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强省会时代已经到来

　　一个省拥有一个强省会，不仅仅意味着拥有一个经济数据上的大城市，更重要的是拥有一个强有力的话语权中心，一个可以帮助其在全国激烈的区域竞赛中，赢得更多的资源、政策与人才的砝码。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省会作为省份发展的龙头城市，往往承担着带动整个省份经济发展的重任。

　　最近，吉林省政府网站发布消息称，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将原由四平市代管的县级公主岭市改由省会长春市代管。公主岭并入长春后，长春成为全国省会城市中面积第三、人口850万的特大城市，量级大大提升。

　　无独有偶，就在公主嶺划归长春的同一天，四川省政府网站同样发布来自省民政厅的消息：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新津县，设立成都市新津区，以原新津县的行政区域为新津区的行政区域，辖8个镇（街道），总面积330平方公里，户籍人口31.88万人。

　　同属省会城市的长春和成都为何同时出招扩大省会都市圈？

　　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看，当城市化进程步入都市圈发展时代后，做大做强城市平台，不断提高省会城市首位度，以更广阔的平台资源来参与区域竞争，引领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似乎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省会城市发展的必然之路。

　　无论是长春还是成都，角逐强省会城市的背后，更是一场区域间的较量和比拼。结果如何或许现在还难以预料，但毫无疑问，未来区域间的竞争一定会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马太效应更加凸显。在这个分水岭时代，似乎没有任何一个省份愿意放弃利用省会城市做大做强的机会。

　　多省推出强省会战略

　　早在2001年，作为浙江省省会的杭州市，就开始了行政区划的调整。中心城市的行政区划调整，一般来说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城市行政范围内的区域调整，主要是将城市下辖的县（市）撤县设区，同时优化原有市辖区的调整；另一种则是将市域范围以外的、原属于其他地市的部分区域纳入，扩大城市的发展空间。2001年3月，浙江省先后撤销萧山市和余杭市，设立萧山区和余杭区；2014年12月，撤销富阳市，设立杭州市富阳区；2017年8月，又撤销县级临安市，设立杭州市临安区。

　　记者梳理发现，除了浙江外，通过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来做大做强省会城市的还有安徽合肥、四川成都、陕西西安和山东济南。2011年，通过“三分巢湖”，原地级市巢湖的居巢区、庐江县划归合肥；2016年，简阳市正式划归成都代管；2017年，西咸新区划归西安代管；2018年12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山东省调整济南市莱芜市行政区划，撤销莱芜市，将其所辖区域划归济南市管辖。

　　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只是省会城市进击的手段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省会拉上周围“小伙伴”，一同做大做强。今年2月，贵州省出台《关于支持贵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通过促进贵阳市、贵安新区融合发展，打破省会发展的空间约束，拓宽贵阳的经济腹地。

　　“散装江苏”的省会南京则通过提升交通的方式增强区域聚合力。今年5月，南京出台《〈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南京实施方案》，意欲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综合枢纽城市，构建“米”字形铁路网络，提升南京中心城市首位度和省会城市功能。

　　除此之外，广西、内蒙古等发展相对较弱的省份也纷纷提出提高重点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大力施行强首府战略，推动省会城市成为引领全省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增长极。

　　山东的强省会之路

　　山东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强省，但省会城市济南与武汉、成都、杭州等省会城市相比规模偏小、人口偏少、实力较弱，多年以来在全国27个省会的首位度排名中名次垫底。不仅如此，与省内城市相比，济南不仅逊色于“排头兵”青岛，其经济总量也曾一度落后于烟台，位居省内第三，GDP占全省比重不足10%。

　　幸运的是，济南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高省会城市首位度”被多次提及。这为济南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济南而言，其未来的发展一定要走强省会的道路，吸纳莱芜后，集聚和辐射带动省会外围乃至全省发展。

　　不难看出，在强省会的晋级之路上，先有浙江杭州的一骑绝尘，后有合肥、西安等省会城市的强势崛起，在这条路上，济南虽是后来者，但却大有“后来者居上”的势头。

　　今年以来，济南出台《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实施细则》，在求学、就业、居住、投亲、人才等六方面放开落户限制。按照规定，无房、无学历、投靠亲属者均可落户，山东省会济南吸引人才的决心由此可见。

　　在招揽人才的同时，济南也不忘扩大自己的经济腹地。6月8日，山东省政府规划出省会、胶东、鲁南三个经济圈，其中省会经济圈包括济南、淄博、泰安、聊城、德州、滨州、东营七市。随着周边城市陆续被纳入经济圈协同发展，省会济南的经济腹地正在迅速扩大。

　　数据是发展的最好佐证，近年来济南市GDP稳步增长，2019年济南GDP达到9443.37亿元，占全省比重升至13.3%，不仅轻松赶超烟台，且与青岛的差距进一步缩小，经济增长率超过青岛0.5%。

　　溢出效应明显

　　有专家认为，省会城市长期经济总量独大，在一定程度上会挤压省内其他城市的发展空间。但新的趋势也表明，尽管省会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对周边城市的人才、资金等产生一定的虹吸作用，但随着其发展程度的进一步提升，其资源不得不向外迁移，显现出明显的溢出效应。

　　不同于历史时期的沿河经济，改革开放时期的沿海经济，如今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增强省会城市的带动引领能力越来越重要。有专家表示，当省会城市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省会城市产业结构面临提升，很多产业和人口都将向附近城市转移，周围的卫星城经济发展可能会因此加快。例如广州的制造业向佛山、东莞等地转移，苏州的制造业向昆山等地转移。这样带来的结果就不是省会城市一家独大，而是会逐渐形成城市群和城市圈。可以预见，未来的中国将是龙头带动，多点开花，“小城市群”遍布全国的城镇格局。

　　除此之外，一个省拥有一个强省会，不仅仅意味着拥有一个经济数据上的大城市，更重要的是拥有一个强有力的话语权中心，一个可以帮助其在全国激烈的区域竞赛中，赢得更多的资源、政策与人才的砝码。强省会与弱省会的区别不是体量大小的区别，而是本质的不同，可以说，没有一个规模较大的省会城市，城市的聚集效应与溢出效应就不能达到极致，城市的多样性、创造力与话语权就很难获得。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山东经济比四川发达，可其“存在感”却不如后者。这或许是由于四川有成都，而济南的影响力远远不如成都。但对于济南来说，其强省会之路的开始，也标志着它向超级城市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并将辐射带动其他区域的协同发展。

　　于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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