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村子

　　南书堂，1965年生，陕西商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三屆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主要著作有诗集《紫苜蓿》《临河而居》等。现任商洛日报社总编辑。

　　我的村子在一个小塬上，塬是土塬。被两条沟切割开来，从后山顶上看，两条沟像两个大树枝，塬上人家果子一样，错错落落挂在枝杈上。

　　我的村子叫后沟。我小时候跟镇上的孩子一起玩时，他们一不高兴，就齐声喊“后沟娃——山棒，后沟娃——山棒”。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甚至感到低人一等，而在父亲的心中那简直就是一种荣光。他经常对人说，谁说咱村名字不好？不好名气能那么大吗？连首长都知道。他说当年在青海当兵时，李先念慰问他们部队，他作为代表受到过首长的接见。首长问他是哪里人，他说陕南商县白杨店公社的后沟村。首长说后沟那个村子我走过。父亲说自从那次被中央首长接见之后，战友们总是向他投来羡慕的目光。

　　其实，也有人私下里谈论村名，只是每次都被立宪伯制止了。他说村名跟人名一样，能随便改吗？改了还是咱们的村子吗？他这么一说，就没人再说了。人们依然过着各自的小日子，依然享用着后沟带来的好处。这里土层深地力好，卖力生长出令人欣喜的庄稼。但村里人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如此深厚的土塬，后来说没就没了。

　　我父亲一生做的令人佩服的事，就是把我们举家迁移到了渭北高原。父亲作出这一决定时，我能想象到他面临着怎样的阻力，我婆极力反对，我母亲天天从早哭到黑，亲戚邻居三番五次相劝。婆甚至还请来立宪伯连骂带威胁，但遇事优柔寡断的父亲，这回却出奇地果断。我们一家六口在一个大雪纷纷的日子，去了那个遥远而陌生的叫做上官山的地方。我们在那儿一住就是七年，那些年婆每年都要来住一段时间，她看到家里盛得满满的小粮仓，和我们竹子拔节一样蹿高的个头，笑得连眼睛都没了。

　　不知道婆回到老家是怎样说的，之后来看望我们的人便多了起来。他们看着我家的境况，临走背着母亲烙的一大摞锅盔走时，几乎都会说一句同样的话，“你们出来对了”。越来越多的夸赞，让父亲对生活充满了自信。他开始筹划打三面砖窑洞，置办更大的家业了。如果不是婆那次来，父亲的计划可能已经付诸实施了；如果不是婆那次来，在我心中婆的形象会始终定格成一个笑眯眯的疼爱我的祖母。婆那次来了说地就要分到户了，老家的日子就要好起来了。父亲不信。婆说再过几个月你就会信的。婆对父亲说不要打窑了，搬回老家吧，这儿水土不好，你看娃们的手指都成大骨节了，再不回去，娃们走路都会一瘸一拐的。搬出来为了娃们，我依了你，搬回去也是为了娃们，这回你得依我。你不答应我就死在你面前。看着我姐姐已经变形的手指，心有愧疚的父亲只好表面应承下来。来年春节，我们像奔赴春天的候鸟一样，又迁回了陕南。

　　父亲想让我读完初中就回家帮他多挣工分，多分口粮，而我却一心想着上学。我已十四岁了，有了挣工分的资格，所以放学或者放假之后，我就从饲养员那里牵一头牛到后山去放。放牛的好处：一是能挣工分；二是自由，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三是能看书，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许多书我都是放牛时读的。

　　放牛毕竟属孩子们干的活，我已不甘只放牛了。世上的事只要你去想，就可能迎来机会。虽然那时我对这话蕴涵的哲理不甚理解，但哲理似乎已理解了我。我的机会终于来了。我要和村里的精壮劳力一块去进粮了，这是村子一年里最大的事。所谓进粮，其实是借粮。我们村和川道一些村，一到春天就青黄不接，就要到三十多里外的流岭槽一带深山借粮食，以渡春荒。深山里人少地多，而且干旱年份山洼之地也能保住收成，所以总有存粮。虽多是苞谷、杂豆、红薯等粗粮，但饥不择食，能填饱肚子就行。夏收之后，就要还粮，还的是等价的山里人稀罕的麦子。村里人不把还粮叫还粮，叫出粮。这让我不得不佩服村里人的智慧，一桩很丢人的事，听上去却显得很是体面。因为路远又是山路，所以进山的人必须体力好，当然挣的工分也高，能入选的，自然得意。我能入选是立宪伯亲自点的，他说得有个记账的，要我去。

　　拉着十几辆架子车的队伍颇为壮观，把寂静的山路踢腾得尘土飞扬，大家有说有笑，不一会儿就唱起了花鼓小调，唱完花鼓小调还觉得不够过瘾，便直着嗓子吼起高迈的秦腔来，整个山谷仿佛成了大戏台。我被这种浓烈而狂野的气氛感染着、激荡着，我感到村里人的乐观与豁达是与生俱来、无处不在的。

　　一切都顺顺当当。山里人厚道，加之彼此是多年的老关系，吃过他们管的一顿饭，拉着满满当当的粮食，不到天黑我们就回到了村里。

　　我上学上得磕磕绊绊，初中毕业没有考上中专，复读一年仍未如愿。我沮丧极了，父亲的脸上却挂满了笑。他认为我这下肯定死心了，会像村里人一样会一门心思帮他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那时土地早承包到户了，吃饱饭已不是问题，如何赚钱致富成了焦点，我回乡对父亲来说无疑是如虎添翼呀。立宪伯也很高兴，他对我也有了安排，说村上的团支书位子一直空着，我干最合适不过了。他是准备把我当他的接班人来培养呢。

　　那段时间，我整日和父亲一起贩卖木材，几乎忘记被普通高中录取的事，有考上高中的人已经去报到了，我却无动于衷。一天在集市上卖完木材回到家，我和父亲被婆叫了去，母亲和家族的几个长辈也在。婆端坐在那把破旧却又庄严的龙椅上，椅子正上方挂着祖父的遗像。我知道这是婆召集家族议大事的仪式，那年商议我们搬迁渭北之事，婆也是摆出这样的阵势。屋子里一片沉寂，婆不再是笑眯眯的菩萨，俨然一个判官。婆说你父子俩跪下。我和父亲急忙跪下。婆手上拿着我的那份录取通知书，问我，考上学了咋不去上？我说不想上了。婆又问父亲，是你不让娃上的吧？父亲没回答。婆说不管哪个娃考上啥学都得上，今儿就立下这个规矩，几个长辈给作个见证。

　　在父亲极不情愿又无法发作的情绪中我又上学去了。几年里，父亲看到别人家的日子风生水起而我家并无多大改变。每次从学校回来，看到父亲总是唉声叹气的样子，我就生出许多愧疚来。我尽量以不待在家里的方式，回避父亲的唉声叹气，也回避自己越来越多的愧意。

　　暑假里我要去砖厂干挖土拉砖的活。砖厂是外村人开办的，厂长很牛，去廠里做工要走后门，但砖厂在我们村的地界上，挖的是我们村的土，我们村的人去厂里做工还是优先考虑的，因此厂长很爽快地答应了我。那活苦是苦了些，倒给家里减轻了不少负担。

　　到了寒假，我便跟村里的人一块筹办耍社火、排大戏一类的活动。我们这儿社火的种类不少，有高跷、低跷，有竹马、芸芸，有舞龙、舞狮，要把种类备齐全的话，需要一大班人马，好多人就同时兼任着几类角色，就连我除了高跷和舞狮，其他都耍了个遍。耍社火一般在正月初一到十五之间，我们走乡串村马不停蹄，丹江两岸、南北二山远近都去，人们图个喜庆吉利，他们也不亏待我们，五十、一百地给些演出费。与耍社火相比，唱大戏就费事得多，村里能上台的人凑不够数，需要跟其他村子联合。唱的虽都是《游龟山》《辕门斩子》《卷席筒》《秦香莲》等老戏，排练却要花上好长时间，有人就因这事那事不排了，我就被叫去替补，扮演一些没有唱段和台词的衙役、兵勇、书童之类的角色。

　　在家待的最长一段时间，是高考前的两个多月。那时高考是有预选的，预选通过后，我选择回家自习。我与父亲的冷战已经缓和，偶尔还会坐下来谈谈家常。他依旧忙碌，背也有点驼了，有几次我真想放下书本帮他一把，却被他拒绝了。

　　门前的槐树下，成了我最理想的课堂。树上鸟的晨叫像督促我的铃声，又像播放给我的音乐，累了烦了，听一会儿，便又有了劲头，似乎鸟叫也是一种力量。塬下面砖厂传来的声音，混杂着工人的大呼小叫、打情骂俏，以及挖掘机、推土机的持续轰鸣，我就想人和机器都是要发声的，他们之所以争抢着发声，是不是为了显示自己存在的价值？而且是不是谁的声音越大，谁的存在感和价值感就越强？机器声盖过了人声，所以一台机器就比一个人干一天挣的钱多。一只飞鸟没有一架飞机叫声大，所以它们的价值就有了天壤之别，是这样吗？我不顾父亲的反对而要读书、要高考，是不是与世上都争着发声的事物，都有着某种同样的考量？这么胡思乱想着，我心里就生出了一种恐惧感来。而我听到的另一种声音，却像是从地里长出来的，那是村里的唱骂声。谁家园子里的菜被人偷了，骂声就从园子里升起；谁家地盘上的树被人砍了，骂声就从地盘升起。声腔拖得很长，一会儿一个词组一个词组地骂，一会儿一个字一个字地骂，骂声好像有专门的曲谱，像是在唱。感觉已经唱完了，唱得无力再唱了，突然声音又起，村子的一个上午就荡漾在这声音里。这得具备何等深厚的功力啊！而我既不具备这种唱骂的功力，又不具备那种欣赏的功力。那时我那么厌恶那种唱骂声，就想也许村子真的已不属于我了。如今我却想再听，可到哪儿听去？

　　给我带来安慰和鼓励的，仍是我婆。婆总会悄悄走来，端一杯白糖水，笑眯眯放下又笑眯眯离开，像是只顾着笑忘了说话。我们村的疯子婆也常来，她可能来捉蝴蝶，但咕咕哝哝的说话声早把蝴蝶吓飞了，她却始终把一条打了蝴蝶结的手帕拿在手上。有几次，她凑到我跟前，像是要翻看我的书，用蝴蝶结擦去我脸上的汗。我吃惊于她的举动，更吃惊于我的判断——疯子婆是读过书的。

　　我要高考的前几天，疯子婆却出事了。我立言叔，也就是疯子婆唯一的儿子和淑芬娘吵了起来。原来是立言叔偷偷去赌博，一夜输了上千块，被淑芬娘发现就闹开了。劝架的人越多，淑芬娘就闹得越厉害，说日子没法过了，哭着要离婚，并从匣子里取出结婚证来撕扯。立言叔见状，一变怒相嬉皮笑脸唱了起来，他平时演戏扮丑角，表演最逗人笑。他唱《张连卖布》：

　　你把咱大涝池卖钱做啥？

　　我嫌它不养鱼光养蛤蟆。

　　你把咱白杨树卖钱做啥？

　　我嫌它长得高尽招乌鸦。

　　你把咱五花马卖钱做啥？

　　我嫌它性情坏爱踢娃娃。

　　你把咱大狸猫卖钱做啥？

　　我嫌它吃老鼠不吃尾巴。

　　你把咱大黄狗卖钱做啥？

　　我嫌它不咬贼只咬你妈。

　　满屋人一下子乐了，淑芬娘也破涕为笑。立宪伯便说，你刚才不是要离婚吗？淑芬娘说，不离了。立宪伯说，那也得有个仪式，这么多人在这儿，我就再给你们颁发一回证书。他随手拿起证书念道：“南五和华蝶，申请结婚。”有人喊：“错了错了，你念的是五叔的。”人们却见疯子婆忽然扒开人堆，抓起那证书先叽里哇啦一阵狂吼，旋即瘫倒在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这天，疯子婆死了。

　　我以为我的村子就是那副模样了，土塬永远那么深厚，两条沟永远树杈般斜躺在塬上，田亩房屋们会永远隐身沟里，鸡鸣犬吠鸟叫会永远起起伏伏、氤氤氲氲，生与死会永远像草木一样枯荣有序、循环往复。但从我考上大学离开后，我的这种认知和记忆却被不断更改和删除着。几十年里，砖厂由一个变成了三个，竞赛似的在扩张自己的地盘。塬被蚕食殆尽，沟已不复再现，村里人被迁到镇上的街道去了。近年又出现新的格局，一个规模宏大的化工厂和另几个企业，占据了被降低海拔的村子的地理范围。如果把这一切称做投降，再确切不过了：小地理投降给了大机器，村庄投降给了城镇，老人们投降给了坟墓，我的乡愁投降给了虚无。而现在的胜利者会不会再成为投降者？如果会，他们又投降给谁？

　　村里人是分批迁离的。有高高兴兴迁的，有哭哭啼啼迁的。我婆不迁。谁来劝，婆都笑眯眯地说，村里没人咋行？你们都走了，我就给咱守着。父亲把婆背走几次，婆又踮着小脚挪了回来。村子的房屋先后被拆了，只留下婆的老屋，孤零零地竖在那儿像座破庙，婆就像庙里的活菩萨。婆在只有她一人的村子住了大半年时间就病了，严重的脑溢血最终使她放弃了一切。我想享年八十四岁的婆在天国应该是一个够格的菩萨。

　　婆死后不久，婆的老屋在挖掘机的振臂一挥中轰然倒塌了。我的村子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之后多年里，我还是时不时回去看看我母亲，看物是人非。五爷、立宪伯和父亲他们也都相继离世，活着的长辈已没几个。小时候读贺知章《回乡偶书》，只读出了有趣好玩，如今面对孩子们“笑问客从何处来”心里尽觉沧桑。迁到镇上的人们住得倒也相对集中，但许多人天南海北打工去了，要想见上谁一面却也不易。母亲说，到你立言叔家坐坐去吧。

　　我到了立言叔家就问立言叔，你还打麻将不？他说从那年你疯子婆一死就戒了。我问，还唱戏不？他说村里多年不组织了，手艺都荒废了。我说你才六十出头，身体又好，是咱村有名的泥瓦匠，化工厂正在搞扩建工程，你咋不去包个活干？一提到化工厂，立言叔马上来气了。他告诉我化工厂做事太绝，村里人去祭祖坟都没路可走，从厂区里走厂子的人嫌他们丧气、败风水，挡着不让走，咱的人就跟他们嚷。有一回嚷得不可开交，咱的人就把花圈、火纸放在大门口烧。厂子出动了十几个保安，还拿器械打了咱的人。咱的人吃了亏，返身上去五六十人，砸开了大门，厂子人都躲了起来。咱的人闹着不走，镇政府和中队的警察来后，才平息了下来，双方都有几个人被拘留了呢。从那之后厂子就和咱村人结下死孽了。我说现在村里人上山祭坟走的路，修得还不错嘛。他说多亏闹那一场，镇上叫厂子给修的。绕厂子院墙走，路远了些，毕竟是水泥路，车上去也很方便。我问立言叔，听说化工厂发生过毒气泄露事件，对咱们影响大吗？他说咋能不大？当时商店口罩都脱销了，后来树木的果子也落光了。

　　我和立言叔都沉默了。找不到更多的话题，我便起身要走，却被他拉着一屁股又坐了下来。我还有别的话要跟你说哩，他说。

　　立言叔说，你说怪不怪，你疯子婆都死了几十年了，还一直给我托梦，今儿说她的手帕不见了，明儿说她冷，冷得直哆嗦，再明儿又说她快叫水沖走了。你有文化，你说这咋回事？我说你可能想我疯子婆了。他说想是想，但不至于天天都想呀。怪就怪在梦见她说蝴蝶结手帕丢了，我在纸上画了，坟前一烧，就再没做过这梦。她说冷，我去她坟上培一层土，也不梦了。说怕水冲，我去一看，坟上真的就有几个老鼠洞。我说你是个大孝子。他说还有更怪的哩，她老托梦说她的门牌太旧，得换新的。这墓碑总不能随便换呀。我笑着说，能梦到的其实都是一个人最牵挂的事。既然想到了墓碑的事，不妨换了，总不能让疯子婆的碑上只刻个华氏大人，有姓无名，不好对后人交代。他说也是呀。你就帮我把碑上要刻的内容写下来，省得再请别人。

　　他取来一个塑料袋，袋里装着各种陈旧证件。我一一看过，除了土地证、结婚证、身份证，竟有一份契约，新中国成立前的卖身契。立言叔说，你疯子婆的身世，你五爷捂了一辈子，怕人耻笑是买来的，还是个二婚的。现在他们都不在了，无所谓了，今儿就告诉你吧。原来五爷买的疯子婆是襄阳一个生意人的女人。五爷年轻时常下襄阳做生意，那人是五爷的合伙人，好赌，欠下一大笔债，就要把他年轻的女人卖给五爷。五爷见女人长得漂亮，还有文化，就一纸契约给买下了。谁知那女人一听被卖竟气疯了。五爷想毁约，没毁成，只好带她回来，就过活了一辈子，还生了我立言叔。

　　看过资料我说，我疯子婆不姓华，契约上是姓芈呀。立言叔说，咋可能呢？证件上都是华字，错不了的。我替他分析，说契约在先，而且有当事人的签字，应该错不了；结婚证在后，是后来补办的，写的是“崋”，古同“華”，“华”的繁体字，“芈”和“崋”很像，这姓又很少见，可能就被误认为姓“崋”了。五爷又不识字，写个啥就是啥。办身份证时已不用繁体字，就一路错了下来。立言叔将信将疑。我就说，你看过电视剧《芈月传》吧，芈月是楚国人，疯子婆的襄阳就在楚国，疯子婆跟芈月是同姓，一个贵族姓氏呢。立言叔说，难怪那年你立宪伯念错证书，她那么激动，把命都搭进去了。

　　我的思绪便随疯子婆的影像飘荡起来。她是一个疯子，但她以疯子的方式，坚守着一个女人的爱与美，坚守着一个人应有的名分，坚守着自己血统的高贵。还有我婆，婆何尝不是坚守了一生啊？她坚守的是她的笑眯眯，坚守的是我们都没能守住的一个小村子。

　　我突然想去两个婆的坟地看看。

　　责任编辑 丘晓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