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昌祯：用爱的力量彰显法律尊严

　　生命最后的时间里，巫昌祯散淡多了。此前大半辈子，她活跃在不同的场合，为女性权益鼓与呼，推动女童平等接受教育，力主离婚感情破裂论，推动反家暴立法……现在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都是当年一点点论证出来的。

　　2014年巫昌祯患骨质疏松导致腿脚不便，自此很少参加活动。但她的思想是活跃的，一直在关注着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制订，学生晚辈来家里的时候，也时常讨论，“思想从不过时”。

　　2020年3月25日15时30分，巫昌祯逝世，享年90周岁。生前，她是新中国婚姻法学科奠基人之一，也是著名法学社会活动家、法学教育家。她曾言，自己是一名服务员，把一半的时间和心血给了学生和书，另一半给了社会和妇女。

　　巫昌祯的开门弟子、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夏吟兰告诉记者，巫老师一直以来强调妇女应当走出家庭，掌握自己的命运，应该和男性平等，是一个真正的男女平权主义者。

　　弄璋之喜与弄瓦之喜

　　“巫老师经常跟我们讲，古人说生男是弄璋之喜，生女就是弄瓦之喜，璋是美玉，瓦就是瓦片，这就是家庭中男尊女卑的体现。”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會副会长李明舜回忆道。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巫昌祯参与《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制订，带着学生做调研时，发现女童辍学率非常高。因为中国传统观念就是会重视儿子，特别在农村有好几个孩子，有儿子的家庭会把资源倾斜给儿子。

　　1992年制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写进了“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文化教育权利”“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必须履行保障适龄女性、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

　　制订《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当时反对意见很多，最核心的观点认为妇女是公民，宪法和法律中均有相关的“平等”规定，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什么还要单独搞《妇女权益保障法》，不搞《男子权益保护法》？

　　巫昌祯对此回应，虽然我国保障妇女权益的规范很多，但是分散在不同法律里面，缺乏系统化，制订《妇女权益保障法》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调整两性关系上的具体表现。

　　“制订《妇女权益保障法》并非要给妇女特殊地位，而是要实现男女平等。法律虽然规定了男女平等，但是由于现实的条件和传统文化影响，妇女在平等实现权利方面遇到了更多的问题和障碍。制订这部法律就是解决问题和障碍的。”在为女性发声方面，巫昌祯向来是坚决的。

　　《妇女权益保障法》开宗明义的第一条，“为了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充分发挥妇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根据宪法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法。”

　　“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的说法，就是巫昌祯、杨大文、王德意等先行者论证出来的。

　　正义路上的第八律师事务所

　　巫昌祯走上维护妇女权益的道路，是一个偶然。

　　1978年底，全国人大将修改婚姻法列入计划，由于起草民法的经验在先，巫昌祯被派去参加修法小组，这使她与几乎同时启动的民法通则起草项目擦肩而过。这成了她学术生涯的分水岭，自此巫昌祯进入了她的事业主题。

　　修订1980年婚姻法时，“解放离婚”是巫昌祯最鲜明的观点。巫昌祯当时就认为，感情破裂就可以离婚，这应当是法院考量的主要因素。早年接受采访时，巫昌祯透露了其中原因：十年动荡时期，婚姻多带有政治色彩，政治对婚姻干涉很严重。这种情况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也是修改婚姻法的原因之一。

　　“我记得，当时社会上对离婚的看法还比较传统，有一种说法叫‘好人不离婚。我一直主张离婚不是悲剧，而是悲剧的结束。人们应该有离婚的自由。”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为响应“维护妇女权益”，北京市妇联成立了法律顾问处，巫昌祯教授担任主任一职。

　　顾问处成立不久，就由于来访人数众多，渐渐不能满足妇女的需求，巫昌祯就组织成立了北京市第八律师事务所。第八律师事务所位于正义路，由十余名女检察官、女律师、女大学教师等组成，清一色的女性，专门为妇女服务，曾被称为“天下第一家”。

　　在这里，巫昌祯收到了各种各样的妇女求助，未婚先孕却被抛弃的女青年、被家暴的妇女、丈夫出轨徘徊不决的妻子……她成了一个“红人”，有时候一些求助妇女会直接找到巫昌祯的家里，一开门“扑通”给她跪下。

　　巫昌祯谈及这份工作的信念：“是对需要帮助的妇女的同情心使我坚持了下来，我是一个女性工作者，也是一个社会工作者，长期任北京市妇联副主席，接触了许多妇女。我觉得我有责任利用我的知识，用法律来维护妇女的权利。”

　　推动反家暴入法

　　2014年“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当天，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同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用巫昌祯的话说，“不是正当其时，是来得太晚了，不过迟到总比不到好”。

　　反家暴立法走了二十年。

　　早在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引入了“家庭暴力”这一概念之后，巫昌祯就开始着手反家暴工作，并推动相关立法。

　　“巫老师是法学界最早关注家庭暴力的专家之一。不论在婚姻法研究会年会上还是在2001年《婚姻法》修改的时候，巫老师都力主把反家暴写入法律。”李明舜说。

　　“家庭暴力入法，现在觉得理所当然，但当时对将家庭暴力用法律来规制反对意见很大。当时很多人认为家庭暴力是家庭私事，本该属于道德范围的事情，用法律规范是一种越界行为。巫老师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家庭暴力的社会危害性、对家庭成员人权的危害、对社会和谐的破坏。”

　　法律上最早的突破是在2001年修改《婚姻法》，巫昌祯最后争取到将“禁止家庭暴力”写入总则；并且，家庭暴力可作为离婚的法律理由和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

　　2005年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时，再次把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写入法律。《妇女权益保障法》比婚姻法的进步在于，将反家庭暴力作为国家责任写入法律。

　　2015年《反家暴法》通过，巫昌祯因此获评“年度法治人物”，颁奖词这样评价她：“关注女性命运，保护弱者权益，你用爱的力量彰显了法律的尊严。”

　　“立法就是给妇女撑腰，告诉你法律可以解决的，你别怕。”当然，她也谈到，“立法不是家暴的终结，但如果没有法律，道德将是苍白无力的”。

　　巫昌祯一直强调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利保障，她认为妇女在社会上受歧视、权利受侵害的现象和问题都可以在家庭当中找到根源和原因、迹象。这是很深刻的，因为私人领域的表现是人更真实的一种反应。社会上的很多问题源于家庭。

　　“一半”与“另一半”

　　“我是一名服务员，把一半的时间和心血给了学生和书，另一半给了社会和妇女。”巫昌祯曾言。

　　这一点贯穿了她的生命。夏吟兰表示，直到80岁，巫昌祯一年还會有两次到全国各地去调研、参与各种活动。有什么事情找到她，活动、会议、采访，她也会一一应允，从不推辞。“她对社会是非常了解的，这么多年为妇女奔走呼号，推进中国的法制事业，都是发自内心的，不是为了名利。”

　　巫昌祯也极力地平衡着一半与另一半的关系。“做法律援助的时候，她一边要教学，一边还要处理很多求助，其实是非常忙碌的。”夏吟兰回忆道，“但巫老师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比如这么多年我跟着她参加各种会议，从来没迟到过，都是早到，几十年如一日。”

　　巫昌祯是一个愿意为学生搭梯子的老师。有什么机会了，总会想着年轻人。婚姻法学界的很多学者，都受惠于她。夏吟兰从政法大学本科毕业时，一度犹豫要不要找工作，“毕竟那时候都26岁了”。巫昌祯找她谈话，劝她继续读研。“她经常跟我说，女性还是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把自己做大、做强，不能说依附别人，要独立、要自己不断努力才行。”

　　因为骨质疏松导致腿脚不便，2014年后巫昌祯便很少参加活动。但她仍读报、看法治节目，没有切断与社会的通路。

　　有时候学生们去她家，她还会提一提她的看法。“包括学生参加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立法会，她也会把自己的看法告诉我们，希望能带到立法会上。”

　　“比如说夫妻债务问题，她常讲不能用简单的逻辑去看待，要分析立法精神。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共同拥有，是在男性收入高于女性的普遍情形的大前提下，有利于男女平等、保护妇女权益，但如果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任何人的债务共同所有，那可能会成为女性的陷阱，因为经济活动很多都是男性在外借债，这个共同债务偿还对女性不利，和立法要义发生冲突。”

　　在夏吟兰看来，老师在保护妇女权益的方方面面，都是非常关注并且非常支持的。五十余年田间地头的实地调研、五十余年的案牍辛劳、五十余年的奔走呼号，她一直身体力行地推动着妇女事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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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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