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与人口就业迁移选择

　　[摘 要]文章以博弈分析为视角探讨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对于人口就业迁移选择的影响，从人口迁移问题概述入手，简单阐述了人口迁移原因模型的发展历程。在限制了一系列假设条件后，通过构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方式考虑了迁移者在迁移过程中与目的城市的博弈行为并进行了相关博弈分析，最终发现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吸引高技能迁移者迁入时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城市公共服务；人口迁移；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1 人口迁移问题概述

　　人口迁移问题作为影响国家人口分布以及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问题，是学界乃至政界最为重视的经济问题之一。早在20世纪50年代刘易斯便提出了最早的人口迁移模型。他认为工业发展导致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从而使落后经济发展为先进工业经济。后来托达罗则认为是过高的城市预期收入导致了人口向城市的集聚，发展农业部门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但大部分学者认为人口迁移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更高的工资或预期工资。

　　随着蒂布特的“用脚投票”理论的提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考虑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其中刘金凤以及夏怡然等[1-2]均细致地探讨了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对于迁移者城市选择的影响，并一致认为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外来人口迁入。而有关城市公共服务的界定，踪家峰以及侯慧丽等[3-4]也同样基于我国数据，探讨了公共服务对于人口迁移的影响。由于以往研究通常偏向于实证研究，本文希望通过构建博弈模型，探讨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对于人口迁移的影响。

　　2 我国的人口迁移形式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始终采用严格的户籍管理政策，对于人口迁移行为有较大的限制。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政府对于人口迁移的管控也逐步放松，大量的农村人口受到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的吸引开始迁往城市就业。[5]但近些年来，由于受到更高的公共服务水平影响，人口从小城市迁往大城市以及三、四线城市迁往一、二线城市已经成为了新的趋势。为了维持长期稳定的生活水平，虽然迁移者首先会选择在当地就业，但他们的目标通常是获得新城市户籍从而定居。而随着中国经济转向新常态，各城市同样需要大量的高技能人才迁入，但为了控制城市人口规模政府往往会对低技能人才施加落户限制。对于迁移者来说，倘若不考虑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迁移者们往往会以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城市作为迁移目标。因此迁移者与城市之间存在着双向选择关系。

　　结合现实来看，市政府往往会根据迁移者的受教育程度来设立落户门槛，因此我国迁移者除了要承担购置房产以及重新就业的成本，还往往承担着城市对迁移者的选择门槛这一潜在的成本。本文通过构建博弈矩阵的形式分析城市与迁移者的双向选择关系，从而分析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对于人口迁移选择的影响。

　　3 城市与迁移人口的博弈行为分析

　　3.1 人口迁移过程中博弈行为分析

　　假设迁移者分为高技术迁移者与低技术迁移者两类。同样也将城市分为两类，一类是高公共服务城市，一类是低公共服务城市。假定同类的迁移者或城市之间没有差别。目的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用P表示，高公共服务城市为PHigh，低公共服务城市为PLow。迁移者的迁移成本C包括一般成本Cg与隐形成本Ci，C=Cg+Ci。其中一般成本是迁移者迁往目的城市的开销，主要体现在购置房产以及一系列新增开销等，迁移者的一般成本可以视为目的城市的收益。迁移者的隐形成本代表迁移者的机会成本，这里假设迁移者迁往其他城市的机会成本不变。目的城市连续接纳一位迁移者所需要花费的公共服务成本（边际公共服务成本）为P。为了便于分析，这里假设城市边际公共服务成本不變。城市边际公共服务成本则可以视为迁移者的收益。城市的收益还有一部分就是迁移者就业所增加的产出，本文选择教育水平E代替，其中高技术迁移者为EHigh，低技术迁移者为ELow。结合以往研究，本文通过建立博弈矩阵的方式进行进一步分析[6]。

　　3.2 博弈模型假设

　　为了简化整个分析过程，博弈模型所需假设如下。

　　（1）人口迁移过程中博弈存在以下参与者：迁移者及目的城市。假设两种类型的博弈者均为完全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迁移者以及城市只会根据收益进行选择，不存在对于某类城市或者某类迁移者的偏好。

　　（2）由于存在落户审核环节以及现实舆论评价，迁移者与目的城市获取彼此的信息是无障碍的，因此整个博弈属于完全信息博弈。

　　（3）所有成本均不小于零，迁移者迁往不同类别城市的成本相同。

　　（4）高技术迁移者迁往低公共服务城市会获得补贴R，这个补贴同样体现为低公共服务城市所需支付的成本；低技术迁移者迁往高公共服务城市面临着限制，只体现为迁移者个人面临的成本Cb。

　　因此结合上文分析，设计博弈矩阵如表1所示，高技术及低技术代表迁移者，高服务与低服务代表城市。

　　3.3 博弈矩阵的均衡解

　　考虑R和Cb的不同情况可以求得不同的均衡解，假设博弈矩阵左上角、右上角、左下角、右下角的情况分别为1、2、3、4，则均衡解情况见表2。

　　由于高技术人才对高公共服务城市带来的收益永远大于低技术人才对高公共服务城市所带来的收益，因此在上述设计的博弈情况下，低技术人才与高公共服务城市之间永远不会出现均衡解，意味着低技术人才永远无法迁往高公共服务城市。

　　当低公共服务城市所提供的补贴能够大于两类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同时这种补贴小于高技术迁移者与低技术迁移者为城市带来的收益差值时，不管高公共服务城市为低技术迁移者设立壁垒与否，低公共服务城市均可以吸收高技术迁移者。但倘若提供的补贴过大，以致超过了高技术迁移者与低技术迁移者为城市带来的收益差值时，低公共服务城市吸引高技术迁移者便只能带来负收益，因此低公共服务城市只会选择低技能迁移者迁入，甚至无法实现任何迁移者的迁入。这意味着低公共服务城市如果想要吸收高技术迁移者，则需要提供一定数量的补贴，同时这种补贴过低或者过高都无法实现低公共服务城市吸引高技术人才的目的。而相比之下，高公共服务城市吸纳高技术迁移者的方式则要简单得多，只要低公共服务城市所提供的补贴无法大于两类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不管其余因素如何，高技术迁移者便一定会选择高公共服务城市。因此，在人才热的大背景下，高公共服务城市无疑能够获得更多的高技术人才，而低公共服务城市则很难在争夺人才的“战场”上抢得先机。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对于人才引进来说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共服务水平高的城市在一定条件下会在吸引人才时拥有绝对的主动权。由于低公共服务城市所提供的补贴数额一定要处于某个区间以内才能成功吸引到高技能迁移者，高公共服务城市在吸引人才时只需要稍微提供少量的补贴甚至无须提供补贴就能够占得先机，从而成功地吸引高技能迁移者迁入。这意味着低公共服务城市如果想要吸引高技术人才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因此，对于低公共服务城市来说目前面临着一项抉择，那就是如何平衡短期以及长期的城市发展问题，倘若目的是解决短期的城镇发展问题，那么政府投入大量资金以吸引高技术劳动力迁入无疑是最正确的选择。如果城市将这部分资金用于发展城市公共服务，虽然在短期内无法显著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却能从根本上提升城市竞争力，谋求更长远稳定的城市发展。

　　从整体来看，目前我国许多二、三线城市大量缺乏高技术人才，结合目前的经济发展态势来看，这将严重制约这部分城市的未来发展。同时，城市发展的不平衡将会进一步扩大城市间发展差异，在增大一线城市的人口压力的同时还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发展公共服务，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应当成为未来我国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

　　参考文献：

　　[1]刘金凤，魏后凯.城市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J].经济管理，2019（11）：20-37.

　　[2]夏怡然，陆铭.城市间的“孟母三迁”——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经验研究[J].管理世界，2015（10）：78-90.

　　[3]踪家峰，李宁.为什么奔向北上广？——城市宜居性、住房价格与工资水平的视角分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5，55（5）： 12-23，171.

　　[4]侯慧丽， 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差异及其对人口迁移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 2016（1）： 118-125，128.

　　[5]柯荣住.城市人口控制制度及其变迁——迁移者与政府的博弈[J].中国社会科学， 2000（6）： 26-36，205.

　　[6]彭竞，孙承志.延边地区人口回流的演化博弈分析及策略研究[J].人口学刊，2014（5）： 96-10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便利性、城市人口集聚及其空间优化”（项目编号：71503023）；北京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北京市人口规模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项目编号：16YJC052）；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科技重点研究培育项目“城市集聚视角下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编号：5211910931）；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应用经济学以及学科建设项目（项目编号：5121911020）；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学校科研基金项目“创业投资理论中国化的发展动态研究”（项目编号：1935007）。

　　[作者简介]何无己（1995—），男，汉族，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研究生，現就读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研究方向：城市经济学、微观计量经济学；王建国（1985—），男，汉族，安徽天长人，副教授，经济学博士，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方向：城市与园区经济、微观计量经济学。

　　王建国 何无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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