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福音派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

　　基督教福音派是強烈信奉耶稣基督福音、以《圣经》为唯一信仰基础、积极从事传教活动的基督教派别。过去40年来，基督教福音派的政治崛起已成为美国重要社会现象。基督教福音派“政治觉醒”的影响由内到外，不仅重塑了美国国内政治议题和选举格局，而且作为国际关系“新锐”也在美国对外政策领域锋芒毕露。作为助力特朗普入主白宫的主要政治势力之一，[1]基督教福音派在特朗普政府的对外关系尤其是美国对华政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旨在对20世纪末以来宗教因素在美国对外关系领域的发展趋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的主要特点以及基督教福音派在美国对华“宗教冷战式动员”中的作用，进行综合性分析。

　　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福音化”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的崛起，以基督教福音派为主干，以基要派、五旬节派、灵恩派、复临派等为旁支，包括部分保守天主教徒、犹太教徒、摩门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在内的宗教新右翼，开始在美国内政外交舞台上“显山露水”，甚至造成美国外交“宗教化”或“福音化”的声势和印象。[2]如果说共和党在被称为“价值观选民年”的2004年美国大选中获胜是宗教新右翼在美国国内政治上的登顶之作，那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则是宗教新右翼在美国对外关系领域的得意之笔，拉开了美国宗教建制性介入美国对外关系领域的帷幕。

　　长期以来，尽管美国宗教团体积极参与政治，支持或反对政府外交政策，但宗教或宗教团体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主要还是间接性、背景性和伦理层面的，并不直接介入外交政策的制定。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世界范围的宗教复兴、全球宗教重心的转移、地区和跨国性宗教冲突的频仍、宗教极端主义的蔓延、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崛起以及宗教政治化的普遍倾向等，宗教因素逐步上升至各国外交和安全战略的议程。[3]20世纪末以来，在基督教福音派的推波助澜之下，宗教因素在美国对外关系领域扮演的角色呈现出以下七种趋势。[4]

　　一是立法化（或国会化）趋势。美国国会通过的《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及其他由宗教团体推动的涉及宗教的立法，在法律上确认了美国外交政策与所谓“宗教自由”之间的关系。2016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生效的作为《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修正案的《弗兰克·沃尔夫国际宗教自由法》以及《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把美国实施制裁的重点从国家转向单位和个人，即用“打击到人”的方式来提高制裁的效力，从而加强美国政府通过国内法来实现其推进所谓“人权”目标的力度。[5]

　　二是机构化趋势。根据《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的规定，美国在国务院下设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同时还设立跨党派半官方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以及涉及所谓宗教人权问题的美国政府和国会机构，如“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等。《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建立了报告全球范围内所谓宗教自由问题、认定所谓严重违反“宗教自由”的“特别关注国”以及选择性制裁等机制，对所谓“宗教自由”的关注开始融入美国传统外交建制。

　　三是国际化趋势。以美国为主导的宗教人权国际制度或“价值观联盟”逐步形成。宗教人权国际制度是由关于宗教人权的各种国际和地区性公约或条约、各种旨在促进所谓宗教人权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各国（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国际宗教和人权政策等组成的国际机制和网络。美国在所谓宗教自由问题上对中国便采取了结合单边、双边和多边施压的“多管齐下”手段。

　　四是草根化趋势。以争取所谓“宗教自由”为宗旨的新人权运动拥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新人权运动是草根运动，背后是所谓“宗教美国”，政治运作主要走局外人游说以及国会路线；而倡导所谓政治权利的旧人权运动则主要是精英运动，政治游说通常走上层通道或体制内路线。

　　五是联盟化趋势。美国宗教组织在宗教自由议题上结成由不同团体参与的各种盘根错节的全国性或跨国性“倡议者网络”，共享人员、资源、机构和信息，并将其外交政策议题“主流化”，从而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实质性影响，并造成更大声势以对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施加压力。

　　六是媒体化趋势。所谓的宗教人权运动除动员基层外，其惯用的运作方式就是诉诸媒体，尤其是利用“准入门槛”较低的网络媒体，这使其在获取各种信息、影响政治议程和信众政治选择方面具有更多途径和更强能力，而所谓宗教自由议题本身也具有媒体效应。这些均使所谓宗教自由问题溢出传统外交渠道，压缩了传统外交建制的运作空间，并且使宗教问题在美国对外关系中更具对抗性。

　　七是安全化趋势。这主要指美国外交和安全权力建制开始从国家安全和战略的高度看待宗教问题，不仅把宗教自由看成人权问题，而且视之为“国家安全的界定因素”，或是某种地缘政治和“国土安全”问题，将宗教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等量齐观，使宗教因素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考量之一。倡导所谓宗教自由业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圈子的标准话语。

　　总之，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基督教福音派崛起并建制性地介入美国对外关系领域的背景下，美国朝野对宗教因素在本国对外关系和国际战略中地位的看法已趋于一致，关注所谓国际宗教自由已成为自越战以来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外政策领域新的共识，而外交政策“宗教化”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昔日“传教士外交”以及晚近“人权外交”的最新版本。宗教在美国对外关系上的上述趋势，就是美国外交政策“宗教化”或“福音化”的鲜明特征。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宗教战略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外政策的“福音化”趋势在美国对华关系领域有着集中体现。事实上，冷战结束以来的历届美国政府都一直在宗教人权领域向中国发难，如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连续19年在其“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中将中国列为所谓“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特别关注国”，而攻击中国的宗教政策也是宗教右翼团体的主要游说目标和动员手段。

　　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美国对外关系发生了几近颠覆性的变化，其中中美关系的变化幅度之大令人咋舌，成为当前世界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标志之一。目前，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对华宗教施压更是变本加厉，就所谓宗教自由问题对中国施加实质性制裁。渲染所谓“中国灵魂争夺战”，已经成为美国府会、两党和朝野的普遍共识以及常态化运作。在当前国际关系和中美关系大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宗教战略呈现出以下特点。[6]

　　第一，对华宗教高压态势的持续性。无论是20世纪末美国国会通过的《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还是美国国务院在2018和2019年分别召开的两届所谓“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7]其锋芒均主要指向中国。美国 “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的炮制者们不厌其烦地扮演着某种“宗教自由裁判官”的角色，年复一年地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对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指手画脚，横加指责；美国政府将“主权问题人权化、人权问题宗教化、宗教问题安全化”[8]的做法更是对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构成挑战。在对华宗教领域，美国政府几乎从未摆脱冷战思维，而这种持续性在中美关系的其他领域相当罕见。

　　第二，经贸、地缘政治与宗教议题的叠加。一般而言，美国对所谓中国“宗教自由”问题的强调随地缘政治和中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呈反比关系。也就是说，经贸冲突和地缘政治因素的上升通常意味着宗教因素重要性的下降，这在美国经济萧条、反恐形势严峻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情况下尤为如此。因此，美国对华政策通常掺杂着受经济利益绑架还是受宗教利益劫持的争论。当然，其中也有例外。在1997—1998年美国国会就是否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进行辩论期间，所谓“中国宗教问题”就因国会内宗教新右翼支持者的推动而成为上述经贸辩论中的热门议题，他们大打宗教牌为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助攻，并直接促使国会通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然而，当前美国政府在对华关系上同时打出“经贸牌”“地缘政治牌”和“宗教牌”，其对华经贸和地缘政治目标与宗教议题已从一定程度上的相互制约，演变为全方位的相互推进。

　　第三，宗教领域对华策略和手段的调整。与经贸问题一样，在宗教人权问题领域，美国越来越强调所谓对等原则，并且欲依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实施所谓“宗教迫害”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实质性制裁，包括不能入境美国、针对个人财产进行制裁等。其中，由特朗普总统签署的《西藏旅行对等法》，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于2019年9月11日和12月6日投票通过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以及众议院于2020年1月28日投票通过的《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等，就试图将两国有关人员进入对方某些地区“对等化”。上述法案的提出均表明美国政府目前在经贸领域对华施压采用的所谓“对等策略”已开始延伸至所谓“人权”领域，并通过其国内立法使美国对中国主权的侵犯长期化。事实上，利用所谓宗教领域的涉华立法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对华施压和讨价还价的手段，目前这种手段已经成为美国国会和政府联手实施遏华战略的套路。

　　第四，在官方和半官方人权建制内安插具有中国背景的高层人士。例如，曾担任达赖喇嘛英文翻译的丹增多吉出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白宫任命美籍维吾尔族女性伊勒特比尔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以及公开推动中国境外的民族分裂势力合流并加紧栽培其中的“新一代明星”，等等。這些人事安排使中国境外的民族分裂势力获得进入美国上层权力的通道，得以直接参与美国对华政策游说和决策过程。2020年2月4日，白宫提名副总统彭斯的助手莎拉·马金（Sarah Makin）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负责监管特朗普政府在推进所谓国际宗教自由方面的工作。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曾连续多年建议白宫增设此职位，终于如愿以偿。特朗普政府国安委中“宗教专职官员”职位的设立将进一步加大美国推进对华宗教战略的力度。

　　第五，美国政府和国会的核心圈形成对华宗教鹰派。众所周知，其代表性人物包括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等。目前，特朗普周围业已形成前所未有的最亲近宗教右翼的核心圈子。这些美国政府的顶层人士轮番上阵，将中国的宗教人权事业污名化。他们污蔑中国已“对信仰宣战”，攻击“中国人权问题”已成为“本世纪的污点”，试图以运作所谓宗教人权议题把中国拖入冷战式意识形态冲突的漩涡。[9]

　　第六，打造美国主导的所谓“国际宗教自由联盟”。美国撇开现有国际人权框架，在国际上拉帮结派，另起炉灶，以所谓“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为抓手来组建以其为主导的“国际宗教自由联盟”，宣称要对“人权”概念“进行自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颁布以来最深刻的重新审视”，兜售体现美国宗教自由观念的《世界宗教人权宣言》。[10]2020年2月5日，美国国务院集结包括本国在内的27国召开“国际宗教自由联盟”成立会议，至此形成了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之外的国际宗教人权体制的雏形。该“国际宗教自由联盟”以《波托马克宣言》《波托马克行动计划》《国际宗教自由联盟原则宣言》[11]为宗旨和行动计划，以“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地区性宗教自由圆桌会议”“国际宗教自由基金”“国际宗教与信仰自由联络会”“国际宗教与信仰自由议员会”等为运作机制，并继续策划大规模“扩盟”。这种将中、俄等国排除在外的所谓国际宗教人权机制，堪称“宗教版北约”，将进一步撕裂国际社会，造成自《世界人权宣言》颁布以来国际人权领域的重大变局。

　　基督教福音派对特朗普政府的影响

　　基督教福音派对美国政府究竟产生了多大影响，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第一，“宫廷福音派”对政府上层的影响。基督教福音派不遗余力地为特朗普政府站台，并因此得到特朗普政府的实质性回报。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基督教福音派与美国政治权力中心的接近，甚至超过此前有所谓“以信仰为基础的总统任期”之称的小布什政府执政时期，尤其是部分保守福音派领袖因与特朗普过于走近，服务甚至屈从于白宫的需求而被讥讽为“宫廷福音派”和“宗教侍臣”。[12]

　　从20世纪70年代末基督教福音派在美国政治上“登堂入室”之后，它便与共和党在政治上进行捆绑，故美国政治右翼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道德右翼”与“市场右翼”或“社会保守派”与“经济保守派”在共和党内的结合。[13]但福音派对共和党的热情拥护，尤其对该党总统候选人的鼎力支持，换来的却是历届共和党政府的“前恭后倨”，上任后并未大力推进其宗教和社会议程，尤其在民主党奥巴马政府时期基督教福音派在美国国内所谓“文化战争”的各条战线上几乎全面失守，以致部分福音派情急之下将共和党权力建制连同民主党和世俗新闻媒体一并斥为“邪恶轴心”。[14]担心“白人基督教美国的终结”的基督教福音派从此前经历中吸取“教训”，把获得更大政治权力作为“回归美国的犹太——基督教本源”的最佳路径，于是把服侍“玛门”远甚于服侍“上帝”，但将对其主要诉求照单全收的特朗普视为能帮助他们赢得“文化战争”的不二人选。部分保守福音派领袖因在特朗普上任后受到某种礼遇、得以频繁出入白宫而受宠若惊，对特朗普推崇备至，将“重建基督教美国”的理想寄托在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特朗普身上。

　　从2011年特朗普最初考虑竞选美国总统时起，在其“私人牧师”和“成功神学”的灵魂人物葆拉·怀特（Paula White）的安排下，特朗普便与福音派头面人物多次会见。[15] 2016年6月21日，正处大选中的特朗普在纽约基督教领袖特别会议上与约900位福音派领袖会面，其竞选团队于当天宣布成立由26名成员组成的福音派咨询委员会，作为动员福音派支持的辅选机构和此后其政府的宗教事务顾问班子。特朗普上任后，保守福音派在推进其从取消所谓宗教公共表达受限等“宗教自由”问题、反对堕胎和性少数群体权利、任命最高法院保守派法官，到美国对以色列政策等议程方面，确实取得了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进展，至少与美国政府产生了更紧密的互动。[16]即便如此，除少数议题和部分领域外，缺乏专业知识和运作经验的“宫廷福音派”对美国对外关系领域的影响显然不及其对国内事务的影响。

　　第二，福音派信众对选举政治的影响。保守福音派领袖之所以获得政治人物的青睐，是因为基督教福音派一直以来是美国政坛上不可忽视的选举力量。一般认为，福音派的投票人数通常保持在美国全体选民的四分之一左右。基督教福音派的政治取向较为复杂，是包含自由派、温和派、保守派等多种内部派别的复杂群体。不同派别会因信仰程度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投票取向和投票率，如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选民比不经常或不参加宗教活动的更倾向于投共和党候选人的票，福音派比无宗教归属者或不信教者拥有更高的投票率等。此外，基督教福音派的投票倾向还因种族身份大相径庭，如黑人福音派虽在宗教上保守，但在政治经济上却持自由派立场，一向支持民主党；而白人福音派则大多为保守派，支持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议程。因此，福音派中只有白人基督教福音派才是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真正的选民基础。他们在2016年大选中以高达81%的投票率支持特朗普，甚至超过被称为“价值观选民年”的2004年福音派对小布什78%的投票支持率，从而把特朗普送上总统宝座。[17]

　　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基督教福音派尤其是白人基督教福音派又是逐步衰退的选举力量。2008年奥巴马当选时，白人基督教福音派人数占美国人口总数的比例为21%，10年后的2018年已急降至15%。基督教福音派是通过高投票率才保住其在全体选民中约四分之一的占比的。随着基督教福音派的投票率目前已达到峰值以及非福音派或非宗教选民的人数和投票率的持续上升，加之教内青年不断流失，福音派对政治选举的影响力已呈明显下降趋势。一些人口统计学者甚至预测，到2024年美国大选时福音派将不再是重要的政治力量。[18]白人基督教福音派对特朗普几乎无条件地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他們担忧福音派将全面失去社会主导地位的所谓“畏惧政治”和试图恢复往日荣光的怀旧心理，以及通过追逐更大世俗权力来扭转现状的政治策略。[19]

　　在后冷战时期，鉴于基督教福音派的政治选举能量，政党与福音派团体之间便形成了某种事实上的交易关系，即政党及其候选人以推进某些宗教议程来换取宗教选民的选票。从目前来看，尽管特朗普本人对宗教人权议题并不十分热衷，但他却比冷战结束以来的历届总统都更加倚重基督教福音派，其执政团队比往届都更具宗教色彩且更善于操控宗教议题，而特朗普政府在推动福音派议程方面也比往届政府更为卖力，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了福音派对特朗普政府的支持。这就说明了为何福音派宗教团体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影响力。

　　第三，宗教人权建制的影响。宗教人权建制指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宗教人权机构，所谓宗教自由倡议组织、游说团体、利益团体、智库、媒体和其他非政府组织，人权类教会组织等以及与之相关的包括政客、说客、活动分子和其他人士在内的宗教人权活动圈子。该人权建制堪称宗教领域的“深暗势力”。

　　基督教福音派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受到多种因素制约，如美国政教分离传统、宗教团体的“窝里斗”、美国外交建制的现实主义或世俗文化传统、政治经济和其他人权问题等利益诉求的挤压以及宗教团体缺乏介入外交事务的专业性等。但从根本上来说，宗教和宗教团体要实现其政策目标，必须获得行政当局和权力建制的支持。如果得不到总统的支持，或与权力建制所认为的美国国家利益相左，任何宗教群体政策游说的成功率都将大打折扣。[20]由于中美战略竞争的长期性和美国宗教人权建制的持续运作，即使2020年大选中共和党败选，美国在宗教人权领域对华施压的长期态势也不会发生大的改变。民主党有关注所谓人权问题的传统，较少受重商主义掣肘，并且素有推销所谓“人权至上”等西方价值观的“强烈情怀”，因此民主党虽在国内议题上对基督教福音派会有所顾忌和牵制，但在宗教人权问题上对华施压不会明显放缓，在某些领域甚至有所加强。

　　与来自宗教人权建制的传统政客和职业人权活动分子相比，基督教福音派中无论是上层领导人还是草根信徒都有较大的可塑性。但对中国宗教政策和状况的政治化解读、基于神学传统的先入之见，甚至出于筹款目的和政治操控等权宜之计的做法，仍是美国基督教福音派涉华的主流立场和行动常态。因此尽管一些福音派团体和领袖对中国持友好或中立态度，但仍无法冲破遮蔽中美关系的宗教偏见和敌视的层层迷雾，无法使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宗教的实际情况在美国“拨云见日”，难以改变美国宗教团体的对华负面态度及美国社会的对华不利舆论。

　　结 语

　　作为宗教右翼主导力量的基督教福音派要想取得政策影响力，就必须通过联盟战略使其关注的议题主流化，并且获得宗教人权建制的支持。如《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的一些主要幕后推手是犹太政治活动家和说客一样，这些美国政府和国会对华宗教鹰派中就有非基督徒的宗教右翼人士。[21]目前在对华政策上，白人基督教福音派和宗教右翼团体除作为现政府的选民基础而发挥较大间接作用外，其直接作用明显不如精通中美关系、立法程序和高层政治运作的宗教人权类组织、智库和游说团体，而后者又需要与具有宗教右翼背景的政府高官和国会议员配合运作方能产生政策影响力。因此，如果把白人基督教福音派或宗教右翼运动看作包括上述组织和政府人士在内的宗教人权建制的重要部分，那么至少就现实而言，其影响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能量确实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