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的秘辛往事

　　2020年9月10日，“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展在故宫博物院拉开帷幕。此次展览可谓盛况空前，恰逢紫禁城建成600年，又逢故宫博物院成立95周年，展览集中展示了明清以来辉煌的宫廷建筑与气势磅礴的皇家艺术与文化成就。想必每一位参观过故宫的游客，置身其中都能从无限的“时”“空”历史文脉之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无穷魅力。600年后，当人们只身伫立于金碧辉煌、雄伟壮观的皇家宫苑时，或许很难想象故宫博物院肇建之初那段百废待兴、颠沛流离的难忘岁月。就让我们依循雍容典雅的历史气息，去探寻那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末代皇帝迁出紫禁城

　　紫禁城始建于明永乐四年（1406年），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整体建筑继承唐宋规制，与城市功能、山水形制有机融合，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与宫殿营造思想的集中展现。故宫，旧称紫禁城，其名缘来有二：一说出自道家创始人老子“紫气东来”的譬喻。古人将祥瑞之气称作“紫云”，将仙人居住之地称作“紫海”，将天神称作“紫皇”，将京师郊野之路称作“紫陌”……“紫”字颇有华贵吉祥之意。话说老子过函谷关之时，尹喜见有紫气从东面而来，知是有圣人将过函谷关。果然，老子骑青牛悠闲而至，后世遂将紫气喻为祥瑞之兆。加之，皇帝居住之地，向来戒备森严，百姓难以接近，故又名“禁城”。两词相连，遂得名“紫禁城”。二说出自道教星垣之说。道教将星垣分为三垣、二十八星宿及其他星座。三垣指太微垣、天市垣和紫微星垣，其中紫微星垣代称天子，处于三垣正中。紫微星即北斗星，四周由群星环绕拱卫，古时有“紫微正中”与“太平天子当中坐，清慎官员四海分”的谚语。因此，人们多将天子比作紫微星垣，又将帝王宫殿称作紫极、紫禁、紫垣，即“紫禁城”之意。

　　紫禁城建成后，明清两代一直都是帝王的皇居之所，先后有24位皇帝在此居住，君临天下。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腐朽没落的清王朝被推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作为封建统治的象征，紫禁城理应收归国有，但新成立的（民国）临时政府为了尽快让溥仪退位而做出妥协，与清皇室订立了《清室优待条件》，允许溥仪及其皇室宗亲“暂居宫禁”，日后迁延至颐和园“退处宽闲，优游岁月”。

　　溥仪退位后，依旧在紫禁城内做着“小朝廷”之梦，各地的保皇派与封建复辟势力也伺机蠢蠢欲动。1915年，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对抗共和，宣布称帝，实行帝制，不久就在万民的唾弃声中郁郁而终。1917年，军阀张勋带着辫子军进京，拥立溥仪复辟帝制。虽然这出闹剧仅仅上演12天就悄然谢幕，但仍给逊清皇室的遗老遗少诸多念想。况且，溥仪暂居紫禁城内廷期间，“一直与亡清残余势力图谋复辟，且以赏赐、典当、修补等名目，从宫中盗窃大量文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严重关切”。不仅如此，宫内太监、宫女等也趁大内疏于管理之际，纷纷偷盗文物变卖钱财。据说，有的太监竟然公然在琉璃厂一带叫卖从宫内偷盗的文物，甚至开起了古玩铺。为了彻查此事，1923年溥仪着手委派专人予以调查，并准备从乾隆时期以来就积存宝物较多的建福宫开始查起。偷盗者见事情即将败露，欲销毁证据，1923年6月26日晚，就在清查文物没几天的时候，建福宫突然燃起熊熊大火，霎那间宫内文物被付之一炬，无数珍宝典籍化为灰烬。溥仪闻讯后勃然大怒，将宫内太监尽数遣散出宫。

　　不仅如此，外部政局的波谲云诡也影响到了这个原本与世隔绝的宫内小朝廷。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之中。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吴佩孚、孙传芳为首的直系，以及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等军阀相互攻伐、争权夺利，由此造成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国无宁日的局面。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正当酣战之时，奉命讨奉的第三路军司令冯玉祥却于10月23日悄悄率军班师回京，发动“北京政变”。冯玉祥掌控政局后的首要任务，就是驱赶蜷缩于紫禁城内的溥仪，借以铲除“封建帝制复辟的祸根”。政变后不久，馮玉祥授意摄政内阁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规定溥仪应废除帝号，清室应迁出紫禁城，并对宫内所藏历代文物进行清点与保管。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委派部将鹿钟麟率兵入宫。鹿钟麟与溥仪接洽，经反复协商，溥仪仍不肯即日迁出。最后，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强行责令溥仪出宫。下午4时，末代皇帝溥仪及其后妃由神武门离开紫禁城。

　　筹办古物陈列所

　　在溥仪被驱逐出宫前，紫禁城曾有限度地面向公众开放参观。民国以后，紫禁城的内廷尚由逊清皇室继续使用，前朝则被改建成文物陈列所。1913年，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呈明袁世凯，拟将盛京故宫（今沈阳故宫）、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两处所藏文物集中到紫禁城，筹办古物陈列所。获准后，袁世凯委派治格筹备相关事宜，并指定紫禁城外朝武英殿一部分，暂辟为陈列室及办公处，然后再择机扩充文华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陈列室。10月，内务部委派杨乃赓、赵秋山偕同随员10余人，并会同清室内务府所派文绮、曾广龄等人赴热河清理热河行宫各处陈设物品。热河都统姜桂题接到命令后，立即派行宫办事处总办万宝山，会同内务部派往人员筹划运送古物进京。古物进京的运输路线，大致从热河行宫沿滦河水路运至滦州，再转乘火车运抵北京。从1913年11月到1914年10月，前后运送古物达7次，共计1949箱，收纳文物117700余件。1914年1月，内务部委派治格、沈国钧偕同随员傅以文等10余人，以及承办包装文物箱的奇宝斋古玩铺10人，会同清室内务府派员福子昆等人前往奉天（今辽宁沈阳）启运古物。当时，奉天省都督张锡銮遵照北洋政府指示积极配合装运，各项工作颇为顺利。从1914年1月23日开始，到3月24日结束，前后运送古物6次，共计301箱，收纳文物114600余件。

　　正当热河行宫与盛京故宫的藏品运抵北京之时，1913年12月29日，北洋政府内务部下令筹办古物陈列所。缘于紫禁城内廷为清室居住使用，武英殿西配殿为管理左右两翼前锋八旗护军营事务处占用。指令下达后，决定将武英殿西配殿的北二间暂设为古物陈列所筹备处，南二间仍留作管理左右两翼前锋八旗护军营事务处办公场所。不久，筹备处负责人王曾俊入驻办公。1914年2月4日，古物陈列所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座正式开放的国家博物馆。袁世凯委任治格担任古物陈列所所长，陈列所内展出的藏品与陈设大多为明清宫廷的日常陈设用品以及古玩字画等。可以说，古物陈列所的建立，为民众一瞥昔日神秘的皇家典藏提供了契机。

　　故宫博物院成立

　　尽管古物陈列所的创建与开办，为民众了解紫禁城打开了一扇窗户，但是宫廷内的景致以及历代君王收藏的奇珍古玩始终难得一见。1924年溥仪被逼出宫以及1925年故宫博物院的创建，为普通民众走入深宫禁苑提供了可能。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随即下令将清逊帝溥仪驱逐出宫，并成立了以李煜瀛为委员长的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接收、清查宫内及其所属机构资产，并一一登记造册。这不仅包括坤宁宫、乾清宫等内廷场所，还包括太庙、景山、皇史宬、大高殿等宫外场所。长期以来，紫禁城作为皇家禁苑，其整体面貌如何，并不被外界所知。所藏历代珍宝以及旷世奇珍，人们亦是无从得见。军阀混战之际，政局跌宕不安，当权者亦想将紫禁城據为己有。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的数月内，多次遭到逊清皇室遗老和部分军阀的破坏和阻挠。

　　为了杜绝各方觊觎之心，冯玉祥、鹿钟麟等人决定加紧筹措，争取早日成立故宫博物院并向公众开放。经过前期的紧张筹备，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董事庄蕴宽在紫禁城乾清门广场主持了盛大的故宫博物院开幕典礼，参加者逾1万余人。当日，李煜瀛以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名义向社会各界通告了故宫博物院的成立。黄郛、王正廷、鹿钟麟、于右任、袁良等政府要员先后致辞，前摄政内阁总理理事黄郛在讲话中还特别向觊觎故宫博物院者提出了严正警告：“且今日开院，为双十节，此后是日为国庆与博物院之两层纪念，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吾人宜共保卫之。”

　　开幕典礼当天可谓盛况空前。昔日，民众难得一睹皇居风采，何况是饱览宫内珍宝，如今竟成现实，可谓是亘古未有之事。吴瀛在《故宫博物院五年经过记》中说：“那天，北京全城人士，真说得上万人空巷！都要在这天，一窥此数千年神秘的蕴藏。熙熙攘攘的人们无不抱此同一目的地拥进故宫。我因为家有小事，去得稍迟一点，同了眷属以及友好几个人，车子被阻在途中不能行动好多次。进宫之后，又被遮断在坤宁宫东夹道两小时，方才能够前进。所以到达会场，开幕典礼也过了，没有参与。只见人来人往，乱哄哄地一片一堆地到处磕撞着，热闹极了。”禁锢百年的紫禁城，终于以绰约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那些曾经集权势、威望、恐惧、神秘于一体的宫苑，已成为人们尽情游览的公园。

　　故宫盗宝案疑云

　　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主要承担两项职责：一是清查、管理、修缮所藏文物及建筑等；二是定期面向公众开放参观，即行使国家博物馆的功能。故宫博物院的日常管理相当严格，特别是安保工作，不允许有任何闪失。每日下午4点半售票结束后，摇铃的人、封门的人沿着事先规定的线路进来，清除展馆内人员，然后上锁加封。整个工作中途不能停顿，要一气呵成，确保馆内没有游客残留。

　　事实上，故宫博物院创办之初并非一帆风顺。不仅北洋政府横加干预，逊清人员也在暗中肆意破坏，院内主要负责人或被通缉、或被逮捕、或受围困、或被排挤。1927年6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接管北京政务。为了能够染指故宫博物院的管理职权，张作霖准备将太庙、堂子两处划归内务部坛庙管理委员会保管，大高殿划归国务院保管，企图通过分化瓦解，达到逐步控制故宫的目的。然而，这一行径被故宫博物院的同仁以及北平社会名流、知识分子所抨击，最终未能得逞。在成立的两年时间内，故宫博物院人事方面就进行了4次改组，甚至连故宫首任院长易培基也惨遭通缉与迫害，最引人瞩目的当属“故宫盗宝案”。

　　易培基，字寅村，湖南长沙人，著名教育家，知识渊博，精通经史、小学，旁及金石文字。他早年毕业于武昌方言学堂，不久赴日本留学。易培基是同盟会的重要成员，并参加过武昌起义。1924年，易培基以孙中山先生的代表身份北上进京，为谋求国内和平统一而进行革命活动。1925年10月，易培基受邀担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兼古物馆馆长。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委任其为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自易培基接管故宫博物院以来，缘于政府拨付经费有限，为筹措故宫修缮费用，易培基决定将宫中所积存的金砂、绸缎、茶叶等与历史文物无关的清宫遗物作价处理。

　　为了避免外界猜忌，易培基的整个处理过程公开透明，临卖前还面向公众展览两周。然而，就在第三次处理物品后的半月内，他被人指控擅自处分故宫物品，并盗卖文物。后查实，举报易培基的正是国民党元老张继的夫人崔振华。她指控易培基“主使伪造文书、浮报贪污”，后又指责其将一批藏宝私自赠予张学良。1933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委派监察院监察委员周利生、高鲁向国民政府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弹劾易培基非法处置金器一案，并指控其在处理残破金器时打折扣，暗中拿取回扣。易培基对控诉深表不服，反诉崔振华诬告，并刊载在《申报》之上。然而，由于张继得到了汪精卫的暗中支持，易培基的陈诉文并未得到高层重视。1933年12月30日，最高法院下令通缉易培基，并重金雇用画家审查宫中书画古物，凡认为不是真品或名实不符的，便指责为易培基所盗换。易培基被迫避居上海法租界，1937年，易培基郁郁而终，至死蒙冤。1947年张继去世以后，易培基案再次掀起波澜。经核查，易培基盗宝纯属子虚乌有。1948年1月9日，《南京人报》登出了一条不起眼的新闻，标题是“易培基案不予受理”，前后持续十几年的故宫盗宝案就这样草草收场。

　　南迁之争及筹备南迁

　　1931年，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旋即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平津局势岌岌可危。眼看局势紧张，故宫博物院遂未雨绸缪，特择院藏精华文物装箱储置，为文物播迁避难预作准备。北平（北京）是著名的文化古都，历史遗迹及珍宝文物众多，倘若处置不当，随时都有被日军劫掠的风险。因此，社会各界对于故宫博物院的前途及北平文物的安全都甚为忧心。

　　在此影响下，文化界人士形成两种主张：一是力主古物南迁，以保全文脉；二是反对南迁，主张应在国际社会的声援下，在北平设立一个不设防的文化区，料想日本人也不敢违反国际公法践踏文物。当时，两种观点甚嚣尘上，双方各执一词。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与北平工务局长汪申，均主张文物南迁。但是为了社会安定起见，他们以故宫修建库房为名，秘密集中精品文物装箱封存，不敢对外明说南迁之事。

　　相较之下，马衡、徐炳旭等学者则主张不可南迁。为此，他们不断上书国民政府，请求“撤出北平军备，使其成为一个不设防的文化区”，期望日军不会对北平动武，希望北平古建和古物能够得以侥幸保存。以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为首的一些学者，一开始就极力反对文物南迁，他们认为大敌当前，古物运出北平，会动摇民心，引起社会不安。呼吁政府应以保卫国土为重，以安定民心为重，停止古物南迁，不应对敌处处采取妥协与退让之态度，且古物“一散不可复合”，绝不能轻易他迁，以免散失。随后，周肇祥等人在中南海成立北平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通电全国反对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并公开表示将以武力阻止文物南迁。

　　正当双方僵持不下之际，华北局势陡然紧张，日本吞并华北的野心昭然若揭。1933年，國民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1935年，日方以备忘录形式，何应钦以承诺通知书的方式达成了秘密的“何梅协定”。按照协定要求，除罢免主张抗日的军政人员之外，中国军队需从河北一带尽数撤出，并禁止一切抗日活动。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又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妄图将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在此危急情势下，故宫博物院加紧做好文物南迁的准备，“故宫开始文物南迁的筹办工作，经院理事会讨论决定，并报国民政府同意，选择院藏文物中的精品，最后决定南迁上海储存”。

　　故宫博物院秘书处和总务处牵头负责装箱南运的准备和协调工作，三大馆（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则分别负责本馆精品文物的萃选与装箱。当时，故宫博物院对于文物南迁的总体原则是选取文物中的精品优先安排南迁。具体而言，就是先将三大馆各陈列室的陈列展品，经过细致挑选，认定为精品中的珍品，优先装箱南运。然后，各馆再从各自库房中选取精华装箱。为了确保文物在南迁运输途中的安全，从1932年秋季开始，故宫博物院就聘请北平经验丰富的古董商人以及技工协助打包装箱。逢此国家危难之际，所有参与者都抛去个人私念，尽心竭力、小心翼翼地将国宝打包装箱，并反复查验，颇为细致。

　　不久，北平历史博物院、古物陈列所、颐和园等文化单位也都陆续收到了政府的南迁指示，要求将精品文物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同装箱南运。故宫博物院因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密切，对南迁工作不遗余力，而古物陈列所因大多为清室遗老遗少，对南迁一事颇有抵触，行动十分迟缓。庆幸的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故宫博物院内大部分精品文物已尽数南迁，留守在故宫博物院内的精品文物也幸免于战火，由此避免了一场人类文明史上的浩劫。

　　1933年1月，日军进逼山海关一带，平津危在旦夕，故宫博物院理事会遂紧急邀集有关人员商讨对策，决定文物即刻南迁。1月31日晚，故宫博物院着手将首批文物南迁，但迫于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等人的阻扰，直至2月7日，首批共计2118箱的文物才得以成行。不久，古物陈列所的文物也开始随故宫博物院第二批文物同时起运，先后运出4批，“1932年至1933年间，古物陈列所迁徙了包括书画、玉器、陶瓷、古籍、珍玩等共计111549件，南迁花费的各种费用（装箱、搬运、晾晒古物）共计110045.12元，是古物陈列所成立以来最大的一笔专项支出”。北平历史博物馆、颐和园等文化单位的精品文物也相继与故宫博物院文物一同南运。此外，随行迁运的古物还包括中央研究院、内政部、国子监、先农坛等单位的文物，共计6194箱又8包。据统计，故宫博物院南迁文物多达13427箱又64包。这些南迁的文物共分为五批南下，5月23日悉数抵达上海，并在上海暂时存放，待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的朝天宫库房竣工后，才又迁至南京存放。1934年2月，国民政府公布《国立故宫博物院暂行组织条例》，规定故宫博物院及其理事会隶属行政院管辖；同时，本院设总务处及古物、图书、文献三馆，原设驻京（南京）和驻沪二办事处，一因在京接洽公务，一因在沪保管文物，均保留。

　　国宝安全无小事

　　1934年5月，马衡接替易培基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主要负责清查存放在上海及遗留在北平的文物。1935年，故宫博物院受邀以存沪文物精品，前往英国伦敦参加“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获得热烈反响。同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接收瑞典斯文赫定率领的西北考察团在新疆罗布泊考古发掘的古物。1936年12月，南京分院朝天宫库房建设完成，南迁文物遂由上海转运南京，入库存置。好景不长，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从海上进攻上海，淞沪会战旋即爆发。8月15日，日军飞机开始频繁轰炸南京，局势愈发不利，在建的中央博物院也被迫停工，稍事安顿下来的南迁文物再度陷入战火之中。在此危难之际，国宝不得不再度转移。

　　与文物南迁不同，此次西迁需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与简陋的运输条件。西迁之路，不仅要翻山越岭，而且还要时常躲避日军的飞机轰炸与敌人的尾随追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深知文物西迁使命重大，所以他早就做好了相关安排。为了能够把这些珍贵的文物尽快打包运走，当时故宫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的所有人员纷纷投入到这项紧张的工作之中。尽管不少人因易培基案蒙冤下狱，但他们还是主动请缨，挺身而出，承担了繁重的打包装箱工作。

　　面对1万余箱文物，工作人员只能是夜以继日地埋头打包，谁也不知上海能顶住炮火多久，日本人何时会进攻南京。为了确保西迁文物的安全，工作人员根据文物材质的不同，反复推敲和研究采用何种材料、方法或手段能够确保无虞。众所周知，古籍字画怕火、怕受潮、怕虫蛀，工作人员于是特别注意防潮，而且与装运其他文物的木箱不同，装运古籍的箱子用的是铁皮箱。

　　在众多文物中，瓷器和玉器是所有文物中打包难度最大的一类，因为它们是易碎品，因此对打包的要求极高。为了确保这类文物的安全，中央博物院特意从南京古玩市场上买来一些崭新的瓷器，然后尝试运用各种方法进行保护性包装、装箱，并对箱体进行加固；然后反复进行测试，把箱子从几层楼的高度扔下来，看箱子和箱子里的瓷器是否有所损坏。因为这些瓷器都是国宝级的珍品，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损坏一点点都是无法估量的。经过反复试验，人们终于寻找到了保护瓷器最佳的方法。首先，要在箱底用棉花铺上好几层，防止文物表面出现划痕；然后，用纸张将文物裹好，纸张的外面还要使用稻草捆扎结实；待文物放妥后，再使用稻草塞满箱子里的每一个空隙，最后加固箱子。中央博物院就是采用这样的方式，在短短数月内，将几十万件文物全部打包完毕。如今，这些西迁时的268个大木箱就像艺术品一样，整齐地摆放在南京博物院内，向人们默默讲述着那段过往的历史，这些木箱上还清晰地贴着当年故宫博物院、北平古物陈列所以及中央博物院等单位的封条。

　　文物再度万里迁运

　　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文物大迁徙就此拉开帷幕。这些文物大致分三路运出：南路文物共计80箱，自南京启运后，经汉口、长沙、贵阳，运抵安顺，并存放在安顺华严洞内，1944年底又抢运至四川巴县；中路文物共计9331箱，自南京启运后，经武汉、汉口、宜昌，抵达重庆，后又转移至四川乐山县；北路文物共计7287箱，自南京启运后，北上徐州，再经陇海线到宝鸡，后迁至汉中，又抢运至成都，最后运至四川峨嵋县。西迁途中主要靠手推车和人力扛运文物，船队在湍急的长江中上游流域几次遇险翻船，汽车运输文物时遇公路被冲毁或过河无桥……庆幸的是这些文物并未丢失或损坏，堪称奇迹，世人谓之“文军西征”。

　　文物西迁过程，可谓步步惊心。文物工作者既要冒着被敌机轰炸的危险，又要面对土匪、日本特务的觊觎，还要克服山路崎岖、激流暗礁等恶劣的自然环境。他们不顾个人安危，誓死护送国宝运抵西南大后方，不少随行人员牺牲在西迁的路上，为保护中华民族的瑰宝献出了生命。抗战期间，文物转运至大后方时，并未停止展览。1940年初，故宫博物院南路部分随迁文物就赴苏联莫斯科、列宁格勒参加“中国艺术展览会”。1942年底，故宫博物院的部分随迁文物又参加了中央图书馆重庆分馆举办的第三届全国美术展览会。1943年12月至1944年4月，马衡院长为激励战时民心士气，从随迁文物中择取部分书画名作，分别在重庆中央图书馆及贵州省立艺术馆举辦了“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书画展览会”。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随即准备复员。不久，故宫博物院的西迁文物按照巴县、峨嵋、乐山的顺序，先在重庆集中，然后再循水路一路运至南京，全部归运工作于1947年方才结束。1946年文物回迁之时，故宫博物院为了答谢四川民众为保护文物所做出的贡献，特从藏于乐山的文物中择取历代书画精品，在成都民众教育馆内举办大型展览，报媒盛赞为“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

　　秘密临摹古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趁势占领北平。缘于故宫博物院内的精品文物早已南迁，所以留守在北平的文物总量并不多。所幸的是，在中日战事对决过程中，故宫大殿及其他不可移动文物并未遭受战火的摧残。当时，故宫博物院总务处处长张庭济受马衡院长委托留守北平，负责典守之职。为了尽可能保全北平故宫博物院，以免被日伪政权强行接收，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一是使用行政命令方式，密令留守职员看管好日伪统治下的北平故宫博物院；二是通过修改故宫博物院组织条例，冀望用法律的方式强化对北平留守人员的监督指导。按照有关规定，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的改选以及故宫博物院的重大人事任免必须要得到行政院的首肯，否则视为非法。据此，日伪政权选出的理事或监事，自然毫无合法性可言。

　　北平沦陷后，景山、太庙、皇史宬和大高殿等文化单位作为故宫博物院的分院，依然听从故宫博物院的统一指令。出于安全着想，在沦陷初期，上述机构一度关闭。后来，日军强占大高殿用作军事用途，并设立了指挥所和兵营等军事设施。不久，日军又瞄准了景山的有利地形，企图以此俯瞰和监视整个北京城。然而，在故宫博物院的强烈反对与日伪政权的敷衍下不得不作罢。

　　尽管大量精品文物已悉数南迁，但仍有不少文物留守在北平。其中，古物陈列所就有大量唐宋元明时代的珍贵书画滞留在北平。事实上，日本人早就觊觎中国的名贵书画，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日本特务就暗中调查中国书画藏品的数量及品质等。不少利欲熏心之人，就盗卖国宝给日本人，以致不少名画流失海外。为了严防上述情况，黄宾虹、张大千、于非闇等书画名家就向古物陈列所所长钱桐建议在所内成立国画研究馆，名义上是传习绘画，实际是组织人员对古画进行秘密临摹，以防日本人掠夺。

　　1937年4月，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馆正式成立，并聘请张大千、黄宾虹、于非闇等人作为国画研究馆的导师。随后，研究馆就开始陆续招收北平各美术学校的优秀国画毕业生。为了防止日本特务的干扰，国画研究馆的招录考试十分严格，所有考试人员都由国画研究馆工作人员推荐。被推荐者要提交画作一张，由导师研究核准，成绩合格者，令其填写入馆志愿书，方能入馆学习。北平沦陷后，临摹古画的工作仍在秘密进行，而这些有幸被国画研究馆录取的学员必须遵守严格的保密条例，同时临摹的画作也不允许对外销售。

　　国画研究馆还建立了一整套课程体系与专门的临摹制度。在古画临摹学习上，国画研究馆将学员分为山水、花卉、人物3个绘画组。每日学习临摹，步骤严密，所临摹的画作大多为故宫博物院、热河行宫以及颐和园收藏的历代画作。每天上午，在多人相互监督下将藏画取出供学员们分三科进行观摩，下午则在清点封好后，锁入库房加封保管，如此周而复始。尽管1943年由于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干扰，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馆被迫短暂关闭，但不久又复工，对古画的临摹工作也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事实上，直到抗战胜利后，这些临摹的古画也并未发挥出掩护的作用，但却充分体现出国人保护国宝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沦陷时期的坚守与抗争

　　除了觊觎宝物之外，日本人还妄图在北平各文化单位安插所谓的顾问，借以暗中掌控文物的管理权。由于故宫博物院的坚决抵制，日本顾问始终未能进入故宫博物院理事会。

　　即便如此，日伪当局还是以清查反日书刊为名，处心积虑地闯入故宫博物院之中。1938年6月，敌伪宪警两次闯到故宫博物院太庙图书馆，以检查为名搬走、撕毁大批图书报刊杂志。面对日伪宪兵的野蛮行径，故宫博物院也是无可奈何。故宫博物院总务处处长张庭济在指示太庙图书馆妥善做好损失统计、藏匿敏感书籍的同时，还积极利用人脉关系与日本掌控下的华北政务委员会交涉、周旋，尽力追讨部分散失的书籍。从清查的情况来看，日伪当局毁坏的书刊主要是含有反日、抗日，宣传马克思主义、苏联，以及抨击日本所犯暴行、推行愚民政策的相关书籍。事实上，不仅在故宫博物院，日伪当局在整个沦陷区都竭力推行“文化统制”政策，不少文化瑰宝难逃厄运。

　　经过书刊风波之后，日伪当局又打起了故宫金银铜器的主意。1944年8月，华北政务委员会通令各机关单位收集铜器铁器，以支援日本所谓的“大东亚圣战”。为此，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了专门的收集机构—“金品献纳委员会”。各地汉奸为了邀功，强制进入各家各户和相关单位征收铜铁制品，以献给日军制造枪炮与子弹之用。在这一金品献纳运动中，故宫博物院也未能幸免。然而，日伪当局派驻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祝书元，出于民族道义，并未积极配合金品献纳运动。他多次与征集委员会交涉，强调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铜器古物都是国家重器，攸关历史文化，且均已编号登册，院方负有典守责任，不能擅自处置国家财产。即便是故宫内破损的铁环、铜器，也属于历史文物，不到万不得已断不能交出。

　　为了严防日伪宪兵强行闯入，造成更大规模的损失，迫于无奈之下，故宫博物院收集了散落在各宫殿、院落内无名无号的残破铜缸、铜炮等共计1095斤交给金品献纳委员会。然而这并未满足日伪当局的期望。不久，日本军部向华北政务委员会下达了更高的铜铁征收任务。在此严峻形势之下，故宫博物院急忙清查院内两百多口铜缸“造具清册，别其类别，呈请华北政委会到院审定，予以主持，以应对强征”。华北政务委员会最终命令，将不能断明年代的54个铜缸以及2尊铜炮运走检送。不久，日军又強行闯入故宫博物院，劫走铜灯亭91个和铜炮1尊。值得庆幸的是，这些文物刚运到天津，还未转运至日本，日军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为了应对可能的情势突变，故宫博物院委派专人赴天津接收这批文物，“有的已残破、毁坏，共重4460公斤，较劫走时少了971公斤，而此前被劫走的54个铜缸也不见踪影”。

　　沦陷时期的故宫博物院失去了政府的经费来源，整个事业举步维艰。沦陷初期，出于安全着想，故宫博物院关闭数月有余。但是，留守人员的薪俸以及文物修复等经费始终毫无着落。迫不得已之下，张庭济决定重新开放展览，通过收取微薄的门票费用，以度过难关。出于整体安全的考虑，故宫博物院不断调整陈列展览的线路和展品，门票方面也进行了数次调整。据统计，1937年至1945年间，故宫博物院利用自筹资金以及日伪当局的维修拨款经费，依旧对故宫、太庙、景山、古物陈列所、历史博物馆、御史衙门、皇史宬、大高殿等文物遗址进行了有限度的维修，在战时确属不易。

　　光复后的故宫博物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10月10日上午10时，华北战区受降仪式在故宫太和殿广场举行。这次北平受降仪式，是中国战区16个受降仪式中规模最盛大、最隆重的仪式，出席人数及规模远超南京中国陆军总部礼堂举行的日军投降签字仪式。这一天，北平秋高气爽，大约有20多万北平市民从四面八方涌向故宫，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典礼在上午10时10分正式开始，景山山顶上军号长鸣，太和殿主会场礼炮响起，随后日军高级将领代表交出军刀，并在投降书上签字，这一瞬间永载史册，使得无数中国人扬眉吐气，倍感民族自豪。

　　不久，张庭济接到马衡院长的指令，于10月23日会同国民政府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沈兼士办理故宫博物院北平本院各部门接收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清查和整顿，光复后的故宫博物院在此迎接各界的参观与访问。此时的故宫以午门为正门，并采取新的开放办法，改为三路参观线路。

　　不久，经古玩商提供情况得知，沦陷时期河南等地出土的珍贵青铜器，多数被德国侨商杨宁史买去，并藏于东交民巷瑞典百利公司。1946年1月，张庭济会同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沈兼士及北平警察局等单位，开展对杨宁史所藏青铜器的调查处理。最终，杨宁史同意将自己收藏的青铜器全部交由故宫博物院保管并辟专室陈列。随着北平故宫博物院的接收工作陆续完成，景山、太庙、大高殿等处遗迹也都一并收回故宫博物院管辖。为了保证故宫博物院的统一与完整，1947年9月，经国民政府同意，古物陈列所被裁撤，并纳入故宫博物院统一管理。

　　国宝运台

　　1946年6月，国民党大肆进攻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民众反对内战的呼声不断高涨，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拉开帷幕。1948年，蒋介石深知败局已定，一面下野在浙江奉化休養，一面暗中将黄金及其他重要物资分批运往台湾，这其中就包括故宫博物院所藏文物。

　　抗战胜利后不久，西迁文物运至南京集中后，准备分批运回北平。1948年秋，国共内战形势逆转，故宫博物院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选择精品文物运台，随行的还有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图书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部分考古文物。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还强令北平故宫博物院择取精品文物运台，但是在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人的坚决抵制下，未能得逞。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3月6日，北平市军管会正式接管故宫，马衡仍旧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全体员工原职留任，故宫博物院由此迎来了新生。如今，两岸故宫文物依旧分离，但两岸文化交流却始终延绵不绝，两岸故宫同宗同源的事实亘古不变。环顾历史，在600年的文化传承中，紫禁城将“天人之际”“礼乐复合”的中国文化思想一以贯之地发扬光大，既体现出强烈的民族融合，亦有西学东渐的文化特质，是“有容乃大”文化胸怀的实物例证，是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大成之城”。

　　暨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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