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艺术家对世界的认知变得更加多维、立体，同时也带有鲜明的个人烙印。我们很难对这些年轻艺术家进行共性的提取。希望通过交流与对话，让他们讲述自己和自己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去激发新的话语与视角。
“我享受在两种速度中创作”
从皇家艺术学院毕业后，刘佳玉就一直频繁往返于北京和伦敦。用她的话讲，她生活在两种速度之中。中国的新媒体艺术更新换代速度极快，新媒体艺术领域正在快节奏地发展前进。而欧洲作为新媒体艺术的发源地，不紧不慢，喜欢按部就班地推进自己的每个项目。刘佳玉很享受目前的创作状态，在飞速发展的中国进行装置艺术的创作挑战，然后在慢节奏的英国稳扎稳打地学习和调研。
刘佳玉的工作方式在新一代艺术家中并不罕见。摄影师徐晓晓生于中国浙江， 14岁时在移民潮中和家人迁居荷兰。欧洲浓厚的艺术氛围滋养了她的创作灵感，童年记忆里的中国山水也向她发出召唤。于是她拿起相机，回到中国，来记录这片土地上的故事。这种亲切又保持了一定距离的视角也正是《饮马长城窟行》的魅力所在。
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艺术家带有全球性的文化特征。他们从一开始就接受了不同文化形式的影响，学习与交流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环境之中。这种多元的背景和经历，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考。
“我看见的都让我更加谦卑”
全球化、跨文化的经历令年轻的艺术家更懂得包容、立体地看待事物。他们在向内挖掘的同时，也十分乐于走到外面，用独特的视角去观察世界。
对于徐晓晓来说，旅行与创作密切相连。她通常会先给自己定下一个探索的目标，之后的几年，调研、申请基金全部围绕这一目标来推进。等万事俱备后，她踏上旅程，用胶片相机拍下所见所闻。她享受去陌生环境中行走与探索的过程，这让她从自己的小世界中跳脱出来，看到世界上不同的人和事，以及他们独特的价值。行走长城一带时，她感叹于路上的风景，“我觉得我看见的这些东西都让自己变得更加谦卑了，这种观看的方式最终会潜移默化地呈现在我的拍摄中”。
如果说徐晓晓是用一种新的视角来观察自己的故乡，那么王轶庶的摄影和魏书钧的电影作品，是以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目光，在本土化中找到艺术的切口。王轶庶擅长从日常化的场景中捕捉非日常的瞬间，是非虚构中的虚构。魏书钧则擅长找到与自己生活平行的年轻人，进入他们的日常，提炼出少年成长中普遍性的特征。
“不要拒绝新的事物”
新一代艺术家对新事物的态度似乎更加包容，也更愿意尝试跨界的多种可能。
信息体验设计专业并不是刘佳玉的第一志愿，彼时新媒体装置艺术的前景并不明朗，互动装置作品的花费也十分高昂。刘佳玉在很短的时间内做了决定，准备材料，面试，考试，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最终成为了伦敦皇家艺术学院该专业的首位华人学生。她对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这种好奇心与新媒体艺术快速更迭的特性不谋而合。
历经数年的学习与摸索，刘佳玉似乎找到了将计算机技术与艺术表达相结合的方式，用最前沿的技术制作出一系列表现自然的作品。她一直有意识地烘托“自然”这个主题，探讨人与自然的多重关系。在她看来，大自然就是宇宙的一件实时渲染作品，而新媒体艺术是她接近宇宙的媒介。
多年前，“斜杠青年”这个词语流行于网络。如今，“斜杠”已经不再是一种自我标榜。对于像刘佳玉一样的新生代艺术家，“斜杠”已然成为他们创作的必备能力。摄影师吕格尔在拍摄《羌的山》时，对汶川和羌族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借用人类学的调研方法和研究所得，完成了摄影层面的工作。王轶庶在拿起相机前是一名文学系的学生，此后“诗性”一直是他摄影作品最鲜明的特征，很难说这种特征与研读文学的经历没有关联。
在新一代年轻艺术家身上，你能感受到一种打破界限的勇气。他们一次又一次重设艺术的定义，扩大审美的范畴，在维持充分的艺术家自觉的同时，试图连接感知与日常。他们借由影像的艺术，不断地向内和向外探索，抵达一种精神上的阔境。正如聂鲁达的诗句：“我随星辰的滚动而前行，我的心从风中解绑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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