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政治分歧及对中泰关系影响

　　【关键词】泰国；政党政治；巴育政府；中泰关系

　　【DOI】10.19422/j.cnki.ddsj.2020.07.011

　　2020年2月底，泰国拉玛十世哇集拉隆功国王御准了总额为3.2万亿泰铢的《2020年度财政预算》，生效日期回溯至2019年10月1日。泰国年度预算案之所以延迟近半年才通过，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2019年军政府“还政于民”举行大选后保守派与革新派（以下简称“保革”）之间的分歧加大，使得巴育连任总理后在政策协调方面困难重重。本文就泰国政治保革分歧的原因、表现及对中泰关系的影响加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

　　政治裂痕：从“红黄对立”到代际分化

　　从表象来看，当前泰国政治保革分歧纷繁芜杂，双方之间的矛盾、对立甚至冲突涉及各个领域。除了反腐败、扶贫开发、兵役改革、劳工政策、环境保护、农业补贴等常见议题之外，以往较少涉及的LGBT（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群体权益保护、性工作合法化、大麻种植等敏感议题，也成为双方争取民意支持的重要内容。革新派的新未来党甚至将三位跨性别者列为“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国会下议院议员，并赢得了大量新生代“首投族”的积极支持。但从深层次原因来看，当前泰国政治保革分歧主要源于双方在国家发展道路和国家治理模式两个方面存在不同认知。

　　一、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国家发展道路分歧

　　作为东亚“四小虎”之一，泰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88年就已超过1000美元，跨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之列，并在1996年首次超过3000美元，距离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门槛仅半步之遥。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泰国经济遭受重挫，并且复苏乏力，直到2007年才得以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面对全球化时代的风险挑战，泰国国内出现国家发展道路分歧，即前国王拉玛九世倡导的“充足经济”道路与前总理他信·西纳瓦奉行的“他信经济”道路之间的分歧。前者重视自力更生，规避全球化风险，提倡渐进式的结构调整，强调通过传统文化重塑缓和社会矛盾，因而得到王室—保皇派、军人集团、城市中产阶级、政商财阀等保守派力量支持；[1]后者则重视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化，提倡民粹主义的“草根政策”，保证中下层民众公平分享社会发展红利，以有效弥合社会分化，因而得到新资本集团、曼谷以外地区农民群体、城市贫民等革新派力量拥护。[2]

　　21 世纪以来，泰国保革双方在国家发展道路选择问题上展开了四轮博弈，其中第四轮博弈始于2019 年巴育连任总理。图为当地时间2019年7月16日，泰国总理巴育在总理府前去与内阁成员合影，泰国新一届内阁正式宣誓就职。

　　21世纪以来，泰国保革双方在国家发展道路选择问题上展开了四轮博弈。首轮博弈从2001年大选后他信出任总理开始，到2006年军方政变推翻他信政府为止。他信派系在此轮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得益于新资本集团“资金”与中下层民众“选票”的有机结合，他信组建的泰爱泰党开创了泰国政治史上的多项新纪录：首次赢得下议院简单多数席位，首次组建“一党政府”，首次民选总理连任等。他信执政期间，“他信经济”道路得到有效落实并取得一定成效，泰国不仅提前偿还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贷款，而且在2006年再次跨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关口。不过，“他信经济”道路的改革举措影响到保守派的既得利益，并最终引起了后者的强烈不满与政治反弹。

　　第二轮博弈从2007年军政府“还政于民”举行大选开始，到2014年军方再次政变推翻英拉政府为止。此轮博弈是保革双方的拉锯战，政策主导权在他信密友沙玛总理、他信妹夫颂猜总理、他信幺妹英拉总理，以及保守阵营的阿披实总理之间流转。在长达7年的政治动荡中，泰国各派力量都难以独善其身，即使是长期秉持中立的司法官僚也开始出现“司法政治化”现象。[3]与此同时，泰国长期以来奉行“重城市、轻农村”政策引起的城乡分化、地区分化、贫富分化问题，也在“挺他信”与“反他信”的政治冲突中日渐激化，并演变为以曼谷以外地区农民为主的革新派“红衫军”与以曼谷中产阶级为主的保守派“黄衫军”之间持续性街头对抗，甚至多次爆发大规模街头暴动，造成上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的政治惨剧。

　　第三轮博弈从2014年巴育政变上台开始，到2019年军政府“还政于民”举行大选为止。保守阵营在此轮博弈中掌握主导权。为了遏止“红黄对立”的政治裂痕进一步扩大，巴育政府采取了标本兼治举措，一方面动用强制措施压制冲突，甚至顶住西方压力实施了全面“党禁”，从而平息了政治动荡；另一方面在国家发展道路选择问题上探索中间道路，试图在全球化进程中兼顾各方利益诉求。尽管保守阵营在泰国《2017年宪法》第75条明确规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充足经济”道路指导原则，但在政策方面还是充分兼顾了“他信经济”道路的利益诉求，不仅在巴育执政期间推出了大规模的福利政策，[4]以提高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与生产能力，而且在对外开放特别是搭乘中国经济“顺风车”方面采取积极主动立场，并取得显著成效。

　　第四轮博弈始于2019年巴育连任总理。通过颁行泰国《国家20年发展战略规划》，保守阵营提前锁定了中长期的国家发展道路，从而抢占了政治先机。不过，“红黄对立”并未从根本上得到化解。尽管巴育政府的中间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保革双方的利益诉求，从而有可能在泰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增量改革过程中，逐步缓解导致“红黄对立”的城乡分化、地区分化、贫富分化等结构性难题。但是，国际层面的全球经济衰退、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国内层面的老龄化压力、技术储备不足、人才资源匮乏等客观现实，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使得巴育政府在推动落实“泰國4.0”发展目标的过程中面临重重阻碍。如果社会经济发展始终无法取得预期成效，那么巴育政府奉行的中间道路不仅会引起保守阵营的质疑，而且很可能激化政治上处于下风的革新派的不满情绪，甚至再度扩大“红黄对立”的政治裂痕。

　　二、20世纪中后期以来围绕“泰式民主”观念产生的国家治理模式分歧

　　冷战期间，从“泰式民主”威权体制到多元民主体制的政治转型一直是泰国面临的持续性结构张力。冷战结束后，随着军人集团一度被迫退出权力中心，再加上被誉为“民主里程碑”的《1997年宪法》颁行，泰国在国家治理模式方面的体制压力明显下降，甚至被美国视为东南亚民主化的重要样板。

　　不过，2006年以来的持续政治动荡，导致泰国体制转型的政治张力再度凸显。保守阵营为压制他信派系，不仅两次发动军事政变，而且在《2007年宪法》中恢复了上议院议员遴选制度，并在《2017年宪法》中取消了总理必须为民选下议院议员的限制，从而瓦解了《1997年宪法》据以区别“威权/多元”最具有辨识性的两条制度规范——国会议员全部民选产生以及总理必须由民选下议院议员担任。

　　泰国社会的新生代特别是大中学生再次成为抵制保守阵营的先锋力量，但同历史上的重要转型节点1973年“10·14”事件与1992年“五月流血”事件有所不同的是，其他政治群体并未积极跟进，从而呈现明显的代际分化特征。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长期以来“红黄对立”的持续冲突与惨痛牺牲，已经造成广大中下层民众与城市中产阶级的政治疲惫，他们转而倾向于以宽容方式达成妥协，探索更具包容性的国家发展道路，并愿意为此付出更多政治耐心。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缺乏政治群体阶层分化的结构性支撑，但在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的技术性支撑下，泰国社会的新生代“首投族”依然表现出高效的政治动员与组织能力，并为政治新星塔纳通的崛起提供了重要契机。2002年以来，塔纳通不仅先后成为泰国老牌的国家媒体集团（The Nation）及民意媒体集团（The Matichon）的重要股东，而且成立包括V-Luck媒体有限公司在内的多家（网络）媒体企业。依托社交媒体的影响力，塔纳通成为备受新生代“首投族”追捧的改革偶像，虽然其仅担任过那空那育府工业委员会主席及泰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协会秘书长等社会职务，严重缺乏主政地方或中央的政治经验，但一度成为总理的热门人选。[5]

　　保革分歧引发政治冲突再度升级

　　相较于2014年以前的持续政治动荡，当前泰国保革分歧引发的政治冲突在烈度上明显缓和，但随着在国家发展道路的“红黄对立”阶层分化裂痕上进一步叠加国家治理模式的跨阶层代际分化裂痕，泰国政坛局势变得更为复杂且难以调和，甚至呈现冲突持续升级的不利态势。

　　2019年大选后，巴育连任总理，泰国政坛随之形成了“挺巴育”与“反巴育”两大阵营。从构成来看，“挺巴育”阵营与此前的“反他信”阵营基本重合，主体是王室—保皇派、军人集团、政商财阀的保守阵营“铁三角”以及城市中产阶级；“反巴育”阵营则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此前的“挺他信”阵营，主体是新兴资本集团以及中下层民众；另一部分是新崛起的“挺塔纳通”阵营，主体是跨阶层的新生代互联网“原住民”。

　　与此同时，曾经在“红黄对立”时期被保革双方共同打压的地方豪强，在2019年大选中依托泰自豪党与泰国发展党等中小政党，再次掌握政治话语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此前“反他信”与“挺他信”阵营之间缺乏缓冲的紧张格局，成为充斥在当前两大阵营之间的居中制衡力量。

　　依托《2017年宪法》，“挺巴育”阵营通过直接任命上议院议员的遴选制度，有效掌控了所有上议院议席，从而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推选总理以及否决“反巴育”阵营修宪议案方面拥有了明显主动权，但在下议院斗争层面，“挺巴育”阵营处于相对不利地位。尽管巴育连任总理后成功组阁，但执政联盟拥有的下议院议席仅是勉强过半，再加上作为“挺巴育”阵营中坚力量的人民国家力量党仅拥有23%的下议院议席，保守阵营不得不联合地方豪强的中小政党抗衡革新派，甚至被迫在内阁席位分配上让出了多个关键职位。

　　相较于必须与十多个中小政党联盟并进行利益协商的“挺巴育”阵营，革新派作为政治反对派的“反巴育”阵营更具有协调性与凝聚力，特别是“挺他信”阵营为泰党（拥有下议院27%议席）与“挺塔纳通”阵营新未来党（拥有下议院16%议席）的政治默契，使得巴育政府提出的议案通常很难在国会通过审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2020年度财政预算案的审议过程中，由于“反巴育”阵营盯住军费问题穷追猛打，使得预算案迟迟未能通过审议，结果导致不少重大项目被迫延期。

　　针对国会斗争的政治均势，保革双方很快通过“盘外过招”以争取博弈优势。从“挺巴育”阵营来看，一方面以政治游说方式挖角反对派，促成拥有下议院6个议席的新经济党脱离“反巴育”阵营，以及多名新未来党议员跳槽至泰自豪党等“挺巴育”阵营；另一方面再次诉诸“司法政治化”策略，依托宪法法院裁判权，先是于2019年11月20日以塔纳通在大选期间违规持有V-Luck媒体有限公司股份的罪名撤销其议员资格，[6]而后于2020年2月21日以新未来党违规接受塔纳通1.9亿泰铢（约合600万美元）的罪名强制解散新未来党，并判决包括塔纳通在内的16名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0年内禁止从政。[7]

　　从“反巴育”阵营来看，一方面依托国内外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力量对执政联盟政治丑闻穷追猛打，特别是农业部副部长塔玛纳特涉嫌贩毒问题、国会反腐败委员帕瑞纳土地侵权问题以及巴育父亲高价出售土地问题等，试图分化保守阵营与中间力量的政治默契；另一方面通过社交媒体鼓动新生代支持者开展各类“快闪”式的街头运动，包括“跑步驱逐巴育”大规模马拉松活动等，旨在争取国内外支持，从而自下而上、自外而内对巴育政府施加压力。

　　经过半年多的政治博弈，保守阵营开始占据上风。尽管在新未来党解散后，大部分议员转入了新的政党，继续坚守“反巴育”阵营，但失去了“政治新星”塔纳通这个政治标杆以及近三分之一的下议院议席，使革新阵营元气大伤。[8]2020年2月下旬的不信任案表决，巴育总理获得了272张支持票，不仅顺利过关，而且标志着“挺巴育”阵营在下议院的议席优势已经从此前的2%扩大到10%。[9]但与此同时，保革分歧引发的政治沖突并未缓和，反而有进一步激化的态势。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泰国大中学生的街头运动，但对新生代互联网“原住民”而言，现实隔离并不影响虚拟动员，如果巴育政府应对失措，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政治动荡。

　　泰国政治分歧对中泰合作的影响

　　得益于巴育连任总理的政策延续性，泰国政治保革分歧迄今为止并未影响中泰合作的良好发展态势。2019年11月，李克强总理对泰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双方明确表示对双边关系活跃的发展势头感到满意，并在政治和安全、经济和贸易、投资和旅游、科技和创新、教育和人文、地区和国际合作等方面为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明确了路径。[10]但也要看到，如果泰国保革分歧引发的政治冲突始终无法有效调和，将有可能对中泰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发展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一是泰国政府对华合作的决策与落实能力受到限制。中泰合作特别是对接“一带一路”倡议，需要两国政府互信互谅互让，共同克服合作中可能遇到的各类阻碍与风险。以往因《2014年临时宪法》第44条赋予总理的临机专断权，巴育政府曾力推对华合作，尤其在中泰高铁项目上更是一度发挥关键性作用。现在，巴育总理不再拥有临机专断权，当下面对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很容易陷入议而不决的政治泥潭。

　　二是反对派可能在对华合作问题上“为反对而反对”。中泰合作的双赢前景得到泰国社会各界普遍认同，但在保革分歧的持续政治冲突下，反对派依然有可能“为反对而反对”，甚至抵制执政联盟进一步深化对华合作。在2020年2月下旬针对巴育内阁的不信任辩论中，反对派就明确提出巴育政府对华合作有可能损害国家利益，应当暂缓并进行检讨。[11]尽管从不信任案表决来看，相关议题并未得到国会多数议员认可，但客观上还是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并有可能长期存在。

　　三是保革分歧可能为美国“印太战略”提供可乘之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基于地缘政治博弈的冷战思维，始终对巴育政府的对华合作积极立场有所不满。巴育连任总理后，西方势力开始通过“挺塔纳通”阵营施压，试图阻碍甚至逆转泰国政府近年来对华合作的良好发展态势。为此，西方驻泰使领馆官员在塔纳通接受司法审查时，甚至公然前往法院为其站台助威。宪法法院判决解散新未来党之后，美国与欧盟等西方势力更是公开发声干预，试图进一步激化保革分歧，引发新生代不满情绪。美西方蓄意干预会间接影响中泰合作的和谐氛围。

　　中泰关系前景展望

　　2020年是中泰建交45周年，是双方继往开来的重要时点。尽管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双方经贸合作与人员往来面临严峻挑战，但两国联手抗疫、紧密合作，再次印证了“中泰一家亲”的战略伙伴关系。为了在疫情后更好提升战略合作水平，避免受泰国政治分歧不利影响，防范西方势力“污名化”中国可能产生的负面影響，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中泰关系深入发展。

　　一是在观念塑造方面，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阐释和传播，促进新生代加深理解与认同。泰国新生代是中泰战略合作的重要力量，但由于受到人生阅历与经验局限的影响，他们很难从宏观高度与战略层面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刻内涵，因此在传播中要作出具体化、形象化、网络语言化的创新阐释，以进一步推动中泰两国民心相通。

　　二是在项目推进方面，提高重大项目红利的外溢效应，增进当地民众获得感。因泰国政治保革分歧，“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合作难免会受到影响。对此，应积极做好前置性准备工作，从重大项目涉及的人员培训、社区公关、发展规划等外围辅助入手，深化当地民众对重大项目的认知程度，引导其重视发掘外溢红利、增强获得感，促成自下而上推动重大项目落实的强烈意愿与舆论环境。

　　三是在合作对象方面，拓宽与地方豪强党派的沟通与交流，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夯实根基。在当前泰国政坛，地方豪强主导的中小政党占据了三分之一左右的下议院议席，拥有影响巴育政府决策与落实的重要话语权。同时，泰国地方豪强少壮派的政二代开始全面接管老一代的政治资源。对此，有必要通过政党交流与合作渠道，进一步加强与泰自豪党与泰国发展党等地方豪强党派沟通，接续老一代对华友好感情，夯实中泰战略合作的政治根基。

　　尽管受到泰国政治保革分歧影响以及来自美国“印太战略”压力，但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依托“一带一路”建设，中泰两国必将在国际与地区格局变化的历史机遇中，携手开创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

　　【本文是2020年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批准号：2020XKJS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副研究员，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

　　泰国研究所名誉所长】

　　（责任编辑：魏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