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表情

　　李北京，生于1991年。在《中华读书报》《南方文坛》《江南》《文艺报》等报刊发表小说、评论若干。编有《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短篇小说卷（1919-1949）》等。

　　微信搜索“史玥琦”，有如下介绍：“文艺青年，才气过人，爱写文章、看电影、欣赏戏剧……小时候喜欢文学、演讲、辩论，14岁开始写作，诗歌、散文、小说等作品在省内外报刊、网络媒体多有发表，高三时还出版个人诗集《走过》。”然而，我感兴趣的是接下来的这句话：“我只希望记录故事。”故事，按照福斯特的说法，是“声音的仓库”，加之作者的“诗人”身份，我们首先有理由以耳朵期待《消失的年轻人》。遺憾的是，小说《消失的年轻人》并不合适朗读。和经营故事相比，作者似乎更着力于记录。

　　“记录”意味着一种态度，一种介入。“记录”对于媒体人来说，更多的是责任；对于报告文学家来说，强调的是能力。但对于小说家而言，有责任、能力还不够，他还必须具有洞察事实的火眼金睛。观若洞火，方能看清世间百态背后酸甜苦辣的表情。因而，“记录”考验的是小说家的十八般武艺。一招一式，体现的皆是小说家的修为。

　　短篇小说，篇幅所限，十八般武艺自然不太可能样样得到展示。但只要撒手锏藏身，立足江湖，指日可待。

　　那么，短篇《消失的年轻人》的撒手锏何在？洞察是也。小说《消失的年轻人》记录的是王川、大周、小米等年轻地铁人在距地面三十米生存的世界。小说题为“消失的年轻人”，消失者谓谁？王川，还是大周、小米？皆是。只不过消失的方式不同罢了。如王川走向自杀，而大周、小米则选择逃离。在作者笔下，处于地下三十米的地铁世界犹如巨大的吞噬物，吞噬着年轻地铁人的干劲、活力，被吞噬殆尽的青春犹如机械时代单向度的人，只不过沉重的肉身从地上转移到了地下，这是时代的讽喻。幸而，不同于机械时代的是王川、大周、小米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反抗，尽管这反抗微不足道，尽管反抗之后依然会有大批的年轻人重新走向地铁，替代王川、大周、小米们，但无可否认的是，王川、大周、小米们反抗的姿态毕竟给予了这个时代微光。微光虽小，却是希望。

　　地铁，是吞噬物，也是现实的容器。作为地下交通轨道，每天在此转场、逗留的人不计其数。小说《消失的年轻人》利用这一特殊空间，上演了一场场独幕戏，每幕戏一两个主角，如离家出走的小女孩、失约吵架的情侣、精神有问题的朱阿姨、躲在楼梯间喝农药自杀的人、两个大打出手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人，当然还有刁蛮的乘客。每个人背后似乎都有一个难言的故事，而每一故事中又蕴含无数现实表情。如离家出走的小女孩。小女孩为何离家出走？她的家庭发生了什么？小女孩的失踪又会给家庭带来怎样的反应？每一诘问皆需洞察背后的现实表情。有意思的是，作者似乎不屑于具体表情的展现，与此相比，作者显然更钟情于事件的呈现。事件以小米的视角纷至沓来，但彼此并无因果，如同糖葫芦，彼此相邻却又独立。如此一来，由于事件的接连不断和本身所携带的时间性，加之小说篇幅所限，具有空间性的场面被无形中压缩乃至消失了。场面的压缩乃至消失，导致了动词的无用武之地，蕴于动词之中的表情也就只能藏于事件背后从而虚化了。

　　现实表情有虚实之别，更有高低之分。虚实为技法，高低乃境界。有时境界的高与低直接决定着小说在江湖中的命运。小说《消失的年轻人》在这方面，可谓成也“记录”，败也“记录”。小说《消失的年轻人》通过对事件的呈现，“记录”了一个又一个隐藏其后的现实表情，从而完成了从“个数”到“复数”（小说最后使用“这群年轻人”已暗示），再到时代的隐喻，此乃成也。“记录”重在细节之实，小说却反其道而行之。以虚补实本无可厚非，但事件背后想象的任性导致细节的模糊，隐喻虽立不稳，此乃败也。

　　现实表情的高低关乎细节之实，更关乎细节之虚。当然，此“虚”非彼“虚”，不是想象的任性，而是在“实”的基础之上加以变形，施以魔法，使其轻，让其飘，呈飞翔的姿态。小说飞翔才能超拔于现实的泥潭。舒尔茨的《鸟》、卡夫卡的《变形记》之所以能够在小说江湖立于不败之地，和细节之虚不无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消失的年轻人》的作者似乎任重而道远，好在已经上路，我们且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 丘晓兰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