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第323窟康僧会感圣故事图对于中国佛教传播史的意义

来源:时代人物
关键字:莫高窟,故事图,教传播史
发布时间:2020-10-15 12:08

　　前言

　　莫高窟第323窟南北两壁绘有大面积佛教史迹画，东壁绘有戒律画，洞窟开凿于盛唐前期，是敦煌石窟之中仅见的以佛教故事为壁画主要题材的存在，学界普遍认为第323窟对在教传播史上具有重大意义。①在已有的研究中，金维诺、马世长、孙修身1（P34-39+113+116）等学者对第323窟的南北两壁的佛教史迹故事画的壁画内容和榜题加以考释，并对康僧会故事组图的画面分组、故事情节、经典依据作出详细解释。虽然目前还未有明确证据显示第323窟功德主身份为何，但大部分学者都认可此窟应由僧侣开凿，或是与佛教大有渊源之人。巫鸿教授赞许第323窟的原创性成就，认为窟内壁画主要围绕高僧显圣、明主皈佛、佛国弘法、瑞相东来四个元素进行创作，指出壁画内容具有政治上的暗示意义，且此窟由僧人开凿，将对象锁定为律宗与道宣信徒上。2P（418-430）沙武田在僧人的基础之上，通过第323窟壁画中所表现出的胡风因素具有明显的民族倾向性，推测第323窟功德主可能具有胡人背景。3（P21-29）本文借鉴前人研究所得，以第323窟佛教史迹画其中一组——康僧会感应故事图为对象，并结合石窟开凿时代背景，探讨它在中国佛教传播史方面的意义。

　　康僧会感圣故事图的内容与康僧会其人

　　关于第323窟南北壁图像考释的工作，金维诺、马世长、孙修身等学者对壁画的历史典故、榜題辨析和相关文献依据俱已作详细的解释。康僧会感圣故事图位于北壁，由四个画面组成，按画中事件发生的时间排序，组图序次应是：康僧会入吴（图组左上）、康僧会感圣得舍利（图组正中央）、兴建建初寺（图组右上）、孙皓迎康僧会说法（图组下方）。

　　（一）康僧会入吴

　　画面左上角远山叠峦，前依碧水，一叶小舟扬帆行驶于水面之上。一名船夫撑篙，载两位僧侣。联系同组其他几幅画面，僧侣之一应为壁画主角康僧会。他的到来将推动未来南国佛法的传布兴盛。

　　（二）感圣得舍利

　　画面表现的是康僧会祈求佛祖神迹感通，最终成功求得舍利。画面中央舍利光芒四射，下方分左右两拨人，左侧是以康僧会为首的三位沙门，右侧是以孙权为首五人。在康僧会求得舍利之后，孙权亲临，举朝观赏，而康会也因此获得孙权的信任。

　　（三）兴建建初寺

　　右上角描绘的应是紧随上一个画之后发生的事件。孙权曾许诺若康僧会求得舍利，则为舍利建造寺庙，画面展现的就是兴建建初寺的场景。

　　（四）孙皓迎康僧会说法

　　这是图组的最后一个画面，描绘孙皓迎请康僧会入宫说法的场景。画面中孙皓双手合十，跪拜康僧会面前，聆听佛法。

　　整组壁画按时间线呈现，故事情节的表达连贯流畅、一气呵成。四幅画面之间存在前后联系，层层递进，将历史记载中关于康僧会的重要事迹表达了出来。结合典籍记载来看，整体上，康僧会感圣故事组图讲述了一位西域僧人来到对佛教陌生的社会之后发生的故事，其中着重讲述他如何以一己之力影响两代施政态度截然不同的君王的信仰，从而推动佛教在当地的传播。孙权为之兴建寺塔，于是吴地始有浮图；孙皓幡然醒悟，受持五戒，对康僧会深加敬重。而康僧会对于当地社会的影响，如《高僧传》称“由是江左大法遂兴。”4（P16）

　　第323窟选用康僧会为壁画主角，与其个人背景、事迹功绩、历史地位相关，与他在佛教传播史上的地位至关重要。关于康僧会，据《高僧传》载：

　　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会年十余岁。二亲并终。至孝服毕出家。励行甚峻。为人弘雅有识量。笃至好学。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辩于枢机颇属文翰。时孙权已制江左，而佛法未行。先有优婆塞支谦，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来游汉境……汉献末乱，避地于吴。孙权闻其才慧，召见悦之，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与韦曜诸人共尽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吴志不载。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己妙善方言，乃收集众本，译为汉语。从吴黄武元年至建兴中，所出维摩、大般泥洹、法句、瑞应本起等四十九经，曲得圣意，辞旨文雅。又依无量寿、中本起制菩提连句梵呗三契，并注了本生死经等，皆行於世。时吴地初染大法，风化未全，僧会欲使道振江左，兴立图寺，乃杖锡东游，以吴赤乌十年初达建邺，营立茅茨，设像行道。时吴国以初见沙门，睹形未及其道，疑为矫异。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称沙门，容服非恒，事应检察。5（P14-15）

　　康僧会具有西域背景，且是第一个来到吴地的沙门，他欲使“道振江左，兴立图寺”，最后得偿所愿。康僧会在中国佛教传播史上地位可见一斑，但要明确康僧会的地位，就涉及到引文中提及的另一人——支谦。

　　《高僧传》对支谦的描述较为简略，且附于康僧会篇幅之内，却不难捕捉些许重要信息。支谦于献帝之末（190～230）避乱入吴，而康僧会于赤乌十年（248）②入吴，支谦至少早于康会12年到达吴地。且据上述所引文字，将支谦与康僧会入吴前后当地佛法存在情况对比，支谦入吴前，“时孙权已制江左，而佛法未行”；及至康僧会入吴，已是“时吴地初染大法，风化未全，僧会欲使道振江左，兴立图寺，乃仗锡东游”，之后发生感圣得舍利事件，“由是江左大法遂兴”。可见康僧会入吴之际，当地非无佛法踪迹，而是发展相对缓滞，传播范围有限，因此才会说“初染大法，风化未全”。

　　关于支谦较为详细的记载另可见于《出三藏记集》，不附于康会之篇，而是单独成文。除了没有交代支谦入吴时当地佛法发展情况以及添加了一段关于支谦后续结局的文字，内容大致与《高僧传》相同，差异主要在于对康僧会入吴的表述。《出三藏记集》称“时孙权已称制江左，而未有佛教。会欲运流大法，乃振锡东游。”6（P96）后世典籍多倾向于《出三藏记集》说法，如《集古今佛道论衡》称“佛法北通，未达南国。会欲道被未闻，开教江表。”7（P364）

　　如其所言，在康僧会到来之前，吴地是一片未闻梵音的处女地，而且康会入吴的目的成了“运流大法”、“道被未闻，开教江表”，而非“道振江左”，显见不同文献所赋予康僧会的地位也有细微不同。在以《出三藏记集》为代表的诸多经典中，康僧会既是为吴地佛教开创之人，也身兼当地佛法的启蒙者与推动者。

　　将支、康二人事迹前后联系，作为一段连贯精简的长达数十年的佛教江南地区传播历史看待，康僧会个人的故事才更完整，我们对他的定义也能更精准清晰。

　　前有支谦（或其他志同道合之人）入吴带来佛法，但之后他并未开教立寺，传扬佛法，这与支谦个人的身份、入吴动机和处世态度相关。首先支谦的身份是优婆塞而非沙门，且入吴后，孙权拜为博士，教导东宫，多所匡益，除却佛教信仰者身份以外，他同时也是一名入世的官僚，因此除了收经译经以外，支谦少有从事其他诸如立寺、说法等宗教活动；再者，支谦是为了躲避中原地区的战乱，为时势所迫进入江南地区，而康僧会则是为了实现他在江左开教运法的抱负而入吴；最后，支谦本人处世淡泊，存志高隐。太子孙亮登位以后，支谦便隐居穹窿山，不理世俗事务，更练五戒。孙亮对其评价为“业履冲素”，足见其冲淡纯朴。仅就支谦自身种种条件而言，他并非开教弘法最合适的人选，但无可否认因他的到来，吴地初染梵音，尽管只是零星微光般存在，并不容易引发关注。

　　因此江左虽得佛法上的启蒙，发展却值此幽昧境地，才有沙门康僧会入吴开啟一番新象。康僧会后来居上，他开教立寺、说法弘法、译注佛经。相比支谦，他的宗教事业规模宏大，方向多元，对后世影响力也更深远，史书中留下了他感圣得舍利、为孙皓说法治疾的故事。诚如道宣言“逮摄摩腾之入汉，及康僧会之游吴，显舍利于南国，起招提于东都。自兹厥后，乃尚浮图。沙门盛洙泗之众，精舍丽王侯之居。”8（P188）康僧会当仁不让是江南地区佛教发展的开辟者，同时也是当时吴地佛法兴盛的重要推动者，选择康僧会作为壁画主角，代表后世对其宗教事业上的成就以及地位的认可。

　　康僧会感圣故事图于佛教传播史意义

　　第323窟南北两壁佛教史迹画的选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力图以八组壁画向观众呈现出一幅连贯流畅的佛教汉地传播史诗。壁画主要描绘对象是高僧、君王和瑞相，时间线贯穿西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代，地域上包举中西，涵括南北。张骞出使西域带回金人展现佛教东传；阿育王拜尼乾子塔和大夏佛陀圣迹展示了佛教在其诞生地古印度和西域地区的传播；新晋吴淞江石佛与东晋杨都金像展现了民间百姓对佛像的虔诚供养与对佛教的信仰；康僧会、佛图澄皆是具有胡人背景的著名僧侣，他们跋涉东来，与汉僧昙延法师一样，终此一生传孜孜不倦运佛法，他们因展现神迹受到统治者的敬重。

　　尽管第323窟作为一个“原创性”（originality）石窟，创作范式并无典型可循，我们仍可以结合相应的时代背景，作图像志的阐发，探索其“常规意义”，继而试图着手图像学的研究，逼近图像的本质意义。③以张骞出使西域组图为例，前辈学者将史迹画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对此作了不少图像志的阐发，认为其目的意在将佛教传入时间提前，以及反映帝王礼拜佛教的问题。

　　本文则以康僧会感应故事组图为主要分析对象，结合壁画创作的时代背景，探寻画面中所蕴藏中国佛教传播的痕迹。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第323窟开凿于初唐到盛唐前期。根据石窟考古结果，第323窟应建于盛唐前期，即中宗、睿宗、玄宗前期。④这一时期之前，武则天女主称帝，降低道教地位以打击李氏皇族势力，同时扶持佛教，“以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9（P6473），佛教一雪前耻，地位顿然跃升道教之前。中宗复辟以后，王朝统治权重归李氏之手，结束武周时期以佛教为尊的局面，佛、道形势渐渐移易，此消彼长，佛教的地位再一次呈现弱势。到了玄宗开元前期，又恢复了高祖时重道限佛的宗教政策。第323窟壁画便创作于佛教与道教激烈争斗的时期，因此就康僧会感圣故事组图画面中，可以窥见些许时代印记的存在。

　　（一）对佛教起源的坚守、对佛教地位的维护

　　唐朝总体上奉三教并奖为国家宗教政策，但当时儒学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地位已坚如磐石，其下佛、道二教之争未有禁绝。佛教在汉地传播的过程中常因其出身而被质疑排斥，受到中国统治阶级和本土宗教的攻讦。拿佛教异域出身做文章，以此打压佛教的操作在唐朝时期的反佛事件屡见不鲜，唐初著名的傅奕反佛公案即是如此。

　　武德四年（621年），太史令傅奕上废佛事疏十一条，开唐代反佛之先声。自此之后，傅奕曾多次上疏反佛，理由诸多，譬如政治上于国短祚；文化上滋长人民不忠不孝之风、反叛国家之心；经济上寺院经济、宗教活动等造成浪费……而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归诸于佛教本源自异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佛在西域，言妖路远”10（P1835），因此要求“请胡佛邪教退还西域”。傅奕曾与唐太宗说：“佛是胡中桀黯，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老庄玄言，文饰妖幻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11（P1836）

　　面对以傅奕为典型的士大夫集团和道教徒以佛教异域出身为由进行的种种抨击，佛教徒也作出了回应。佛教徒或西涉流沙、求取原典，或以身护法。前者如玄奘法师、玄照、道藏，前往印度求取真经……后者如沙门智实，为反对“先李后释”诏遭杖责身亡；如沙门法琳，作驳斥反佛言论的《辩正论》而遭流放，中道而卒……

　　而创修第323窟的人选取不同时代的故事，用八幅佛教史迹画将佛教发源与东流的历程一一描绘下来。八幅佛教史迹画中遍布的浓郁胡风色彩，显见开窟人对佛教的异域元素毫不避忌，反而加以宣肆，虽情节表现上有诸多虚构、夸张之处。张骞出使图中将汉武帝所获匈奴祭天金人说成是佛像，又将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说成是问佛名号，肯定佛教源自西域，由汉武帝遣使迎入中原。在康僧会感圣故事图中，康僧会祖先是康居国人，世居天竺，随父移居交趾，出家之后前往吴地传法，主角就是一个充满异域色彩的僧侣。第323窟中三位高僧弘法的故事，分别是魏吴康僧会、后赵佛图澄与隋昙延法师，前两位都是来自异域的僧侣。第323窟所刻画的帝王遣使问佛，西域僧侣进入中原开教传法，正与当时反佛人士以“妖胡乱华”来攻击佛教及其信徒，中原僧侣为求原典远赴西域的现实之间呈现出鲜明对比，但无论现实或艺术，反佛迎佛，西去东来之间，佛教徒对于宗教出身的坚守、对于宗教地位的维护始终如一。

　　（二）反驳佛教害国之论

　　僧侣团体不同于“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士大夫团体，与世俗生活保持一定距离，并不代表他们无缘于政治。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初止西域，渐流中国”，佛教拥有独特的哲学理论与宗教信仰，僧侣剃发受戒、不事君亲、免除徭役……凡此种种冒犯到了传统的专制政权与宗法制度，佛教自身的发展壮大也引起了道教及其信徒对它的攻讦，因此佛教為自身生存传承计必须与政治产生关联，获取政权对其认可，则势必要打破统治阶级对于佛教祸国的成见。汤用彤先生曾说“人主莫不求国祚悠久，故唐朝人士，恒以六朝朝代短促归罪于佛法。此傅奕之首倡……”。12（P34）

　　唐朝士大夫援引六朝亡国短祚的前车之鉴，警醒统治者不要崇佛、佞佛。“洎符石乱华，乃弭厥禁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灾，梁武齐宣尤足为戒。”13（P564），“帝王无佛则大治年长。有佛则虐政祚短。”14（P134）第323窟同样援引前朝故事，说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一番景象，康僧会与佛图澄的高僧显圣图中登场的孙皓和石虎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

　　康僧会故事组图中第四幅画面描绘孙皓聆听康僧会说法，其貌虔诚，似乎符合巫鸿所提出323窟壁画四元素之一的“明主皈佛”，其实不然，历史上孙皓凶顽残暴、降晋亡国，面对孙皓，《高僧传》称：“会在吴朝亟说正法。以皓性凶麁不及妙义。唯叙报应近事以开其心。”15（P18）《北山录》则称：“如皓之器识末哉，安得不为亡国之主乎。向非会以道义诱掖，盖肆恶不知纪极，萧墙之衅，朱殷紫闼，岂获厚辱于晋乎。”16（P587）在后世僧人看来，孙皓之所以亡国是因其本性凶残低劣，与佛教无关。反观康僧会，尽管知道孙皓器识微末，仍然孜孜不倦为其说正法、叙报应。孙皓暴虐成性、作恶多端，归降之后却能蒙诏不死，获赐归命侯，诸子得以拜官，也有康僧会昔日以道义相引导的缘故。就在孙皓降晋同年，康僧会于建初寺去世，观其一生，“始与国隆，终与国歼”。17（P587）

　　同位于北壁的佛图澄神异图的主角佛图澄也体现了僧侣对佛教危国言论的反驳，“又五胡乱华已来，生民涂炭，冤横死亡者，不可胜数，其中误获苏息，必释教是赖。故佛图澄入邺，而石虎杀戮减半。“18（P581）同样是西域僧人在中原展露神迹取信于君王，在高僧辅佐劝导之下，暴戾的君王也能有所收敛。僧人都被刻画成心怀慈悲、通明道义、利国利民的形象。

　　或许正因当时佛教发展处在不容乐观的境遇，使第323窟刻画时着重宣扬君主礼遇高僧、信奉佛教的好处，以争取统治者的支持，反驳世俗加诸佛教的祸国之论。

　　（三）关于跪拜君亲的问题

　　在孙皓迎请康僧会说法的画面中，孙皓双手合十，双膝跪倒在康僧会面前，以聆听佛法、谦卑虔诚的信徒形象出现，这一举止在后世文献中并无记载，应属于壁画创作者在故事蓝本的基础上添加的，使人联想到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引发的沙门是否应该拜俗的问题。

　　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君主专制社会，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宗法家庭，政治管理的网络是各级专制政府。19（P701）唐朝作为一个统一的专制王朝，尤其在唐朝前期，国力日渐强盛，而此时的佛教经过南北朝与隋朝的发展，宗教组织日益壮大，于是政治与宗教之间的矛盾又开始显露，化作现实冲突时主要的表现就是围绕沙门跪拜君亲的争论。⑤佛教的思想中本就不强调对宗法与王权的敬畏。《长阿含经》谓有六增法，即六敬法：敬佛、敬法、敬僧、敬戒、敬定、敬父母。⑥并没有要求沙门敬天法祖、敬拜君王。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原后，沙门始终不按照世俗礼制跪拜王侯，这项传统一直流传到唐代，在当时不仅与唐政府极力推崇的孝道相违背，更冒犯了以儒学为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专制政权的权威。在太宗、高宗、武后执政时期，都曾发起过关于沙门礼拜君亲的讨论，均以僧侣集团抗辩胜利而告终，基本是保持在沙门宜跪拜双亲的程度。直到唐玄宗时代，发布《令僧尼拜父母诏》，要求僧尼和道士、女冠一样称臣子之礼，兼拜父母。但安史之乱后，对僧尼跪拜的要求又变得松弛起来。僧尼跪拜君王被正式列为制度已是明清之际，正值中国历史上封建君主专制鼎盛的时期。因此，第323窟康僧会为孙皓说法图中所描绘的画面是全然背离现实的，是更像僧侣对“其有学佛经道者，皆是佛弟子”20（P164）理想化和具像化的呈现。专制政权越强大，对宗教服从政治的约束力则越强，虽然可以去禁绝或约束与政治意识形态相背的宗教行为，却无法轻易改变僧侣团体的宗教观念，因此一待政权衰落，对宗教的约束也随之减弱。

　　本文以康僧会感圣故事组图为对象，就其于佛教传播史意义方面进行简单讨论，通过历史文献记载，我们可以推断出康僧会在中国佛教传播史中担任的身份，他开教江左，亦大力推动佛法传播；根据康僧会感圣故事组图中图像细节，与历史背景相结合，推测第323窟创修者站在佛教和僧侣的立场上去强调佛教的起源与流传历史，将君主皈依、暴君向善作为宣传手法以反驳世俗加之于佛教的祸国短祚成见，且对于僧尼跪拜君亲执不赞许态度。除了康僧会感圣故事图以外，石窟中另外七幅佛教史迹画对于佛教传播史的意义也值得我们去关注。此外，就第323窟佛教史迹画而言，它所呈现的佛教中国化趋势以及关于三教融合与冲突、政治与宗教关系等问题，都有待挖掘探析；就第323窟整体而言，也仍然存在许多未解的疑问，比如东戒律画、西壁原始龛像的形象、功德主具体身份等等。

　　注释：

　　①金维诺：《敦煌壁画中的中国佛教故事》，《美术研究》1958年第1期，第73-79页+第119页；马世长：《莫高窟第323窟佛教感应故事画》，《敦煌研究》1982年第1期，第80-96页；沙武田，WANG Pingxian：《角色转换与历史记忆——莫高窟第323窟张骞出使西域图的艺术史意义》，《敦煌研究》2014第1期，第21-29页。

　　②. 《法苑珠林》载赤乌四年，参见（唐）道世：《法苑珠林》卷40，《大正藏》第53册，第600页下。

　　③潘诺夫斯基图像解释的三层次，分别是前图像志分析（关注自然意义，识别画面中的物品与事件）、图像志分析（关注常规意义，具体识别出物品和事件，比如晚餐是最后的晚餐，战役为滑铁卢之战）、图像学阐释（关注本质意义，本质意义即揭示一个民族、时代、阶级、宗教或者哲学倾向基本态度的那些基本原则），参见[英]E.H.贡布里希著，杨思梁、范景中译《象征的图像——贡布里希图像学文集》，广西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302-309页。

　　④关于唐前期洞窟分期的详细划分，参见樊锦诗、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唐前期洞窟分期》，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 敦煌石窟考古篇》，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43-181頁。

　　⑤关于唐代沙门致拜君亲更详细的讨论，可参见张践：《中国古代政教关系史》，第551-569页

　　⑥六增法之外，还有六退法，即六不敬法：不敬佛、不敬法、不敬僧、不敬戒、不敬定、不敬父母，参见（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长阿含经》卷9，《大正藏》第1册，第54页上。

　　参考文献：

　　[1]孙修身.莫高窟佛教史记画内容考释（六） [J].敦煌研究，1986（2）.

　　[2].[美]巫鸿著、郑岩、王睿编，郑岩等译. 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卷下）.北京：三联书店， 2016.

　　[3].沙武田，WANG Pingxian. 角色转换与历史记忆——莫高窟第323窟张骞出使西域图的艺术史意义[J]. 敦煌研究， 2014（1）.

　　[4].（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 高僧传 [M].北京：中华书局， 1992.

　　[5].（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 高僧传 [M].北京：中华书局， 1992.

　　[6].（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三）[A]//大正藏（第五十五册）[Z].

　　[7].（唐）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一）[A]//大正藏（第五十二册）[Z].

　　[8].（唐）道宣.广弘明集（卷十四）[A]//大正藏（第五十二册）[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