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与“香山帮”

　　我国宫殿建筑历史悠久，并形成独特的体系。建于明代永乐年间的紫禁城，位于北京市中心，现称故宫，是北京的标志性建筑，辉煌壮丽，驰名中外。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宫，故宫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建筑最雄伟、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和古建筑群。1987年，故宫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

　　游走在这座庞大的古代建筑群中，心中不免生出种种疑问：北京故宫当年究竟因何而建？是谁规划设计的？它又是如何建造起来的呢？

　　永乐帝立志建新都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驾崩，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次年七月，朱棣起兵，并于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攻克南京，定下一年为永乐元年（1403年）。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考虑到国家兴亡，朱棣认为将国都立在北平（改名为北京）更有优势，并就此进行了极其周密的计划。

　　永乐四年（1406年）闰七月，朱棣遣工部尚书宋礼等分赴各地督民采木、烧造砖瓦，并征发各地工匠、军士、民丁等“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实际上，工程并未按期顺利进行，历时多年的“靖难之役”对社会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加上为皇后徐氏建昌平寿陵（1409年）及大规模征战，财政支出大为增加，同时，会通河淤塞日久、漕运困难，朱棣的建宫计划受阻。但此后，北京宫阙的名称已然按南京宫殿更改。

　　永乐十四年（1416）八月，为了营建北京大内宫殿，朱棣下令先在北京营建一座西宫，作为北巡时视朝之所，北京城内大规模营建的序幕就此揭开。“初，上至北京，仍御旧宫，及是将撤而新之，乃命工部作西宫，为视朝之所。”其址在太液池之西元隆福、兴圣二宫旧地。永乐十五年（1417年）四月，西宫成。

　　永乐十五年，开始建造北京大内宫殿，“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弘敞过之”。当时，共建屋8350间。这一庞大的宫殿群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二月建成，并以迁都北京的形式诏告天下。宫殿在形制上按南京宫殿建“三殿”（奉天、华盖、谨身）、“两宫”（乾清、坤宁）、“五门”等，其余，金水桥，端门，承天门，长安东、西二门皆具，由此奠定了明代北京宫殿的格局。

　　永樂十九年（1421年）正月初一，朱棣在北京紫禁城新建成的奉天殿（今太和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紫禁城宫殿正式投入使用，朝廷也迁往北京。此时的朱棣志得意满，表示“足以达英雄之路”。然而，同年四月，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便遭回禄之灾，全被焚毁。次年，乾清宫亦灾。

　　直到英宗正统五年（1440年），始重建“三殿”和乾清、坤宁二宫，灾后以奉天门为正朝的状况才得以结束。景泰六年（1455年），紫禁城内增建了御花园。天顺三年（1459年），经营西苑。嘉靖一代，为明朝重建、扩建宫苑的极盛期，共有20余处兴作。其中，嘉靖元年（1522年），修建文华殿，易以黄瓦，凡斋居经筵及召见大臣等项俱御此殿……嘉靖十四年（1535年），改十二宫名，东西尽成对称。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三殿”及奉天、文楼、武楼等遭灾；次年，重建奉天门成。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三殿”重建竣工，并更名奉天殿为皇极殿、华盖殿为中极殿、谨身殿为建极殿。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又因灾重建“二宫”，并建交泰殿、暖殿、披房、斜廊及诸门等。至此，形成完备的明朝北京宫殿。

　　比较北京和南京宫殿的规模和形制，可以看出，北京宫殿无疑承递南京宫殿；但其功能更齐全，规模更大，较南京壮丽多矣。

　　从1420年永乐迁都时起，北京紫禁城历经明朝14代皇帝和清朝10代皇帝，至1912年清末宣统退位时止，作为中央政权的中枢所在地长达490余年，共有24位皇帝在此主宰中国的命运。

　　蒯巧匠三代建皇城

　　关于北京紫禁城的文献记载可谓汗牛充栋，遗憾的是，独缺当年设计和建造者的有关资料。那是一个“重道轻器”的年代，“匠不入史”。在营造紫禁城的数十万能工巧匠中，能有幸青史留名的屈指可数；至于设计者究竟是谁，更成了历史之谜。

　　不过，从一幅明代的宫城图中，我们似乎可以窥见一二。在这幅中国国家博物馆所收藏的图画中，罕见地出现了一个人物的图像：紫禁城承天门（今天安门）下，站着一位身着红袍的官员。历史学家考证，此画为当年献给皇帝的纪功画，画中人物名叫蒯祥，官拜工部侍郎，他与北京紫禁城的修建有着密切的关系。

　　蒯祥生于明惠帝朱允炆建文元年（1398年），卒于明宪宗朱见深成化十七年（1481年），是苏州吴县香山（今胥口镇）人。蒯祥出身木匠世家，其父亲蒯福和祖父蒯思明都是知名的香山工匠，洪武年间曾参加南京宫城的建筑营造。年幼的蒯祥也曾随祖父和父亲参与南京的建设工程。

　　朱棣即位后，计划迁都北平。如果要迁都，就需要先造好宫殿，于是，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当初营造南京皇城的能工巧匠们。此时的蒯思明已是六旬老人，他深恐自己不能担此重任，便举荐了儿子蒯福。蒯福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木工技艺更是出类拔萃。由蒯福领衔、蒯思明坐镇，天下能工巧匠襄成，建造紫禁城可谓万无一失。就这样，蒯思明携儿子蒯福、孙子蒯祥一起来到了北京城。

　　永乐十四年（1416年）八月，蒯福率领工匠开始了北京宫城的建设工程。四年后，紫禁城初步建成。蒯福因“能大营缮”受到嘉奖，被任命为工部营缮司营缮所丞。年轻的蒯祥也因技艺出众被授予“营缮匠”。

　　新皇宫落成不久即遭火灾。当时，国力衰弱，永乐帝无力重建“三大殿”，北京皇城的大规模建造工程就此停摆。蒯思明告老还乡，蒯福、蒯祥父子则留在皇城，继续他们的工作。

　　经过“仁宣之治”，明王朝国力增强，皇城的修葺又如火如荼地开始了……正统六年（1441年），英宗朱祁镇明确南京的陪都地位，改去北京各府、部、司、寺、院、局原官印中的“行在”二字，真正确立了北京的政权中心地位，政府各部门的衙门也需按礼制规定重新设计部署。于是，蒯福、蒯祥父子又主持了长达五年的五府六部各文武诸司的建设工程。这时，蒯福已是66岁的老人，他的儿子蒯祥则正值壮年；所以，历代史学家都认为，这次工程是蒯祥负责设计营造的。北京城以一种新的姿态展示在人们面前。正统十二年（1447年）闰四月， 蒯祥以修城功升为工部主事，蒯福正式退休。

　　“蒯鲁班”巧手造殿堂

　　蒯祥从小承袭祖业，随父学艺。由于父亲教导严格，加上蒯祥从小聪明伶俐，心灵手巧，好学肯钻，能举一反三，有所创造，技艺长进很快，不到成年就能独立“主大营缮”，有“巧木匠”之称。他不仅精通木工，而且对石、土、竹、油诸工种也掌握自如。在三十多岁时，蒯祥已精于“尺度计算”和“牌卯技巧”，制作的木构架用料经济，构造坚固。他又擅长彩画，传说能左右手同时绘龙，“合而如一”。

　　正统元年（1436年），英宗朱祁镇登基，令蒯祥设计、施工重建“三大殿”和乾清官，同时增建坤宁宫。此时的蒯祥经过十多年在京师的建筑经历，技艺水平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据史料记载，他“凡殿阁楼榭，以至回廊曲宇，随手图之，无不中上意者。每修缮，持吃准度，若不经意；既造成，不失毫厘”。经过四年的紧张施工，至正统五年（1440年），“三殿”“两宫”全部竣工。由于蒯祥“指挥操作，悉中规制”，因此，“自正统以来，凡百营造，祥无不予”。

　　除了宫城，蒯祥参与设计营造的主要工程还包括：景陵的地面建筑、五府六部和文武诸司衙署、南宫、西苑（今北海、中海、南海等殿宇）、裕陵和承天门等。

　　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承天门的设计与营建。

　　成化元年（1465年）三月，宪宗下旨重建承天门。在其后的几个月里，蒯祥倾尽全力，终于在九月二十二日建成承天门。

　　作为北京城里最大、最高的门楼，承天门城楼面阔九间、进深五间，象征着天子乃“九五之尊”，是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皇权的象征。城楼里，60根巨柱林立，井然有序，金砖铺地，一平如砥。梁枋、斗拱、天花上彩绘吉祥图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图案是龙—承天门上一共雕绘了932条龙纹，分别作引龙、云龙、团龙、正龙、坐龙、升龙、降龙等姿态，刚健奇伟，栩栩如生。其上的彩凤图样，用色浓重奔放，富丽辉煌，在红色与绿色的糅合之中形成律动。而今，这座造型庄重、气度威严、装饰华美、色彩鲜艳的天安门已成为祖国首都的象征。毫不夸张地说，蒯祥使建筑的实用性和艺术性达到了高度统一。

　　蒯祥不仅技艺精湛，而且善于技术创新。他发明了宫殿、厅堂建筑中的“金刚腿”和“活门坎”，还擅长宫殿装饰，把具有苏南特色的苏式彩绘和陆墓御窑烧造的金砖运用到皇宫建设中。直到明宪宗时，年逾八旬的蒯祥仍执笔供奉，皇帝则每以“蒯鲁班”来称呼他。成化十七年（1481年）三月三日，蒯祥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皇帝派人致哀，并给予了其最隆重、最高规格的入土仪式—赐葬。不久，蒯祥的灵枢回到家乡，葬在如今属于苏州吴中区青口镇的渔帆村。其祖父、父亲皆被封为侍郎，二子亦得到荫封，蒯祥当年的居住处、营造业工匠聚集的那条巷子也被命名为“蒯侍郎胡同”。

　　“香山帮”营造享盛名

　　紫禁城的营造无疑是一项浩繁的工程，纵使蒯祥等人的本领再超群、技艺再精湛，也不可能仅凭一人之力完成。事实上，在其身后，站着一个汇集了众多能工巧匠的群体。史料表明，明代南京城和北京城的兴建，尤其是北京紫禁城、坛庙、陵寝等主要建筑的营造，多出自这个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的建筑帮系—“香山帮”的匠人之手。“香山帮”匠人也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大工。

　　香山是苏州地区的一个地名，原称南宫乡，位于苏州古城西南的太湖之滨，传说是吴王的离宫—南宫所在。“香山帮”一词最早见于刻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石碑，碑文中稱：“水木匠业，香山帮为最。”这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使用“香山帮”这个明确称呼的文献资料。香山自古出建筑工匠，擅长复杂精细的中国传统建筑技术。“香山帮”指的是以香山地域为中心集结形成的水木匠人，他们以巧夺天工的营造技艺和建造文化传统为依托形成帮派，按地缘和血缘为基础形成工匠团体，其包含的工种和技术繁多而享誉盛名。后人便以地域名称—香山作为他们帮派的名称来称呼。

　　由于蒯祥技艺高超、成绩斐然、声名显赫，当年的“香山帮”匠人虽供奉鲁班像，骨子里却将蒯祥尊为“祖师爷”。其实，把蒯祥称为“香山帮”的“鼻祖”并不恰当，因为“香山帮”的历史要久远得多，甚至可以追溯到25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士、农、工、商的行业划分，各行业之间不能越界，并采用严格的户籍制度进行管理，以便国家征调。据文献记载，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为消耗吴国的人力、物力、财力，除了遣送西施等美人外，还派出大量的营造工匠前往吴国为吴王建造华美的宫殿。馆娃宫就是代表作之一。

　　战国时期出现的《考工记》中曾记载战国时期的工匠已经划分出不同的工种，包括木工、金工、皮革工等类，木工工种又分为七类，专门从事营造宫室、名堂、宗庙建筑建设的工匠被称为“匠人”。由此可见，最迟在战国时期就有了“匠人”的称呼。

　　魏晋南北朝时期，崇尚“清雅风骨，及时行乐”，士大夫大兴土木，建造华美的宫室和园林供人享乐，为匠人的技艺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私家园林是吴郡县人顾辟疆所建设的“辟疆园”。当年，顾辟疆召集香山地区技艺高超的工匠造园，园中种植各类花草，精巧楼阁美不胜收。香山匠人的建造技艺和作品在当时已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和喜爱。

　　到了隋代，开国名臣杨素建设新城，看中香山匠人高超的建造技藝和精细做工，征集苏州地区的大批工匠参与新城营造。在这些工匠中，有不少就是香山地区的木匠和泥水匠人，其中尤为著名的就是与“画圣”吴道子齐名的香山匠人、“塑圣”杨惠之。杨惠之将当时的山水画与人物画巧妙融合于雕塑之中，使其活灵活现。大家熟悉的千手观音的形象最早就是由他雕塑的。

　　宋朝建都汴京，大量的建筑营造需求促使香山匠人纷纷奔赴都城，一展身手。宋代是“香山帮”获得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华堂夏屋，有吴蜀之巧。”“香山帮”匠人在建筑工艺上的精湛技艺与巧夺天工获得了世人认可。当时，苏州城内的玄妙观就是由香山匠人中被称为“范作头”的木工工匠带领其他工匠修建的。《营造法式》中记载了当时著名建筑工程方面的技艺，香山匠人所创造的诸多建筑成果也被收入其中。

　　到了明代，特别是成化年前后，经济繁荣，商业发达，奢靡风行。苏州一带的文人墨客、巨贾富商竞修园林和楼台馆所，为“香山帮”技艺的成熟化和精雅化创造了条件。香山匠人的营造技艺，自春秋时代起，历经唐、宋、元数千年的积淀，至此已炉火纯青。

　　在明代，蒯祥的出现和紫禁城的营造，标志着“香山帮”建筑技艺的鼎盛与辉煌。蒯祥由匠入仕，官拜工部侍郎，其子孙也继承其业。“今江南木工巧工皆出于香山。近七陵九庙等功成，工匠为卿者多矣。”在京城所获得的巨大荣誉，胜如状元及第，香山人也为之欣喜若狂，引为骄傲，看到了其中的光辉前景。香山人开始重新审视工匠的位置，不再以从事“末业”为耻，反而纷纷加入到工匠行列中来。从此以后，“香山帮”建筑工匠代代相承，出现了许多建筑世家，如清明村钟家叠假山世家，香山西庄徐家、小横山姚家、蒋墩村朱家等都以水木著称。这些著名的建筑世家和建筑匠师带动了大批乡村劳动力投入建筑业，到清末，香山地区“民习土木工作者十之六七”，“香山帮”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江南地区最大的建筑群体，并与“皇家派”和“岭南派”并驾齐驱，成为我国三大古典建筑流派的核心。

　　巧工匠摇身变艺匠

　　吴地自古甲胜天下，重教风尚；特别是明中叶以降，吴地一带成为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苏式手工艺和苏州园林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文化繁荣，物阜民康，市民文化与隐士精神并存，诗书礼仪与逍遥哲学互射，民间习俗与文人意趣并蓄……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香山帮”匠人用营造技艺将吴人的精致生活演绎得淋漓尽致；后人所看到的，则是“香山帮”建筑独有的那份素雅与精巧。

　　“一丘一壑尽风流。”吴地文人、士大夫阶层寄意丘壑山林的追求，为“香山帮”匠人提供了一个施展技艺的舞台。建造于11—19世纪的苏州古典园林是享誉世界的园林杰作，被认为“折射出中国文化中取法自然而又超越自然的深邃意境”。意境的营造一方面自然少不了“能主之人”的智慧勾画，另一方面也离不开“香山帮”匠人的巧手营构。园林艺术的背后是技术之美的有力支撑，正是二者的完美结合，构成了“香山帮”构园的独特性，不仅把一处处私家园林变成了一处处“诗意的栖居地”，也将“苏州园林”打造成为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吴地私家园林的兴盛，催生了既能“规划营构”又“擅操作”的“香山帮”匠人。从梁栋之美到意境之妙，从雕镂刻画到布局擘画，从厅堂屋舍到亭台楼阁，“香山帮”中的佼佼者并不只专注于技术性的加工，而是通过精心营构，将文人、官僚、商贾等不同身份园主心中的勾画变为现实。

　　同处在粉墙黛瓦的江南，徽州民居极尽雕饰、浙江民居繁复厚重；而出自“香山帮”匠人之手的吴地民居则显得轻巧秀丽，不张扬，不夸张，甚至是过于朴素。与同样声名远扬的徽州匠人相比，“香山帮”匠人更善于在本色上做文章，将精细和精雅更多地体现在建筑构件形制的变化上，而不是施彩描金的视觉冲击力。即便是雕饰，也讲究简洁，并有所侧重，而不会全面铺开，极尽之能事。总体来看，“香山帮”的民居建筑构架形式巧妙，建筑装饰雅俗并蓄，充满了书卷气和温馨感，低调而不粗陋。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历史上佛寺道观的兴造，促进了“香山帮”匠人的营造技艺。与营建其他类型建筑不同，尽管在规制上受到严格限制，但兴建佛教伽蓝、道观等宗教建筑，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建筑营造技艺的发展。“香山帮”的寺观建筑也不例外，最能体现其特点的，当推殿宇的转角或塔的腰檐转角部分的戗角。出自“香山帮”匠人之手的戗角，其翘度之大，为其他地方的寺观建筑所不及。相对于北方建筑的厚重，“香山帮”匠人所筑向上飞腾的起翘更能表达佛家仙境的超脱飘然。

　　建筑营造是一门手艺，“香山帮”匠人在“做生活”的过程中注入了令人愉悦的情感，并将其赋予文化的内涵，把营构之事从“匠作之术”上升为“建筑之美”。这一点，无论是在佛寺道观、私家园林，还是在民居私宅，都可以体现出来。

　　在长期的实践中，“香山帮”的能工巧匠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技术规范与审美标准，他们的作品在造型、色彩、细节处理等方面有着独特的建筑艺术风格。它既不同于北方建筑的雄伟、敦厚、浓重、规范和封闭，也有别于岭南建筑的轻灵、自在、兼收并蓄等。

　　通过设计、修建北京紫禁城，“香山帮”匠人在明代将“香山帮”营造技艺传入北方；但是，北方的皇家宫殿建筑与南方的地方性建筑相比，无论在建筑形制、建筑材料与工艺要求方面都不能同日而语，必须要在和官式营造技艺融合的基础上对营造技艺进行创新与改变，形成一种适用于皇家建筑营造要求的新的营造技艺体系。在历代修缮中，这套营造技艺体系不断完善、发展、传承，成为了流传至今的明清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直到今天，该技艺仍在北京故宫明清古建筑群的保养与修缮中沿用。2006年，“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成为首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苏州“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陈燕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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