生不能相信，遭受酷刑已奄奄一息的他还能死而复生。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我读的是小说节选。作者以旁观者的身份隔着一段距离远远地观看着，冷静地讲述着自己在牢狱和审讯中的经历。”

　　对格里加尔来说，第一印象是决定性的——显然，这是特殊的文字，不是在残酷的环境下偷偷地、匆忙地写给亲友的便条，也不是个人经历的单调陈述或是偶然记下的随想，而是伏契克经过细致思考、精心构建的文学作品，它将人类的证言提升到文学杰作的水平。

　　格里加尔对伏契克的深入了解始于大学时代。1947年，他前往布拉格查理大学学习文学、艺术学和社会学。课余时间，他开始关注伏契克的记者活动和文学创作。他定期前往大学图书馆搜集和阅读战前伏契克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报告、新闻报道等。伏契克对这座位于市中心的宏伟华丽的巴洛克式建筑内的图书馆相当熟悉，他大学时代经常在这里潜心研阅；纳粹占领时期他尚能自由行动的时候，为了撰写关于捷克文学、戏剧的评论文章，他常到这里查阅馆藏资料。格里加尔补充道：“直到今天我还常去这座图书馆——每当步入这里的房间，都会让我想起它们是捷克历史上著名时刻的见证者。在这里，捷克贵族的代表于1618年聚首，筹划反对维也纳的天主教皇帝的起义；在这里，点燃了三十年战争的火苗，这团烈火后来成了欧洲和捷克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如今，这座图书馆已成为捷克国家图书馆。”

　　格里加尔继续说：二十年代后期，捷克斯洛伐克陷入深重的社会危机，失业、罢工、示威浪潮席卷全国，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凡是发生最激烈战斗的地方，伏契克都去过。他描绘小矿井里的非法开采，描绘捷克北部人民饥寒交迫的生活及用生命换来的矿工工作，描绘针对手无寸铁工人的流血惨案……他在那一时期写的新闻报道就是来自前沿阵地震撼人心的报告。伏契克不认为新闻报道能取代小说，但他有一个雄心，即使是篇幅很小的新闻报道也能进行故事性的讲述，达到文学作品的高度。阅读伏契克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闻报道、报告、论文、演讲稿等，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致力于让他的文字发挥文学作品的感染力、穿透力和影响力，希望让读者参与到他唤起的现实中去。只要读者认真阅读、比照与思考就会看到，《报告》仍延续了他的创作风格，与他战前的作品存在内在逻辑的一致性。

　　格里加尔特别提到，几年前，他在《文学报》上读到了重新刊发的伏契克在1928年所写的关于一起灾难的报道。那年，在布拉格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灾难——由于企业主的利益熏心，四十六名工人死在了还未建成的倒塌大楼的废墟中。伏契克把对这场灾难的新闻报道上升到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生活画卷。格里加尔感叹道：“我意识到今天的新闻报道的水平是多么的低，它们用的语言是多么的乏味与老套。伟大的记者如今似乎已经消失，而新手们尽管有着无与伦比的交通工具和通信手段，却仍然躲在火炉后面，没有走进巴格达、喀布尔、墨西哥东部边境、加沙地带或圣保罗的贫民窟。”

　　谈话间，格里加尔从一个文件袋中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份手稿，激动地向我们展示：“这是伏契克写的文学评论文章，非常重要！”泛黄的三十二开稿纸上，是一行行娟秀、灵动、端庄的字迹。凝视着这珍贵的手稿，我仿佛在回望遥远时空的一个路标，此时，伏契克形象跃然在纸面上，默然而鲜活。

　　格里加尔兴致勃勃地说：“在阅读《报告》时，伏契克遗嘱中关于诗人、作家、记者扬·聂鲁达的那段文字吸引了他：‘我嘱咐未来的文学史家要爱护扬·聂鲁达。他是我们最伟大的诗人，他的眼光已远远地超越了我们这个时代而看到了未来。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一部著作是理解他和肯定他的功绩的。需要向读者指出聂鲁达是一个无产者。当我在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寻找题目的时候，我決定要写扬·聂鲁达。1956年，我以《聂鲁达的爱国者和无产者观念》为题的博士论文，与文学史家、评论家等人的研究论文一起，收入了《扬·聂鲁达》这本专著。”

　　那么，青年时代的格里加尔是如何想到要写伏契克传记呢？

　　格里加尔双眼闪现出炯炯的光亮。他的思绪在瞬间回闪到当年的激情创作境况之中。战后的捷克斯洛伐克，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伏契克成为代表社会主义和反法西斯战士理想人格的标志性英雄。当时，苏联电影导演鲍里斯·奇尔斯科夫正为执导影片《飞行员契卡洛夫》来到布拉格，同时为一部关于伏契克的电影剧本做准备。经过与格里加尔长时间的讨论，他最后决定放弃这一计划。他写信告诉格里加尔：“我对伏契克了解得太多，而同时剧本写得又太少。”

　　格里加尔微笑的神情转而凝重，他说，当时社会上传播着另一种声音。反对者坚持说，这样构思精妙、风格独特、结构严密的文字，绝不可能是在纳粹监狱那种严酷的环境下由囚徒写出来的。在批评者当中，两位曾被关押在盖世太保监狱的知识分子发挥了主导作用，他俩携手拒绝承认《报告》作为证词的可信度。战前，伏契克曾与他俩进行过论战。他俩对《报告》的怀疑，由于其特殊的个人经历，增加了怀疑的可信度，在某些读者那里获得了信任。

　　基于当时社会对人物的评判标准简单化为“是”与“否”，格里加尔认为，伏契克的一生愈是被当作美德和行为的模本，他的真实形象就愈被掩盖了。格里加尔说：“1958年，我着手创作伏契克传记。我在深入采访了曾与伏契克生活、共事、战斗过的二十位亲友、同事及狱警的基础上，尝试按照我认为的伏契克的原本面貌来讲述他，正如古拉丁谚语所说‘人性所在，我无例外。伏契克曾经说过，希望改变世界的人，要有‘煤矿工人的信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为理想而必须舍弃人生的快乐。我此书的主题，就是要展现伏契克为欢乐而生的人格。但此书未获得任何官方支持，申请印刷许可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我始终坚持自己的创作宗旨，此书最终获得了出版。”

　　当格里加尔关注到伏契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拜物教的对象时，他认为，笼罩在伏契克头上的圣光，阻碍了人们对伏契克一生及个性的认识，他有必要通过批判性观点，帮助人们摆脱空洞的英雄崇拜的迷雾。他说道：“我在1963年发表了文章《人物与传奇》，反对将伏契克过度理想化，主张应该让伏契克从名望的最高宝座回归到我们中间，我们将与他进行永久性的创造性对话，而不是教条地对其作品麻木不仁地解读，也不应将他的作品仅仅视为引经据典的宝典。我提出的批评意见颇受欢迎。”

　　当谈及伏契克在1989年天鹅绒革命后的境遇时，格里加尔声音高亢，义愤填膺。他说，先前对伏契克的夸张的尊崇突然被一场诽谤和最卑劣的政治与心理宣传的谎言风暴所取代：伏契克不再是英雄，而是一个叛徒；不再是一个无畏的抵抗战士，而是一个懦夫。《绞刑架下的报告》并非其作品，而是他人伪造的赝品。他的名字备受责备和嘲笑；他的雕塑和半身像被人损毁；纪念碑被推倒；公共建筑上的画像也被一一移除。

　　格里加尔转而说起一件往事：“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杂志上看到一张照片：一间乡村小屋敞开的门后，有一个被砍掉的伏契克雕像头颅——有人希望代表前政权的雕像被砸碎。我立马想：这是伏契克第二次被处决，在他的祖国；第一次是在1943年9月8日，在柏林普洛岑斯监狱，伏契克被德国纳粹处决。”

　　沉默片刻，格里加尔阴沉的神情渐渐舒展。他的嗓音显得特别洪亮，说道：那些荒谬的、与伏契克生平及作品相关的所有质疑与谎言，被专家逐一证伪。2008年，出版了《绞刑架下的报告》手稿版，影印了伏契克全部手稿，同时附有捷克内政部证明手稿真实性的鉴定文件。

　　欢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