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全球化与国际秩序演变

　　【关键词】新冠疫情；全球化；国际秩序；中美关系

　　【DOI】10.19422/j.cnki.ddsj.2020.07.003

　　新冠疫情是人类社会百年未遇的重大灾难，它正引发全球范围的“综合性危机”，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政治治理以及国际秩序等方面的严峻挑战。在这场疫情之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受到显著冲击，全球化出现回归“经济主权”的趋势，可能进入“有限的全球化”时代。疫情正推动国际秩序加速调整演变，欧盟和美国在全球抗疫过程中自顾不暇，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这将导致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領导力下降。与此同时，美西方对中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上升忧心忡忡，中美关系在疫情影响下加速下行并将面临更大挑战。

　　世界陷入“综合性危机”

　　新冠疫情引发的是一种“综合性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只是局部的金融和经济领域的危机。但这次疫情引发的危机是全方位的，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治理危机和国际秩序危机的“综合征”，这在西方表现得尤其明显。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世界扩散，没有人知道它对各国经济所造成的冲击到底会有多大。但是，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表明，此次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甚至远超1929—1933年的“大萧条”。一方面，当年的“大萧条”主要影响西方国家，而今天的新冠疫情对全世界的主要经济体都产生了显著的冲击。另一方面，“大萧条”时期各国同意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解决问题，而现在一些国家开始实施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只顾解决自己的问题，把危机转嫁给他国。

　　在这样的经济大环境下，西方主要国家都产生了比较大的社会恐慌。近年来，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规模不断缩小，民粹主义和极右势力快速崛起。此次疫情如果控制不好，一些国家可能会出现政治危机。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对社会恐慌的控制能力较弱。意大利、德国的法西斯政权一开始也非常受本国民众拥戴。当时真正导致墨索里尼、希特勒上台的就是社会恐慌，因为社会出现恐慌以后，民众需要“英雄”的出现。所以，在民粹主义和右翼势力已经比较高涨的情况下，疫情的冲击可能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比如，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如果失业率持续攀升，那么如何控制恐慌情绪将是社会治理面临的一大难题。实际上，比病毒本身更为严重的是病毒引起的社会恐慌。

　　现实中，世界上很多国家为控制新冠疫情导致的社会恐慌，都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直接出动军队来维持社会秩序。值得警惕的是，人类历史上，瘟疫和战争几乎是一对孪生兄弟。如果疫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各国危机进一步加深，社会出现更大的恐慌，那么民主政府和法西斯政权几乎只有一墙之隔，而这将大幅增加爆发冲突和战争的风险。

　　“有限的全球化”趋势明显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导致经济全球化进程受到严重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显著影响，全球化出现了回归“经济主权”时代的趋势，可能变为“有限的全球化”。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一波全球化，毫无疑问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但也产生了许多问题。财富只是流到部分国家和极少数人手中，这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分化、中产阶级规模持续缩小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在此轮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很多国家失去了部分“经济主权”。在资本的主导下，这些国家的很多产业转移到了其他国家，一些税收、就业等体现“经济主权”的要素也转移到国外，由此产生很多国内社会矛盾。这些都是近年来西方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的关键影响因素。尽管国际劳动分工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也导致西方国家内部经济和社会的分离。经济本来是嵌入社会的，但现在经济活动高度国际化，缺乏主权性质，更不是社会所能控制的。因此，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成了两张皮，从而引发一些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危机。

　　此次疫情促使人们对全球化产生了更大的怀疑。美国、西欧等发达经济体虽然拥有发达的医疗和公共卫生系统，但在应对新冠疫情上却比较狼狈，损失也比较惨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使这些发达国家的产业特别是低附加值的产业在国际分工中大规模地向全球其他地方转移，本土只保留一些高附加值的产业。这就导致像口罩、洗手液、呼吸机这样的医疗物资产业链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欧美自身的生产能力大幅降低。据统计，美国80%左右的医疗物资都是中国生产的，97%的抗生素要依靠中国供应。[1]面对新冠疫情危机，每个国家都要自保，各国拥有的物资首先要供自己使用，因而出口就会受到限制，甚至被禁止。所以，西方国家在这次抗击疫情过程中表现不佳，不仅仅是治理体制所致，也与这些国家已经不再生产简单的医疗物资有关。

　　经济全球化的目的原本是为了促进资源和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配置和梯次分工，但在此次疫情影响下，一些规则突然失灵。许多国家发现，产业链一旦受到影响，自己连普通的口罩和防护服都很难生产，国家的经济主权受到了挑战。现在很多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是没有危机时的体制。各国在和平时期可以相互依赖，而一旦发生危机就会出现问题。中国抗击疫情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取得巨大成效，既得益于全国统一行动的制度优势，也得益于医疗物资产能相对充裕的经济优势。

　　疫情过后，欧美国家将更加强调自身的“经济主权”。世界很多国家无论从国民生命安全还是经济社会安全考虑，都会想方设法收回更多的“经济主权”，通过“产业回归”的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将事关国家安全和民众生命安全的生产能力留在国内、转移回本土，或者重置到和自己在物流、沟通上都相对可靠和方便的国家去。在此背景下，全球化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和抑制，全球化的概念和发展方向可能转变为“有限的全球化”，即各国都尽力掌握“经济主权”，把一些关键产能留在本土，以便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疫情之后经济全球化会出现回落，部分产业链将迁回西方发达国家。当然，即使产业回迁，欧美国家也不会把所有的企业和产能都搬回本土。回迁的产能可能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企业，这在美国对华贸易战过程中已经有所体现；二是与公共卫生和医疗物资相关的企业，比如特朗普试图通过重启《国防生产法》，把与医疗物资相关的产能搬回美国国内。

　　全球化的这种发展和演变方向也将对中国造成深远影响。从短期看，“有限的全球化”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冲击。近年来，外贸占中国GDP的比重都在30%以上，外资、外商在中国经济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此次疫情对中国企业的消极影响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很多地方的企业复工之后，由于欧美国家的订单减少甚至消失，所以无法恢复正常生产；二是疫情之后，美日等国的部分企业或产能可能迁出中国，从而给中国带来比较大的产业调整成本。但从长期看，中国有望从“有限的全球化”中获益。一方面，西方产业不可能全部撤离。美日等国即使将部分企业迁回本国，也将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另一方面，西方企业撤离后，会腾出一定的国内市场空间，中国本土企业可以迅速占领。目前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产业链最齐全的国家，而且国内市场空间广阔。对中国本土企业来说，“有限的全球化”不仅可以使其占领外企离开后留下的产业链和市场空间，而且可以对那些外企进行补充替代，进而向产业链上的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加快实现产业升级。

　　国际秩序加速演变

　　新冠疫情正在促使国际力量对比和大国关系加速调整演变。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欧洲国家基本上是各自为战，欧盟在组织和帮助成员国抗击疫情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这将导致其国际影响力下降。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不仅没能及时有效地遏制本国疫情，而且不愿承担国际责任，其国际领导力显著下降。与此同时，美西方对中国在全球抗疫过程中向多国提供援助十分戒备，担忧中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上升。而美西方对意识形态的着迷将增加国际形势发展的不确定性，甚至加速西方自身的衰落。疫情使中美关系“雪上加霜”、加速下行。

　　第一，欧盟成员国在抗疫过程中成为“孤岛”，欧盟的信誉和地位遭到严重削弱。欧盟是由主权国家结成的政治单元。历史上，通过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整合，欧盟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被一些人称为“新帝国”。欧盟也因此被视为欧洲的未来和人类区域合作的典范。不过，由于欧盟本身不是主权行为体，协调成员国的权力非常有限，所以在国际事务中时常显得力不从心。近年来，欧盟衰落的速度远比人们想象得要快。例如，英国“脱欧”导致欧盟成员国怨声四起。此次疫情更是凸显了欧盟的软肋，充分暴露出成员国“有福可以同享，有难不能同当”的问题。

　　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人们没有看到欧洲共同体的存在，而是感觉回到了绝对主权的时代，各国显露出极端的自私性。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精神荡然无存，内部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更是增加了合作的困难。尽管人们都知道各国必须合力应对疫情，欧盟早期也强调团结的重要性，但随着疫情在欧洲大规模扩散，欧盟成员国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矛盾和纠纷。各国领导人为了满足本国人民的需求，无法按照欧盟的诸多框架行事。法德这两个欧盟最大的国家虽然口头上表示团结，但都各出奇招确保口罩等防疫物资留在本国。法国推出政令变相“充公”全国口罩，以防止囤积居奇。德国不仅禁止口罩等医疗装备出口，而且扣留了运往瑞士、奥地利的口罩等抗疫物资。因此，此次疫情使欧盟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

　　2020年3月，意大利驻欧盟大使马萨里（Maurizio Massari）发表题为《意大利需要欧洲施援》的文章，公开抱怨欧盟各国见死不救。文中提到，虽然意大利已经通过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向欧盟求救，但没有成员国响应欧盟委员会号召，为意大利提供口罩等医疗装备，只有中国施援。他坦言，“这对欧洲团结而言并非好事”。等到中国的援助物资抵达意大利后，欧洲觉得中国的影响力提高了，于是欧盟委员会加紧向德法施压，要求两国修改法令，两国才最终依照欧盟的要求行事。[2]

　　疫情过后，欧盟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软实力将会下降。和英国“脱欧”类似，新冠疫情将对欧盟产生非常消极的影响，使其凝聚力和向心力以及国际信誉和地位进一步下降。这次危机可能会让各成员国意识到现阶段更需要强化自己的主权，让渡给欧盟更多主权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因此，欧盟未来不仅难以进一步整合，反而可能会变得更加松散。

　　第二，疫情或将加速美国的相对衰落，其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将进一步下降。尽管美国拥有全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科技、军事实力，但面对此次疫情，不仅自身应对失策、捉襟见肘，而且不愿承担国际责任，不愿向盟友提供援助，甚至和盟友争抢抗疫物资，停止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动使其国际形象严重受损，国际地位和影响遭到削弱。

　　在此背景下，美国很多政治人物都在担忧疫情是否会导致美国的最终衰落。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学者杜如松（Rush Doshi）于2020年3月在《外交事务》网站上刊文指出：“美国过去70多年来建立的国际领导者地位，不单是因为其财富和实力，更重要的是美国国内管治、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有能力和意愿集合和协调国际力量去应对危机所产生的认受性。”此次疫情“考验上述美国领导力的全部三个要素，但到目前为止华盛顿并不合格；在其步履蹒跚时，北京正在迅速而熟练地采取行动，利用美国失误造成的缺口，填补空缺，把自己呈现为应对这场大流行病的全球领导者”。他们担忧，中国通过在疫情中对其他国家提供帮助，试图建立新的标准，把中国塑造成为不可或缺的强国，并以此和世界各国建立关系。他们指出，美国更应当担心的是，尽管欧洲盟友并没有公开批评美国政府，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已经不和美国站在同一战线上了。如果说1956年英国夺取苏伊士运河的行动标志着大英帝国的最后衰落，那么美国要是继续这样下去，新冠疫情大流行将是美国的“苏伊士时刻”。[3]

　　第三，过度沉迷于意识形态、缺乏自我反思能力将加速西方的衰落。正如一个国家的外部影响力是其内部崛起的外部反映一样，一个国家的外部衰落也是其内部衰落的反映。简单地说，英国的衰落并非因为美国的崛起，美国的衰落也并非因为中国的崛起。美国在国际舞台上领导力的衰落，不仅仅是因为其内部问题，更是因为它成为唯一的霸权之后開始实行单边主义。自“9·11”事件开始，美国因为实施单边主义，就已经和其欧洲盟友渐行渐远。多年以后，美国不得不调整收缩此前在战略上的过度扩张。尤其在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急速地从诸多国际协议中退出。在“美国优先”原则主导下，美国在很多情况下已不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领导者角色，正如其在此次疫情中表现出来的一样。

　　當前，西方高度依赖中国的医疗物资供应。中国作为医疗物资生产大国，有意愿、有能力并且有道义上的必要性来帮助世界其他国家。但西方诸国又担忧中国对西方的医疗援助会影响本国人民对中国的看法。西方政治人物对意识形态的过度着迷，使得他们对本国和本国民众失去了信心。而这种状态只会妨碍西方正确地认识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并做出适当的调整和改变，甚至会加速西方的衰落。

　　第四，疫情使复杂多变的中美关系“雪上加霜”，中国与西方关系将面临更大挑战。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和科技战不断升级，两国在诸多方面开始呈现“脱钩”趋势。中美双方经过反复斗争和艰苦谈判，终于在2020年初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正当人们对中美关系能够“止跌”抱有一丝希望时，新冠疫情暴发并在世界范围内快速蔓延。一些人起初以为此次疫情可以促进中美合作，从而成为中美关系转圜的契机。然而，疫情不仅没有成为契机，反而使中美关系进一步下行。其关键原因就是特朗普政府借疫情向中国发难，挑起两国对立，尤其是美国一些政治人物对中国的各种“甩锅”、抹黑，不仅使中美两国之间的抗疫合作变得更加困难，而且使原本就比较紧张的中美关系“雪上加霜”。

　　与此同时，中国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也面临更大挑战。尽管中国在本土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后，尽力向包括一些西方国家在内的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医疗卫生物资和援助，但西方对中国的不信任感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有所上升。中国的对外医疗援助被西方一些人士视为所谓的“口罩外交”“影响力外交”“地缘政治外交”。一些西方国家甚至掀起了所谓“秋后算账”的声音，英法德等国的高官也直接或间接地指责中国。可以预见，除非中美关系出现重大转折，否则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在后疫情时代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第一作者系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

　　第二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孟洪宇）

　　张弛 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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