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与庆应义塾大学

　　日本最大面额的纸币—1万日元上印着一位近代思想家、教育家的肖像，他就是福泽谕吉（1835—1901年）。1858年，23岁的福泽谕吉在江户（现在的东京）开设了一家兰学塾，教授经由荷兰传入日本的西方学问。此后，兰学塾改为英学塾，又经历了校址迁移等变迁，时逢庆应四年（1868年），福泽谕吉遂把校名定为“庆应义塾”。

　　1890年，庆应义塾正式成立大学部。如今，这所大学已存在上百年光阴。漫步校园，常能看到与福泽谕吉有关的痕迹。三田校区东门上刻着一行拉丁文，那是福泽谕吉《劝学篇》开篇第一句的译文—“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

　　正门附近是大学的地标性建筑，也是日本史上第一座专门用于发表演说的会馆—三田演说馆。“演说”一词是speech的译语，由福泽谕吉创造。1875年，福泽谕吉出资修建该馆，其后几经移建、修复，沿用至今。校园东面为福泽公园，里面立着“福泽谕吉终焉之地纪念碑”，用以纪念福泽谕吉的生平。

　　今天的庆应义塾大学与早稻田大学并称“私立双雄”，是日本顶尖的私立大学。要知道，在国立大学、公立大学、私立大学林立的日本，一所私立大学若想长期保持领先地位，既需要高水平的师资与生源，也需要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持。庆应义塾大学能成为顶尖的私立大学，福泽谕吉在其草创期的一系列举措可谓居功至伟。

　　学费征收

　　1874年，福泽谕吉在《明六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震动学界的文章—《学者职分论》。他在文中指出，日本那些掌握西方学问的学者们往往只知如何为官、如何依靠政府来实现宿昔青云之志，而他则愿意亲身实践，做一表率，站在“私立”的立场上成就一番事业。这篇文章无疑刺痛了许多任职政府的学者，引起了诸多争论。不过在福泽谕吉看来，“一国之独立，基于一身之独立”，出版书籍、创设学府、开办报社等经济行为都体现了他的独立精神。

　　其中，他在庆应义塾的一大创举就是征收学费。福泽谕吉曾在《福翁自传》中回忆，日本以往的私塾多仿效中国的礼仪，学生入学时奉上“束脩”，年中、年末也有孝敬，或为钱财，或为物品，均附上礼签赠予老师。他却认为，教学也是一种工作，人们工作后获得钱财理所当然，于是在把校名定为“庆应义塾”后不久，公然定下收费标准，将其命名为“授业料”，每月向学生征收。这在当时引起了社会的轰动，然而没过几年，“授业料”就成为日本人熟知的名词。

　　三田会与财界

　　仅靠征收学费不足以使一所学校长期保持顶尖的水准，校友才是庆应义塾的重要资产。2013年，日本播出了一部现象级电视剧《半泽直树》，该剧男主人公半泽直树是一名优秀的银行职员，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将男主人公设定为庆应义塾大学毕业生绝非偶然。1890年庆应义塾大学部成立之时，仅设文学、法律、理财三科。据日本学者天野郁夫调查，1901年以前，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的学生中，理财学的学生约占61%；并且，在该校1903年制作的姓名录里，约4%的毕业生成为官僚，31%的毕业生从事家族产业，45%的毕业生在民营企业就业，其中尤以投身金融业者居多。也就是说，早在20世纪初，庆应义塾大学的校友们就在日本财界凝聚成一股不小的势力。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及三田会。三田会是庆应义塾大学的校友组织，名称取自该大学最主要的校区—三田校区。在日本，学阀林立，名校毕业生往往通过校友组织凝聚成各种派系，三田会则被称为“日本学阀中的王者”。日本《周刊Diamond》报道称，截至2018年6月，日本上市企业的社长当中，庆应义塾大学的毕业生最多，共计260人，例如丰田汽车公司的社长丰田章男就是该校毕业生。与之相比，东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并列第二，人数为172人，较庆应义塾大学逊色不少。

　　強大的校友网络不仅为庆应义塾大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而且保证了该校毕业生的就业渠道与升职前景，进而促使更优质的生源报考庆应义塾大学。这正是庆应义塾大学成为日本顶尖私立大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医学部与“三四阀”

　　2019年4月，日本政府宣布将于2024年更换纸币上的人物肖像。1万日元上的福泽谕吉将被实业家涩泽荣一取代，这对庆应义塾大学来说可谓不小的损失。不过，1千日元新纸币将采用日本近代医学的先驱—北里柴三郎（1852—1931年）的肖像，而北里柴三郎是庆应义塾大学医学科的初代科长。他之所以愿意在庆应义塾大学工作，是为了报答福泽谕吉的恩情。

　　北里柴三郎于1875年考入东京医学校（1877年改称东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在内务省卫生局东京试验所从事传染病的研究工作，其后得到上司推荐，于1885年前往德国留学。留学期间，北里柴三郎与埃米尔·阿道夫·冯·贝林合作培养出破伤风杆菌，并开发出震动医学界的血清疗法，用于白喉等疾病的治疗。这些成果使北里柴三郎成为第一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901年）候选人，最终埃米尔·阿道夫·冯·贝林独自获得该奖项。为何北里柴三郎未能获得诺贝尔奖，这又是一个复杂的故事，在此不做赘述。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北里柴三郎已确立了他在世界医学界的重要地位。

　　1891年，北里柴三郎取得博士学位，他毅然拒绝了西方各国的招揽，翌年返回日本，打算报效祖国。然而等待他的却不是众人的欢迎。因为在1885年，东京大学初代卫生学教授绪方正规宣称发现了“脚气菌”，认为人们得脚气病是由于细菌感染，而留学在外的北里柴三郎却公开反对该观点。后来的科学研究证明脚气病与缺乏维生素B1有关，北里柴三郎是正确的，可是当时却掀起了轩然大波。北里柴三郎在东京大学读书时曾跟随绪方正规学习细菌学，作为一名学生却公开批评老师，这种行为被东京大学一派视为“忘恩负义”。

　　北里柴三郎回到日本后，其原任职单位内务省缺乏专业的研究设施，有研究设施的东京大学却对这位享誉国际的医学家颇为冷淡。他曾请求日本政府设立一个新的传染病研究机构，却惨遭拒绝。走投无路之际，福泽谕吉伸出了橄榄枝。福泽谕吉认为，一位世界杰出医学家不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是日本的重大损失，他在自己租赁的土地上为北里柴三郎建造了日本第一家传染病研究所，并提供经费，为北里柴三郎拉来赞助。此后多年，北里柴三郎得到了福泽谕吉的诸多帮助。1917年，庆应义塾大学决定开设医学科，邀请北里柴三郎担任初代科长。这一年，距福泽谕吉逝世已经16年了，北里柴三郎却始终牢记着福泽谕吉的恩情，他不但应邀成为该校医学科科长，而且一直拒绝收取工资等酬劳，直到1928年卸任。

　　如今，由庆应义塾大学医学部校友组成的“三四阀”在日本赫赫有名，能与之相抗衡的医学类学阀唯有东京大学医学部的“铁门阀”。

　　小初高大一贯制学校

　　在中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无数家长的执念，不少家长为了子女的“幼升小”择校问题殚精竭虑。在日本东京，若要向精英阶层、社会名流咨询哪家小学最好，可能很多人会把庆应义塾幼稚舎（小学）排在第一位。这所私立小学成立于1874年，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私立小学之一，也是全日本最难考入的小学之一，哪怕收费高昂，也挡不住家长们的热情。原因在于，只要不出意外，进了庆应义塾幼稚舎就能一路直升庆应序列的初中、高中，最终升入庆应义塾大学。

　　其实，庆应义塾的“义塾”一词是福泽谕吉为public school（公學）选定的译语，从草创期开始，庆应义塾就招收各种年龄段的学生，1898年就形成了从幼稚舎到大学的一贯制教育体系。

　　时至今日，庆应义塾旗下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共计十余所。当然，非庆应序列学校出身的学生同样可以报考庆应义塾大学。不过相较而言，一路从庆应义塾幼稚舎直升至庆应义塾大学的学生往往对庆应更有归属感，这些来自精英家庭的学子也更有财力、人脉来回报母校。

　　如上所述，福泽谕吉在草创期就为庆应义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把征收学费视为天经地义，保障了学校的正常运转；他把“理财”定为大学部最早开设的学科，培养了重要的校友资源；他不忍医学人才埋没，为后来医学部的成立种下了“善因”；他不拘一格招收各种年龄段的学生，建立了良好的学校运营体系……庆应义塾也曾有过难以为继的时刻，同样是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将学校千方百计运营下去。每年1月10日，庆应义塾大学都会举办福泽谕吉的诞辰纪念仪式，以表达这所成立上百年的大学对福泽谕吉的感激之情。

　　宋晓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