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价值观的崩溃及受害者心理

　　“椿屋”与价值观崩溃的妻子

　　《维庸之妻》发表于1947 年3月（初刊《展望》），讲述了一名妻子为帮丈夫还债，走出家门，到料理店“椿屋”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妻子逐渐意识到社会中不道德的一面，到了最后，自己也为了生存舍弃了人性的故事。

　　妻子的价值观是通过与“椿屋”接触才发生的改变。在小说开头部分，虽然贫穷，但妻子从未想过偷盗之事。这是由于妻子的价值观还停留在结婚前，与丈夫结婚后，妻子一直蜗居在家中，不仅没有亲自与社会产生接触，与丈夫的交流也不多，因此对社会的变化知之甚少。直到目睹了“椿屋”夫妇来讨债时丈夫的暴力举动，又从“椿屋”夫妇处得知了丈夫曾做出的不道德的行为，妻子的道德观开始产生了动摇，而这种动摇是由惊讶引起的。小说中有两处地方提到了妻子的“笑”：

　　①一股莫名其妙的滑稽劲儿又涌了上来，我禁不住笑出声来。

　　②但还是觉得可笑，以至于不停地笑，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按照常识而言，听说了丈夫所犯下的罪，妻子应该感到愤怒或是不好意思，怎么也不会在受害者面前放声大笑。但与此相对，“椿屋”老板娘的反应也很奇怪，她并没有感到愤怒，而是“也红着脸”。随后，妻子在大笑中想到了“文明之果是大笑”，实在是十分讽刺。妻子听说了丈夫的偷窃行为，却联想到了“文明”，将“偷窃”和“文明”这组对立的关系联系在一起，表现出社会价值观失衡的现状以及妻子的价值观产生了动摇。这种动摇随着时间以及妻子的经历开始逐渐加深：首先，面对债款束手无策的妻子用谎言隐藏了无法偿还的事实。接着，妻子亲眼见证了丈夫的出轨，随后，妻子在“椿屋”亲眼见到，并切实体会到了被隐藏的罪恶：

　　有一位穿戴很华贵、年纪五十上下的夫人，来店的厨房门口售酒（中略）老板娘当即就买下看，谁知是掺了水的酒。如此这般高雅的夫人，居然也动这样的坏脑筋……

　　面对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妻子将他们与丈夫进行了比较：“丈夫那点还不算什么，比起他们来都算厚道的了。”从这种比较中可以看出妻子对不道德行为的忍耐度变高了。之后，妻子更是认为“看来在这样的世道生存下去，一点儿不昧良心是不可能的。就好比玩扑克牌，聚集所有负数而变成了正数，这种情况难道就不会发生在这个社会的道德之中吗？”也就是，妻子从在椿屋工作的经历中认识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规则在这个世道中已经不再适用，想要生存下去则必须舍弃人性中的善。

　　使妻子的价值观完全崩溃的决定性事件是“被店里的客人玷污了”这件事。然而妻子并非是如往常那样，被动接受了这次事件：当客人询问能否宿在家中时，妻子刻意强调了“我丈夫不在家”的事实。对于被玷污，也理所当然地认为“我轻而易举地落入了那个男人的手中”。从这两处的描写中，可以看出妻子在某种程度上预知到了自己的命运，但她非但没有拒绝，反而给了客人暗示，在某种程度上积极地接受了被玷污的命运。但妻子这种自发地放弃贞洁的举动无疑是与当时日本主流价值观相悖的。因此失去贞洁便具有了双重意义：一方面，是走出家门，在“椿屋”自力更生的妻子对丈夫的复仇；另一方面，则相当于一场仪式，面对“椿屋”中上演的各种不道德现象，妻子在失去贞洁之前都只是旁观者的立场。尽管对不道德的忍耐度逐渐提高，妻子自身也没有做出不道德的行为。然而，通过“失去贞洁”这场仪式，妻子借由肉体上的失贞，完成了精神上价值观的完全崩溃

　　价值观崩溃的原因及受害者心理

　　然而，妻子的价值观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崩溃，与她因为“堕落”而得到的利益也密切相关。由于妻子原本就有帮助父亲卖关东煮的经验，因此也对如何招徕客人有一定了解。所以妻子能够很快地适应“椿屋”女招待的身份，面对客人的刁难，也能轻松化解。并且，女招待的工作切实地给妻子带来了快乐，她觉得工作时她“像身着羽衣，翩翩起舞那样自如”。第二天，想到这种新生活，妻子更是由衷感叹：

　　“我的生活焕然一新，心中充满快乐。我去理发店修整了头发，还买了一些化妆品，重新改作了和服，又从老板娘那里得到两双新布袜。仿佛此前心中的苦闷都被拭去得一干二净。”

　　使妻子的价值观在短时间内崩溃的另一个因素则是战争。《维庸之妻》虽说以战后为背景，但从中也能比较出战时与战后的不同。婚前，妻子在关东煮店帮忙时也曾与社会有广泛接触。但面对“椿屋”夫妇的诉苦，尽管妻子的价值观开始崩溃，但她仍对丈夫的偷盗行为感到抱歉，这说明她还是有判断是非的能力。然而，自从当上了“椿屋”的女招待，亲自接触了这个小社会，妻子的价值观才开始真正崩溃，最后通过“失贞”这一仪式为价值观的完全崩溃画上休止符。因此最后面对丈夫对自身偷窃行为的辩解“我从这里拿走了五千元钱，那是因为我要让阿幸和儿子用着五千元钱好好儿地过一个新年”，妻子才会摆出无所谓的态度，因为对如今的妻子而言，是非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这种价值观的变化与背后隐藏着的受害者心理紧密相连。从妻子价值观崩溃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妻子将自己放在了受害者的位置上。首先，妻子将穷困，儿子没有钱去看病归咎于丈夫放浪形骸的生活。其次，将自己的堕落，被玷污一事归咎于“在这样的世道生存下去，一点儿不昧良心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面对生活的苦难，妻子并没有从自身出发，积极地寻求改变。离开家，在“椿屋”工作也是因为不得不替丈夫还债而做出的决定，这种受外力所迫做出的改变与自发的行为有本质上的区别。

　　正是在这种受害者心理的支配下，妻子才找到了将自身的堕落合理化的理由：舍弃人性并不是自己失去了判断是非曲直的眼光，而是被社会逼迫，为了生存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这样的利诱下，妻子将堕落视为理所当然，完全颠覆了自己曾经的价值观。

　　这种消极的受害者心理与太宰治的另一部作品《款待夫人》（初刊《光》1948年）中也有所体现。在《款待夫人》中，不论从夫人还是笹岛身上，都能读出受害者心理引起的价值观崩溃，并且这种崩溃同样与战争息息相关。夫人没有子女，又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于是只能通过宴请他人来抚慰自己的孤独。而身为医生的笹岛则在战争中与妻子流离失所，分隔两地。“明明是医生，却比患者的生活还惨了好几倍 ”正是出于这样的受害者心理，笹岛在于夫人见面后，才舍弃了人性，成为了蹭吃蹭喝的无赖之徒。

　　《维庸之妻》描写了主人公妻子价值观崩溃的事实。而妻子的价值观在短时间内崩溃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妻子借由“堕落”，获取了利益；第二，战争前后的日本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对依靠自己所处周围的环境来形成自身价值观的妻子而言影响巨大。同时，可以发现妻子价值观的崩溃与隐藏在后面的受害者心理息息相关。

　　同时，在太宰治的其他作品，如《款待夫人》中也能看到相似的现象，证明这种被害者心理与价值观的崩溃的关联性并非个例，引导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思考该如何看待这种被害者心理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现象。

　　参考文献

　　[1]张艳菊.浅析《维庸之妻》中的“酒馆”、“家”、“电车”的含义[J]文学评论，2011（08）

　　[2]张秀.论《维庸之妻》中妻子的“变身”[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6（02）

　　[3]曾婷婷，周异夫.隐匿的国家主义者：太宰治的战争“缺位”与天皇崇拜[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6）

　　[4]內海紀子.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月〈あの〉戦争の終わりと戦敗の始まり、大阪大学、2016年6月19日

　　王乐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