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物摄影,我最早的启蒙者是新闻媒体的摄影家王文澜。作为一名新入职的摄影记者,如何很好地抓拍新闻人物的姿态和情绪,王文澜的人物影像为我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早期在《北京青年报》工作时,我坚守着人物摄影必须自然光、必须抓拍的信条,因为我坚信,只有这样,留在胶片上的人物才有血有肉有性格。但在《北京青年周刊》工作后,我发现,摆拍也是人物摄影不可缺少的一种方式。而我曾经视为新闻摄影圣殿的“荷赛”,获得年度大奖的图片屡屡也有摆拍的案例。于是,我对人物影像的观看又有了新的理解和判断:曾经我以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因此在拍摄新闻人物时我特别善于抓拍他(她)双眸的情绪流露,我认为只有这样的人物影像才能充分表达新闻人物的个性,彰显新闻人物影像的动人之处。其实,当我通读了世界摄影史,并通过大量阅读国内外人物影像的画册而对人物摄影有足够多的了解和研究后,我认识到人物摄影充其量是这个人物在拍摄现场某一时刻表现的记录。人物摄影是瞬间的定格,如果我们把一个人在一天的对外表现看成是一段不停流动的溪水,那么这种定格只是留存了一个人万千表现中的一个横切面,只不过这一横切面强烈地刺激了摄影者的视觉神经,暗合了摄影者的审美趣味,抑或是与摄影者的主观预想达成一致而使他(她)按下了快门。
有了这样的认知,围绕人物摄影的各种解读以及赋予人物摄影的各种额外含义在我心里形成的压力逐渐释然,我开始把人物摄影变成自己的一个轻松的职业行为。有时抓拍,有时摆拍。甚至我使用的相机镜头也不再换来换去,而只用50 毫米焦距的定焦头。我依然保持自然光环境下对人物的拍摄,以使自己的人物影像风格统一而持续,但开始在图像构成上进行改变,增加对人物主体更多解读与构成的其他元素。同时,我开始使用影棚灯光对拍摄对象进行塑形。
2004年,对于我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在这个节点上,我由一名新闻摄影记者转向人像摄影师。在这个重要的转变过程中,我开始进行不同风格的人像拍摄。有了人像摄影经验的积累以及大量的人物影像的阅读和学习,才使我在2010 年年初,生发出拍摄《生于80 年代》的创意。这个摄影专题是关于1980 年到1989 年出生的,在北京各行各业工作、学习和生活的这一特殊群体的人物肖像。我把自己过去在照相馆拍摄纪念照所表现出来的“庄重的仪式感”移植到此专题的拍摄中,让所有来拍摄的男女都是一种表情—面无表情地凝视镜头并让人物在构图中有挤压感,象征着他们所受到的舆论误解和所承受的各种压力。服装是他们自己的,是否化妆也由他们自己定。他们每个人要拿一件或两件“东西”,这“东西”也许是宠物,也许是自己喜爱的物品,也许是自己珍藏的感情见证,也许是想表达一种意见或梦想,也许是对自己影响很大的书籍,等等。每个人拿着“东西”在镜头前表现,就有了行为艺术的特征。
我只想通过这个专题向人们展示这一群体的各个“面”,也许这个“面”不真实、做作,但这恰恰反映出“特殊一代”真实存在的那个 “面”,这些“面”表达了我对当下中国社会的评判,以及我个人的思想。我把这个影像专题当作自己的一个实验作品,在创作中完全摆脱了自己以往善于运用的人物影像风格,却又在拍摄中做到质朴、理性、平和、善意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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