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医改路

　　这期杂志是在春节的余温里制作完成的。记得节后回来开工时，大家交流假期感受，被提及最多的词是：① 就地过年； ② 李焕英。

　　《你好，李焕英》是我今年春节期间唯一去影院观看的一部电影，票价不菲，观感不错。这部由喜剧演员导演的温情电影，截至3月3日票房突破49亿元，位列中国电影票房榜第三名。《你好，李焕英》也是为数不多的，票房和口碑双赢的本土电影—上一部在短期内获得如此高关注度的，当属公映于2018 年、21天票房突破30亿元的《我不是药神》。

　　同样是带有喜剧元素、直戳人心的作品，《我不是药神》指向的不是我们被忽视的情感，而是一个与我们生活直接相关的迫切现实：如何让重病患者买得起“救命药“？

　　高企的医药价格，多年来已成为普通人应对疾病的另一个巨大障碍。《我不是药神》被誉为展现出本土电影近年来稀缺的现实主义题材把握能力，它所引发的舆论热议远超出电影业。李克强总理给出明确的批示：此片突出反映了推进解决药品降价保供问题的紧迫性，国务院常务会确定的相关措施 “要抓紧落实，能加快的要尽可能加快”。

　　不知是否巧合，“药神”形象地将2018年标注为中国医疗改革的里程碑。这一年，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医疗保障局成立，将此前分落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的不同职责整合为一，真正实施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始于2009年的中国医疗改革终于走上快速路。

　　2018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 发展的意见》，标志着互联网医疗的行业地位得到国家认可；7 个月后，《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文件》发布，在中国11个城市，针对仿制药、过了专利期的原研药，国家试点集中采购，“带量采购”的概念由此产生：药企综合考虑价格和产能因素再报价及议价，价低者中标。而这种类似团购模式的主角正是手握超过8000亿元的医保药品和用品订单的国家医保局。

　　中国医疗服务最大的支付方对价格的控制力直到2020年年底才明确显现出来：冠脉支架首次国家集采的中标结果公布，原本均价过万元的手术耗材，中标价格均在千元以下。

　　2021年春节过后，集采中标的冠状支架开始在全国落地。这距离2009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已过去十年有余。这场涉及十几亿人生老病死的医疗保障体系的改革过程可谓牵一发动全身。

　　事实上，全球范围内，医药产品团购不乏先例。在英国公立医疗体系N H S中，药品团购由医院主管部门组织完成，医院只负责进货和使用；在美国，第三方组织GPO充当医院的采购代理。表面看起来，大多数国家面对的医改难题大同小异，即如何以更低价格惠及更多数人的健康，其中最凸显的矛盾便是高昂的医药费 用。

　　不过，中国面对的市场规模之大、程度之复杂可能是空前的。一个特殊情况是中国公立医院长期维持着紧密的医药一体化关系，导致中国的医疗服务和药品的交易链路盘根错节，价格无法透明，造成模糊的灰色地带。本质上，中国高企的医药价格是建立在一个层级众多、规则不统一、人情因素大于客观价值的供应体系基础之上的。

　　集采制度造成的药价跳水现象，仿佛将一颗石子投入混浊的池塘，与一片泥沙碰撞后，沥出了清水。低价首先惠及了普通人的医疗需求，并部分缓解了医保负担，但更重要的是借此改变中国医疗行业的固有交易模式和行业逻辑—道阻且长，但这才是中国新一轮医改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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