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地区新一轮抗议潮爆发的原因及特点

　　自2018年底以来，新一轮抗议潮在中东多国爆发并蔓延，阿尔及利亚、苏丹、埃及、伊拉克、黎巴嫩、伊朗等国先后爆发了不同规模和烈度的反政府示威游行。在抗议浪潮中，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和苏丹总统巴希尔先后下台，黎巴嫩总理哈里里和伊拉克总理阿卜杜勒-迈赫迪宣布辞职。有学者将中东新一轮抗议潮称为所谓的“阿拉伯之春2.0版”。然而，从中东地区历史进程看，此轮抗议潮仍是2011年以来中东剧变这一“长波”的延续，反映了中东地区国家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改善民生与发展问题等方面仍面临严峻挑战。

　　中东地区新一轮抗议潮的形成和蔓延

　　2018年底以来，中东地区多国爆发了不同程度的抗议活动，但民众抗议的规模和诉求、政治制度的体系特征、政府应对抗议的方式和能力等存在差异，因而对各国的政权稳定产生了不同影响。整体来看，依据政权变更状况的不同，此轮抗议活动产生了三类不同结果。

　　一是抗议运动导致政权更迭。苏丹总统巴希尔执政近30年，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执政近20年，二者被视为中东强人政权的代表。在2011年前后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剧变中，巴希尔和布特弗利卡都稳住了阵脚，没有倒台。然而，由于二人未能兑现此前作出的一系列改革承诺，且近年来两国政府的治理成效乏善可陈，导致其推行的“以经济福利换取政治沉默”的传统“社会契约模式”难以为继。在地区其他国家民众示威游行的影响下，两国民众陆续掀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最终不仅结束了二人对国家政权的长期掌控，而且改变了两国几十年来的政权统治模式。

　　在苏丹，2018年12月，巴希尔政府试图通过大幅贬值货币来避免经济崩溃，结果却导致物价飞涨，引发民众抗议。随后，政府为控制局势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逮捕反对派人士，关闭社交媒体网站，并采取武力驱散示威者等措施。2019年2月，巴希尔总统更换总理、副总理等部分政府高官，以期平息民众的不满情绪。然而，民众抗议浪潮不但没有缓和，反而不断高涨，反对派“苏丹职业人士协会”组织起百万人规模的示威游行，导致形势愈发紧张。面对局势即将失控的风险，军方选择倒戈，逼迫巴希尔下台。4月11日，苏丹国防部长伊本·奥夫宣布推翻巴希尔政权，成立过渡军事委员会并担任主席，执掌国家事务。后因民众反对建立军政府，在任仅一天的奥夫宣布辞职，由军队总督察、陆军中尉阿卜杜勒·法塔赫·阿卜杜勒拉赫曼·布尔汉接任过渡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7月17日，过渡军事委员会与反对派“自由与变革联盟”在喀土穆签署协议，同意组建过渡期国家治理机构——联合主权委员会，并授权“自由与变革联盟”提名国家过渡时期政府总理。8月20日，由军方代表和平民代表共11名成员组成的联合主权委员会成立，由布尔汉担任委员会主席，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自动解散。次日，此前担任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副执行秘书的阿卜杜拉·哈姆杜克正式宣誓就任苏丹过渡政府总理，并于9月5日宣布组建过渡政府。

　　2018年12月，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谋求第五任期，导致首都阿尔及尔附近爆发民众抗议，并于2019年2月蔓延至全国。布特弗利卡先后采取多项措施，包括动用警察等强力机构、替换总理、承诺不寻求连任等方式，希望能够平息民众抗议，但效果甚微。2019年3月，持续的大规模抗议最终促成军方态度的转变。在军方压力下，布特弗利卡于4月2日被迫辞职。依照宪法，参议长阿卜杜勒卡迪尔·本·萨利赫担任过渡期临时总统，阿尔及利亚进入政治过渡阶段。12月12日，阿尔及利亚举行总统大选，前政府高官阿卜杜勒-马吉德·特本以58.15%的得票率当选总统。然而，许多民众要求彻底改变前政权，对大选持抵制态度，此次选举投票率仅为39.88%，创下阿尔及利亚总统大选的历史新低，阿尔及利亚未来政治发展仍充满较多不确定性。

　　二是抗议运动导致内阁更换。与阿尔及利亚和苏丹民众抗议不同的是，在伊拉克和黎巴嫩，尽管抗议民众也喊出反对现政权的口号，但民众的变革诉求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领域，而不是彻底推翻现有的政治制度。同时，两国当局对民众抗议也予以积极回应，因此抗议潮只是导致内阁发生了更替，政权并未变更。

　　在伊拉克，自2019年10月以来，民众抗议此起彼伏，其中以什葉派地区的民众示威行动最为突出，并造成了大规模流血冲突。截至12月1日，在示威抗议中已经约有420人身亡、1.7万人受伤。[1]时任伊拉克总理阿卜杜勒-迈赫迪既无力满足示威群众的要求，也难以平息抗议示威运动，最终于11月29日宣布辞职，随后向国民议会递交辞呈并获得批准。但是，各政治派别围绕新总理人选迟迟无法达成一致。2020年2月1日，伊拉克总统巴尔哈姆·萨利赫任命前通信部长穆罕默德·陶菲克·阿拉维为新总理，但由于各派博弈加剧，导致阿拉维未能在法定期限内完成组阁。3月17日，萨利赫总统任命曾在什叶派占多数的纳杰夫省担任省长、“胜利联盟”成员阿德南·祖尔菲出任总理。4月9日，祖尔菲宣布组建新政府失败。当日，萨利赫任命情报部门负责人穆斯塔法·卡迪米为新任总理，并授权其在30天内组阁。伊拉克当前的政治危机凸显了美国在伊拉克移植西方民主制度、建立族群—教派分权政治体制（即什叶派人士担任政府总理，库尔德人出任国家总统，逊尼派代表担任议会议长）的严重后果，导致伊拉克教派矛盾激化，腐败问题突出，国家治理乏力，由此引发民众不满情绪高涨。

　　2019年10月25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及中南部多个城市爆发新一轮示威抗议活动，示威者继续抗议政府腐败、缺少公共服务及高失业率，呼吁政府推进改革。 图为当日，示威者在伊拉克巴格达解放广场参加示威活动。

　　由于不满政府宣布对使用瓦次普（WhatsApp）等网络语音通话软件收税，自2019年10月以来，黎巴嫩多地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随后，抗议民众提出了要求现政府内阁成员辞职、组建技术专家型政府等政治诉求。在大规模抗议运动的冲击下，10月29日，黎巴嫩总理哈里里宣布辞职。12月19日，奥恩总统任命哈桑·迪亚卜为新一届政府总理并授权其组阁，但后者组阁未果。在黎巴嫩政府出现三个月的权力真空后，2020年1月21日，以迪亚卜为总理的黎巴嫩新一届内阁成立。然而，黎巴嫩经济发展持续低迷，公共债务高企，民众失业率居高不下，导致民众抗议活动始终难以平息。

　　三是抗议潮冲击政治稳定但未危及政权。自2019年下半年开始，埃及和伊朗国内都出现了一波民众抗议运动。民众抗议活动席卷了两国多个城市，但整体上抗议并未完全失控。在两国政府的强力干预下，抗议活动均很快被平息，两国的国家政治体系和政治制度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和影响。

　　在埃及，流亡海外的埃及商人穆罕默德·阿里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指控埃及总统塞西和军方存在腐败行为，号召民众发动示威游行。以此为导火索，2019年9月20日，包括开罗在内的埃及多个城市爆发了反政府示威抗议，反对派趁机喊出了“民众希望政权倒台”等口号，并鼓动更多埃及民众走上街头。为应对危机，塞西政府对网络谣言进行辟谣，并采取强力措施，迅速控制住了抗议活动的蔓延。

　　在伊朗，迫于财政压力，鲁哈尼政府上调了国内汽油价格，并实施新的配给政策，但引发了民众的不满，进而导致国内出现大规模抗议活动。2019年11月，伊朗国内民众的示威游行不断升级，继而出现“打砸抢”等骚乱活动，甚至出现冲击当地政府和军营的行为，造成较多人员伤亡。随后，伊朗政府迅速采取应对措施，强力干预民众示威游行，打击不法分子，从而有效控制住了局势，很快恢复了社会秩序。

　　中东地区新一轮抗议潮爆发的原因

　　与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相比，中东新一轮抗议潮爆发的深层原因仍然是相关国家经济社会状况的恶化，不同的是抗议民众不再满足于推翻某个人的统治，而是更多要求国家系统性变革；民众不仅渴望进行有实质意义的选举，而且要求政府进行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改革，满足自身对发展的强烈诉求。[2]中东国家的政权更迭和政局变动，再次向人们展现了政治问题背后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也揭示了经济基础最终决定政治和政权变化的内在逻辑。[3]

　　第一，社会经济问题是新一轮民众抗议潮爆发的根本原因。民生问题再次成为引发中东国家政局变动和社会动荡的“灰犀牛”。一方面，民生问题在中东国家具有普遍性，是中东发生政局变动的根本原因。迄今为止，绝大多数中东国家的民生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且短期内很难看到扭转的迹象。实际上，中东剧变发展至今已近十年，但中东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形势依然堪忧。比如，政治攻讦和社会暴力愈发严重，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社会不平等加剧，腐败问题严重，性别不平等问题突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牛津大学贫困与人口发展倡议（OPHI）于2018年发布的报告显示，中东阿拉伯国家近五分之一的人口（约6500万人）生活在极端贫困标准以下，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4]另一方面，中东国家普遍存在的民生问题持续对政权稳定造成冲击，经济民生问题容易转化为政治问题，并最终导致政权更迭。因此，2018年底以来中东地区出现的新一轮民众抗议潮，凸显了该地区经济发展困境和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

　　第二，国家治理和有效供给能力不足成为抗议潮爆发的直接原因。国家治理能力、执政水平及其真实绩效是国家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和依据。近年来，中东一些国家的民众对于政府治理无力、变革缓慢以及腐败严重等问题普遍不满。2019年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项目”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2018年间，埃及、伊拉克、黎巴嫩和苏丹四国的政府治理能力指标得分（该项目政府治理能力指标最高得分为2.5，最低得分为-2.5）分别从-0.37、-1.2、-0.28、-1.34下降到-0.58、-1.32、 -0.64、-1.62，这意味着四国政府的治理能力在“阿拉伯之春”之后均呈下降趋势；同一时期，伊朗和阿尔及利亚两国的政府治理能力也未出现根本性好转。[5]民众掀起大规模抗议活动，凸显了相关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效果不彰。

　　第三，中东国家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是抗议潮爆发的深层原因。一方面，中东地区国家贫富差距较大。在中东地区，占总人口10%的最富有的人口掌握了64%的社会总财富，这一比例远高于美国、欧洲国家等发达国家的情况，也高于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6]另一方面，中东国家社会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民众失业率高企，为地区埋下了各种不稳定因素。2018年底以来，发生民众抗议潮的中东国家均存在较高的青年失业率。关于25岁以下青年失业率，苏丹为27%、阿尔及利亚为30%、黎巴嫩为17%、伊拉克为17%、埃及为33%。[7]与此同时，经过中东剧变的洗礼后，青年民众表现出了更为强烈的斗争意愿。有学者指出，当前中东地区新生代正在崛起，阿拉伯年轻人已经习惯于表达自己的不满。[8]这些青年是社会不平等的最大受害群体之一，也因此成为抗议活动的主力军，越来越多的中东青年开始通过街头抗议等方式，表达其改变现状的诉求。

　　第四，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和域外大国干预是引起新一轮抗议潮的重要原因。一方面，世界经济整体低迷，国际油价回落并在低位徘徊，对于严重依赖能源出口的阿尔及利亚、苏丹、伊拉克、伊朗等国造成重大影响。与此同时，中东地区冲突此起彼伏，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肆虐严重损害了相关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在伊朗、黎巴嫩、伊拉克以及叙利亚等国的民众示威活动中，常有西方煽动介入的影子。例如，2019年11月15日，当伊朗政府宣布提高国内汽油价格并实行配给制后，普通民众对于价格变动心生不满，纷纷走上街头，引发全国100多个城市爆发抗议示威活动。其间，一些反对派和不法分子借机纵火焚烧银行、商店，破坏公共设施，并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多人死亡。伊朗国内外各种势力相勾结，或向伊朗政府施压，或煽动抗议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国务卿蓬佩奥等纷纷在推特上发文支持抗议者、袒护暴乱分子；美国国会提交审议相关提案，鼓励并支持伊朗发生的暴力骚乱行为；美国之音、明天电台、英国广播公司波斯语频道等西方媒体专门开通“伊朗抗议”专题节目，24小时滚动直播抗议情况，谋求在舆论上进一步打击和削弱伊朗现政权的合法性。

　　综上所述，中东地区新一轮民众抗议潮兴起的根本原因是相关国家的社会民生问题持续恶化，引发民众普遍不满；相关国家政府在社会治理能力和成效上的不足成为民众抗议的导火索。同時，此轮抗议潮也凸显了中东地区长期存在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外部因素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东地区新一轮抗议潮的特点

　　当前中东地区的新一轮抗议浪潮是相关国家持续存在的“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安全赤字”等问题的集中爆发，也是中东国家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民众政治参与和国家政治稳定关系失衡的具体表现。同时，此轮抗议潮也表现出与2011年“阿拉伯之春”示威抗议不同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抗议主体的做法和诉求、社交媒体的应用以及反对外来干涉等方面。

　　一、抗议主体呈现广泛性、合作性和一定的非暴力性特征

　　广泛性指参与主体涵盖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群体。例如，苏丹国内的抗议群体构成复杂，既包括苏丹职业人员协会，如医生、工程师、教师、律师、记者和药剂师等中产阶级代表，也包括许多政治反对派精英，如知名政治家法鲁克·阿布·伊萨（Farouk Abu Issa）和阿明·麦基·麦达尼（Amin Mekki Medani）等上层阶级代表，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底层民众。

　　合作性指各国抗议主体暂时搁置了教派、族群等矛盾，以形成反对现政权的合力，这在伊拉克的抗议活动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在推翻萨达姆政权后，美国主导构建的伊拉克政治制度安排反映了明显的以教派和族群划线的特征。其中，什叶派和库尔德人成为该体系的受益者，而逊尼派则不断被边缘化。在伊拉克2019年爆发的民众抗议中，什叶派民众率先走上街头，随后逊尼派聚居区也爆发抗议活动，但双方并未因教派分歧而彼此排斥和敌对，反而选择联手扩大抗议声势。在宗派矛盾根深蒂固的黎巴嫩，抗议群体也首次明确发出无教派差别的诉求和声音。

　　此外，多数国家的民众在这一轮抗议中表现出明显的“非暴力”特征。即使执政当局采取了一些强制手段，多数抗议民众也没有采取暴力手段和极端方式表达诉求，而大多选择走和平抗议路线。特别是在苏丹和阿尔及利亚，支持政府的军方势力在过去几十年往往使用武力平息民众暴力抗议，但此次示威者高举和平主义旗帜，不仅有效防止军方使用武力，而且使抗议活动在国内外获得了更加广泛的支持。[9]

　　二、社交媒体在组织动员中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來，中东一些国家民众对于艰难的社会现实愈发感到无力与愤懑，认为通过常规的政治渠道无法消解自身的困苦，逐渐选择走上街头表达政治诉求。同时，随着近十年来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在中东民众沟通交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使得民众对于现实政治的不满情绪更容易被聚合和传播。同时，在新一轮民众抗议潮中，普通民众和政治反对派利用社交媒体极大提升了组织动员的效率，也催生网络动员呈现出新的手段和特点。一是政府管控网络的优势在下降。多国反对派在抗议中展示出愈发高超的网络技术能力，能够有效绕过政府监控，利用多种网络渠道进行抗议动员。在2019年10月爆发的伊拉克民众抗议中，当伊拉克警察驱散了最初聚集的抗议人群后，反对派开始频繁利用社交媒体组织协调新的抗议活动，使伊拉克当局防不胜防、顾此失彼。二是反对派利用互联网散布虚假信息，煽动民众不满情绪。在2019年伊朗的民众抗议中，网络上流传着民众向加油站投掷燃烧物的视频，有意煽动示威民众通过暴力发泄对当局的不满。然而，视频中的抗议民众却身着夏装，与伊朗11月份的天气情况明显不符，显然是反对派为了升级矛盾，利用互联网恶意传播虚假信息。三是外部势力持续加强对反对派网络应用技术的培训。美国等外部势力加紧对地区敌对国家的渗透和影响，对其国内的反对派提供网络技术培训和资金支持。2019年11月，伊朗安全部门逮捕了8名与美国中情局有联系的伊朗人。经美国中情局培训后，上述人员在伊朗国内骚乱中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进行组织动员、分发装备和参与暴动，并准备将搜集到的有关伊朗示威抗议的情报传送到国外，企图进一步打击伊朗执政当局的国际形象。

　　三、反对外来干涉成为抗议民众的集中诉求

　　在此轮抗议中，除了改善民生和促进民主的诉求外，一些国家的抗议民众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外来干涉”的要求。西方国家一直在中东地区以其经济发展缓慢或受阻为由，不遗余力地输出西方政治和经济模式，并将民主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工具。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剧变中，美国为了维护自身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和主导地位，在关键时刻“抛弃”盟友，还利用舆论推波助澜，将突尼斯、埃及等国的“革命”称为西方民主的胜利。然而，埃及、利比亚、伊拉克等地区国家西式民主转型的失败，使得更多的中东民众意识到西方那套自由民主理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反而可能将国家推入内战的深渊。鉴于此，在此次中东民众抗议潮中出现了反对美国干涉的强音。在黎巴嫩和伊拉克，美国大使馆都成为抗议者围攻的目标；在伊朗，民众对美国干预中东事务尤其是对美国多年来对伊朗实施制裁表达了极大的愤怒。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背后，折射出中东地区民众愈发重视探索本土政治发展经验，而不是再次简单地照搬西方模式。与2011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不同，多数抗议民众不再急于要求开启国家政治转型，而是希望在进行选举之前确立公平透明的“游戏规则”。一方面，抗议民众担心转型过激可能会重蹈也门等国的覆辙，使国家陷入内战。另一方面，抗议民众也拒绝代表前政权利益的人士利用所谓合法途径再次上台执政，从而维持旧有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结 语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受内外环境制约、域外大国干涉和地缘政治竞争的干扰，大多数中东国家还没有找到解决发展与稳定问题的有效办法，始终未能走出经济发展迟滞和民生凋敝的困境。自2018年年底至今，受新一轮民众抗议潮波及的还有约旦、突尼斯等十余个地区国家。然而，无论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新政权还是等待新一届选举的过渡政府，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特别是有效改善民生与发展方面依然面临严峻挑战。因此，对于大多数中东国家而言，民众抗议运动既是社会和政治稳定的严峻挑战，也为从根本上推进深刻变革带来契机。中东国家长期累积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结构性问题很难在短期内出现根本性好转，其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内在缺陷仍然难以克服，中东地区的民众抗议或将具有长期性和反复性特点。由此观之，有效破解民生难题、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是中东国家面临的紧迫而重要任务。

　　高松林 王林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