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学业拖延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基于我国定量研究的元分析

　　摘 要：采用元分析的方法，对我国大学生学业拖延与父母教养方式关系的19篇定量研究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学业拖延有中等程度的作用，情感温暖能减轻大学生学业拖延，惩罚严厉、拒绝否认、偏爱等教养方式则会加重学业拖延。教养方式对大学生学业拖延的作用存在调节效应，父母教养方式对女大学生学业拖延的影响要大于男生，对新生学业拖延的影响要弱于老生。研究得到两点启示：家庭对大学生学业仍有重要影响，需要优化父母的教养方式；要注意大学生学业拖延的内部差异，进行团体和个体双重干预。

　　关键词：父母教养方式；大学生；学业拖延；元分析

　　一、引言

　　在大众传媒和社交媒体中，拖延是被经常提及和讨论的热门话题，绝大多数人都有拖延的经历和行为，不少人甚至深受拖延之苦并极力摆脱。在高校相对自由宽松的氛围中，许多大学生在学业中经常出现各种拖延行为，不少人在初入大学时往往制定了详细严格的学习计划，但在学习过程中却不能按时完成课业任务。学业拖延在国内外大学生中都是较为常见的现象，索罗蒙（Solomon）等人研究发现，美国大约有46%的大学生在完成作业任务或者备考复习时容易发生拖延，30%的学生在学业任务管理上会拖延。[1]我国学者的调查结果也显示：有41.7%的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学业拖延，且有50.7%的大学生有想要减少学习拖延行为的强烈意愿。[2]学业拖延不仅涉及的大学生人数多，而且还可能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它不仅会导致大学生学业成绩不理想，还会诱发后悔、焦虑和抑郁等负面情绪，部分拖延严重的大学生甚至可能因此休学或退学。因此，探究大学生学业拖延的影响因素并采取针对措施，有学术理论和高校学生工作实践的双重意义。

　　事实上，学术界已经从个体性格、家庭环境、人物特征等多个方面分析了大学生学业拖延的影响因素，其中父母的教养方式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父母教养方式是父母教育观念、情感和行为的组合体，大量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对个体有终身的潜在影响，积极的教养方式将促进个体健康心理的形成，反之将妨碍个体的人格发展，导致各种不良行为的发生。当前，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证实，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学业拖延有显著影响。米尔格拉姆（Milgram）等人通过对英国大学生的研究发现，父母消极的教养方式与子女的拖延有显著正向关系，教养方式中的专制对学业拖延有最主要的影响。[3]扎克（Zakeri）等人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中的接受和自主是大学生学业拖延的显著负向预测因子。[4]我国研究者况蓉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学业拖延行为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各个维度存在显著的相关。[5]王轲娜等人研究也表明，大学生拖延行为与专制型、溺爱型父母教养方式呈显著正相关，而与民主型教养方式呈显著负相关。[6]

　　尽管已有不少学者研究了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学业拖延的影响，但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教养方式对大学生学业拖延的整体作用强度在不同研究中存在差异，教养方式中的具体维度的作用方向甚至完全相反。为了解决同一主题不同研究结论之间的分歧，本研究将采用元分析的方法，该方法由格拉斯（Glass）教授1976年提出，它能对同一主题的多项研究结论进行系统分析，它通过计算平均效应值（EffectSize，简称ES），探寻结论不一致的单项研究之间的共性，从而获得普适的研究结论。在研究对象上，由于不同国别之间存在教育制度、社会文化的差异，本研究将聚焦于中国大学生群体，运用元分析得到该群体学业拖延和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并分析二者关系是否存在调节效应。

　　二、研究设计

　　（一）文献搜集与选取

　　本研究的初始文献主要来源于国内外文献的数据库，包括中文和英文两大类，中文数据库包括中国知网数据库、万方数据库、超星期刊数据库，英文数据库包括EBSCO、ScienceDirect、SpringerLink、ProQuest。采用关键词检索的方法，中文研究对象的关键词为“大学生”，学业的关键词为“学业拖延”或“学习拖延”，教育方式的关键词为“教养方式”或“养育方式”，英文关键词相应地包括“collegestudents”，“academicprocrastination”，“parentalrearingstyle”或“parentingstyle”，再加上背景關键词“Chinese”或“China”。检索的时间范围不限，通过大范围检索和回溯文献检索两轮文献检索，获得了充足的初始文献。

　　·课程与教学·大学生学业拖延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基于我国定量研究的元分析

　　显然，初步检索所得文献无法完全被纳入进行元分析，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筛选。本研究的纳入标准包含以下几点：（1）研究是报告了数字结果的实证研究，纯理论思辨或综述不采纳。（2）研究报告的数据结果能转化为效应量，比如包含父母教养方式和学业拖延的相关系数或其他能转化为效应量的数据。（3）同一样本的调查数据不能被多次计算，只纳入信息量最丰富的一篇文献。根据以上标准筛选有效文献，最终得到19篇符合要求的初始文献，其中中文文献有17篇，英文文献2篇，总共包含了7769名大学生样本。

　　（二）文献编码

　　为方便后期统计和计算效应值，需要对纳入的文献按照研究特征进行编码。由于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学业拖延的影响可能具有情境性，在编码时不仅要记录相关系数、样本量或可转化为效应量的数值，还要将女生所占比例和大一新生所占比例作为调节变量进行编码。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父母教养方式的概念内涵较为复杂，但我国研究者最常使用的是EMBU量表（中国版）。该量表最初由瑞典的佩里斯（Perris）教授于1975年编制，后来经由我国学者岳冬梅和蒋奖等人的修订，形成了在国内使用率极高的EMBU量表（中国版）。在该量表中，父亲的教养方式包括情感温暖、惩罚严厉、过度干涉、偏爱被试、拒绝否认、过度保护六个因子；母亲教养方式分为情感温暖、过度干涉、拒绝否认、惩罚严厉、偏爱被试五个因子。一般认为，情感温暖属于积极的教养方式，其他教养方式不利于个体的身心发展，被视为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本研究纳入元分析的初始文献中，多数用EMBU量表（中国版）对父母教养方式进行测量，未采用的研究对教养方式的测量也能归于EMBU量表（中国版）的划分维度。因此，本研究在分析教养方式对大学生学业拖延影响时，将采用EMBU量表（中国版）对教养方式的界定划分，细致分析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对大学生学业拖延的影响。

　　为保证编码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本研究编码工作由两位研究生共同完成。在正式编码前，两名研究生对编码规则进行了学习，以充分了解本研究的编码方法。经统计，两位编码员的编码一致率为95.1%，对于两位编码员不一致的地方，经研究者协商讨论达成一致后，再将研究内容纳入元分析文献的编码表。

　　（三）效应量计算方法

　　元分析的关键是各个初始文献效应量的计算，需要通过以下步骤。第一步，对初始文献数值直接提取或转化为相关系数（r），通过相关系数的FisherZ转换，计算每篇初始研究的效应量Zri，计算公式如（1）；第二步，依据初始研究的样本数进行加权处理，得到各个初始研究的权重Wi；第三步，计算多篇初始研究的平均效应量Zr，计算公式为（2）。

　　三、研究结果

　　本部分包括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对大学生学业拖延的影响，以及原始特征的调节效应分析，即探究二者关系是否随某些变量变化发生变异。

　　（一）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学业拖延的效应

　　在分析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学业拖延的效应前，需要进行发表偏倚与同质性检验，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和模型选择的正确。本研究发表偏倚检验运用Eggers回归法，检验结果见表1，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通过Eggers回归所得p值均大于0.05，表明本研究所选初始文献不存在明显的发表偏倚。同质性检验则采用I2指标，由表1可见，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的I2值最小为52.469，说明各维度有超过一半的变异是由于效应值的真实差异造成的，多个研究之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所以本研究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计算效应值。通过计算，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对大学生学业拖延影响的效应值见表1。

　　由表1可见，除了父亲过度保护和母亲过度干涉这两个维度，其他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学业拖延都有显著影响，且效应值的绝对值在0.117-0.28之间。据科恩（Cohen）教授提出的效应量评价标准，低于0.1说明效应量较小，在0.1至0.4之间为中等，效应量大于0.4时为较大，[7]说明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学业拖延有中等程度的作用。具体而言，父母亲的情感温暖对大学生学业拖延有显著负向作用，说明父母亲对大学生的情感关怀、鼓励和支持越充分，大学生越不容易产生学业拖延现象。父母的惩罚严厉、拒绝否认、偏爱被试和父亲过度干涉都和学业拖延显著正相关，表明这些教养方式均会增加大学生学业拖延的程度。从效应量的绝对值看，父母教养方式中拒绝否认对大学生学业拖延影响最大，其次是情感温暖和惩罚严厉，影响相对较小的是父母亲的过度偏爱和保护。

　　（二）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学业拖延关系的调节效应

　　异质性检验显示，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学业拖延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异质性，这启示我们采用调节变量分析二者关系的情境性差异。以往不少研究发现，大学生学业拖延存在性别、年级和学校类别的差异，由于纳入元分析的初始文献中绝大多数并未详细交代样本所在学校类别，但基本包含了样本中男女生人数、各年级人数，所以本研究以女大学生比例、大一新生比例為调节变量，分析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学业拖延关系的调节效应。

　　1.女大学生比例对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业拖延关系的调节效应

　　女大学生比例是连续性变量，对样本数进行加权处理，采用回归分析得到女大学生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具体结果见表2。

　　由表2可见，除了父母教养方式中的偏爱被试，女大学生比例均对教养方式其他维度与学业拖延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女大学生比例能负向调节父母亲情感温暖对大学生学业拖延的抑制作用，女大学生比例越高，父母亲情感温暖与学业拖延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越大，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越强。可以推测，父母亲情感温暖对女大学生学业拖延影响要高于男生。同时，女大学生比例能正向调节惩罚严厉、过度干涉和偏爱被试等消极教养方式与学业拖延之间的关系，女大学生比例越高，消极教养方式越能加重大学生学业拖延的程度。可以看出，父母教养方式对女大学生学业拖延影响要高于男生。

　　2.大一新生比例对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业拖延关系的调节效应

　　大一新生比例也是连续性变量，对样本数进行加权处理，采用回归分析得到大一新生比例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具体结果见表3。

　　由表3可见，大一新生比例对父亲情感温暖的作用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即调查样本中大一新生比例越高，父亲情感温暖与学业拖延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越小，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越弱，父亲情感温暖对大学生学业拖延的抑制作用越小。在消极的教养方式中，除了父母的偏爱被试不受大一新生比例的调节作用，其他教养方式都受到显著的负向调节。换言之，随着大一新生比例的升高，父母的惩罚严厉、过度干涉、拒绝否认和父亲过度保护对学业拖延的加重作用降低。整体而言，父母教养方式对大一新生学业拖延的影响要弱于老生。

　　三、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研究运用元分析方法，对已有我国大学生学业拖延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进行了量化分析，并进一步探究了其影响效果在女大学生比例、大一新生比例两个调节变量上的差异，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1.父母教养方式对我国大学生学业拖延有中等程度的影响，情暖温暖能减轻大学生的学业拖延，惩罚严厉、拒绝否认、偏爱等教养方式则会加重学业拖延。

　　通过元分析发现，父母教养方式的多数维度对大学生学业拖延的效应值在-0.238和0.280之间，说明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学业拖延有中等程度的效应。情感温暖属于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它与大学生学业拖延呈显著负相关，能显著减轻大学生学业拖延的程度。进入大学校园之后，父母虽然难以像中小学阶段直接干预子女的学业，但父母的教养方式依然对大学生的人格、个性和动机等有深远的影响，它能间接作用于大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行为。在父母经常采用温暖、鼓励和支持的家庭，大学生往往能获得更强的自信、责任感和适应能力，能形成强大的内控力和高学业成就动机，较少出现学业拖延行为。同时，本研究也发现消极的教养方式会加重大学生学业拖延，这也与教养方式对个体的内在影响息息相关。父母的过度干涉、偏爱容易造成子女依附性过强，缺乏坚强的独立人格，导致他们不能勇于承担责任、直面困难，在面临大学中新的师生关系、教学形式和学习内容时，一旦不能很好地适应，他们就可能以拖延的方式消极对待自身的学业。另外，父母如果习惯于对子女的错误进行严厉的惩罚，经常拒绝否认子女的想法和请求，依靠身份和威严强迫对方遵从自己的意志，这容易导致孩子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子女可能从父母那里习得了强制暴躁的行事风格，他们会直接公开反抗父母的要求，尤其是大学生愈加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成熟的个体，他们极可能以逃课、学业拖延等反对父母的命令。另一方面，大学生可能在父母长期的高压下形成了懦弱的人格，他们想反抗父母的控制却又缺乏胆量，于是他们倾向于采用学业拖延这种“弱者的武器”表达对父母的不满。

　　2.女大学生比例能显著调节教养方式与学业拖延之间的关系，相对而言，父母教养方式对女大学生学业拖延的影响要大于男生。

　　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学业拖延的影响受到样本中女性比例的影响，随着女大学生比例的升高，教养方式与学业拖延之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增大，表明女大学生在学业拖延上更容易受到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教养方式影响的性别差异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方面，社会文化对男女社会化有不同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女性社会化的过程更多体现在家庭情感联系上，她们表现得更看重家庭关系，更可能与家庭成员保持紧密的联系。[8]在进入大学之后，女大学生更可能通过微信、电话保持与父母的联络交流，进行频繁和深刻的亲子互动，因此受到父母教养方式影响的可能性更大。另一方面，父母教养方式属于个体发展的外在因素，但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受外在环境影响的程度可能存在差异。有研究表明，男大学生的行为更多取决于自身，女大学生则更有可能根据家庭和社会的影响积极主动地表现出亲社会等行为。[9]换言之，女大学生更容易受到重要社会他者的影响，其中自然包括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她们更可能得益或受损于父母的各种教养态度和行为。

　　3.大一新生比例能显著调节教养方式与学业拖延之间的关系，相对而言，父母教养方式对新生学业拖延的影响要小于老生。

　　数据分析表明，父母教养方式对学业拖延的影响还受到大一新生比例的调节，随着大一新生比例的升高，教养方式与学业拖延相关系数绝对值变小，说明大一新生在学业拖延上受父母教养方式影响更小。教养方式影响的新老生差异可能与大学生学习态度和心理的变化有关，尽管已经进入大学阶段，但大多数大一新生仍然保留着高中阶段的学习态度和习惯，不少人依然将学习视为生活中的首要事情，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和强烈的成就动机，能够按时完成各种课业和学习任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学生开始习惯于缺乏教师严格管理的大学氛围，也接触到更多大学校园新鲜的事物，他们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选择和诱惑，部分大学生逐渐放弃了对学业的积极追求，表现出学业拖延乃至学术失范等各种问题。[10]国内外研究均表明，随着年级的升高，大学生学业拖延表现越明显。[11][12]大一新生由于自身更强的内在成就动机，还较多受到高中阶段学习习惯和状态的影响，父母教养方式等外在因素的作用相对更小。

　　（二）启示建议

　　由上分析可知，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学业拖延有中等程度的影响，且二者关系存在一定的调节效应，从研究结论中可以得到两点启示和建议。

　　1.家庭对大学生学业仍有重要影响，需要优化父母的教养方式

　　进入大学是个体生命历程的重要事件，多数大学生首次真正意义上离开了原生家庭，从地理距离上实现了与父母的分离，父母难以频繁、直接介入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家庭对个人的影响似乎会大幅下降。但本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的学业拖延有中度的影响，积极的教养方式能显著抑制学业拖延，消极的教养方式则会加重学业拖延，家庭对大学生的学业仍然有重要影响。有学者指出，虽然青少年主要活动场所已從家庭转为学校，但生活环境和周围刺激的复杂化从某种意义上更显出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个体的人际关系、学业成就、对新情境的应对无一不受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或直接影响。[13]更关键的是，相比较父母的经济收入、职业类别、学历等因素，父母教养方式是更具有改善可能的变量，它能为子女的学业、认知和道德发展发挥更大的引导作用。因此，我们需要优化父母的教养方式，这也需要多方面、多渠道的力量发挥作用。首先，父母必须充分意识到自身教养行为对子女有潜在的长远影响，要更多尝试用温和、鼓励等正面的家庭教育方式，与子女之间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帮助他们积极面对学习生活中的困难，养成时间管理的习惯和自我调节的能力，遏制减少拖延行为的发生。其次，大学班主任、辅导员要加强与家长的沟通联系，遇到有严重学业拖延问题的大学生，要考虑到这可能与该生父母教养方式不当有关。学校需要通过积极交流和提供专业咨询，帮助父母认识到教养方式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家校合作的针对性和质量，共同帮助大学生走出学业拖延的泥潭。最后，政府可以实施推广一些父母教养方式优化项目，在国外，已有家长管理培训（ParentManagementTraining，PMT）、亲子互动疗法（Parent-ChildInteractionTherapy，PCIT）等受到广泛认可的教养提升项目，被实践证明能较好地提升父母教养质量。[14][15]我国政府可以运作或支持社会公益力量推广类似的项目，针对教养方式不当、缺乏正确家庭教育方法的父母，进行一定周期的培训和教育，帮助他们提升家庭教育的素养和能力。

　　2.注意大学生学业拖延的内部差异，进行团体和个体双重干预

　　大学生学业拖延与父母教养方式关系存在调节效应，这说明大学生并非铁板一块的同质整体，他们的学业拖延水平和影响因素存在群体内差异。本研究表明，女性大学生、老生学业拖延更容易受到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这启示我们在解决这部分群体学业拖延问题时，可以更多考虑以家庭为突破口，通过改善父母教养方式帮助他们减少学业拖延。当然，除了父母积极教养方式的作用，大学还需要发挥自身在心理健康、思想教育方面的专业优势，对大学生开展有效的行动干预，减轻学业拖延的程度。当前，对大学生学业拖延的干预有团体和个体两种形式。由于大学生学业拖延存在群体内部差异，学校可以将拖延水平较轻、特征相似的大学生集中起来，让心理健康教师对他们进行团体干预。通过团队内共同学习、相互支持和监督，大学生能获得更强的自我效能感和外部支持，增强自身抵抗学业干扰因素的能力。对于重度学业拖延的大学生，学校可能需要针对其进行单独的个体干预，为他制定更合适的干预方案。目前，对学业拖延的个体干预主要采用基于埃尔克斯（Elks）的ABC理论发展起来的认知—行为技术，其主要目标是增强长期学习拖延者对自己的非理性信念的意识，使之能够进行更为准确、更具适应性、以现实为基础的思维。[16]总之，大学生学业拖延亟需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通过改善教养方式、团体和个体干预等多种方法，帮助他们减轻乃至完全解决拖延问题，度过一个更有收获感、意义感和价值感的大学生活。

　　童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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