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师专“仰望星空”的那三年

　　1999 年7 月，我参加高考，至今已过去 21 年。高考前，我的班主任兼历史老师吴绪金跟我说：“杨海亮，以你的成绩，运气好点，能上个本科；运气不好，就是专科了。”

　　很快，吴老师的话被证实了。因为几分之差，我与本科无缘。在一堆的专科学校里，我选了娄底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简称“娄底师专”，今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就读中文系。

　　娄底师专给我的第一印象不是很好。比如那校门，三根水泥柱子，上面顶一个球，是什么寓意呢？我在好多地方总见到这样的设计：一本书顶个球，一个人顶个球，人文与科技顶个球，等等。它们分布在公园、广场和路口，实在是煞了风景。

　　初来乍到，校园的广播老是宣传娄底师专，说它创办于1978 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反正，不是从这到那，就是这好那好。这样的内容，听一次、两次还能接受，但不久就跟祥林嫂唠叨她的阿毛的故事一样，让我们耳朵生茧了。

　　起初，有97 级、98 级的师兄常到我们宿舍“指点迷津”，可我们根本就不搭理。他们倚老卖老，谈什么萧红、萧军，谈什么新月诗派、七月诗派，我们嘴上不说什么，暗里却是不屑。还有的师兄，动不动整个什么“小布尔乔亚”或“魔幻现实主义”，那就更是自讨没趣了！要知道，都是师专生，有啥稀罕呢？

　　那时的我，心理也够阴暗的。一位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的同学写信勉励我：“不管理想与现实如何相去甚远，我们总可以为自己营造一种浪漫、向上而又纯净的氛围。”当我手执书信，想着远在北京的她，虽顾影自怜，隐约中也告诉自己，没有理由去抱怨什么，就算有太多不如意，也要试着去面对。

　　当然，娄底师专绝不是一无是处，它可圈可点的地方也多。比如我遇到的几位老师就都挺好。

　　比方说，教现当代文学的游宇明老师。游老师是个地道的南方人，却有北方人的魁梧。一米八几的个头，往黑板前一站，就给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游老师是个知名的散文家，出版有《只能陪你一程》《给自己一片悬崖》等集子。可那时，我们并不把他放在眼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刘斌就曾大放厥词：“游宇明的散文，我一天就可以写一篇！”可见初生牛犊不畏虎！其实，我后来读过游老师的不少作品，一个大男人，思维独特，情感细腻，也是一种风格。我记得游老师十分推崇陈忠实，推崇《白鹿原》。至于为什么，我是不知道的。因为他说的是双峰普通话，地方口音太重。他在台上激情洋溢、唾沫横飞，我们却在台下云里雾里、不明就里。

　　教我们写作课的是张峰老师，与游老师一样，也是个作家，不过张老师更热衷于杂文。他很勤奋，写了很多杂文，短小精悍，耐人寻味。而且，张老师特别喜欢借兽语禽言写照现实，让读者捧腹的同时感受到尖锐的针砭与深刻的批判。“刺猬他爹”是张老师的网名，我认为是很贴切的。但是，我们也不太在意他的“刺”。因为那时的我们，知道“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痞子蔡的成名作品名）是美好的，也知道“许三观卖血记”是艰难的。而张老师写杂文，是为了呐喊，为了警醒，“燃烧自己的心血，烛照人性的丑恶”。所以，他的作品字里行间藏着嬉笑怒骂，除了愤世嫉俗、鞭笞挞伐，更多的是对真善美的呼唤与守护。

　　教现当代文学的老师中，有一位叫邓姿，是个“70 后”，大不了我们多少。邓老师为人很随和，教学很认真。课堂上，她对小说人物的分析，总很细致，引人入胜。在师专的第三年，我们开始着手论文的写作，邓老师是我的指导老师。也不知为什么，我选了曹禺的戏剧《原野》作为研究对象。在邓老师的指导下，我读原著、搜资料、列提纲，忙得不亦乐乎。写作中，邓老师告诉我，如果你的心“贴”不住作家和作品，议论起来就会很浮、很滑，花里胡哨，不得要领。几经修改，论文以《重评〈原野〉》定稿，并发表在《娄底师专学报》上。在当时，一个师专生能够上学报，也算是了不起了。至少，我的同学就没谁有这个机会。这让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感到幸运，也很得意，仿佛日后我也是要成为学者、成为知识分子一样。

　　因为论文的缘故，我又结识了学报的编辑李红叶老师。李老师对安徒生童话很有研究，著有《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一书。我后来在《书屋》杂志上也读过她写的《安徒生百年印象》。论文在学报上发表后，我格外受鼓舞。正好阎真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风行校园，我感受到了主人公池大为凌云壮志、无职无权的苦，感受到了他时来运转、有名有利的难，便以《还有谁在仰望星空—— 读〈沧浪之水〉》为题行文，探究了新时期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问题。论文经李老师编辑，发表在《 娄底师专学报》 2003 年第3 期。那时，我已经从娄底师专毕业有一年了。

　　印象中，中文系还有不少老师也是潜心教书，用心育人，如成远镜教授、彭逢澍教授等。总体上说，我们是很幸运的，遇到了那么多好老师。“树高千尺总有根，水流万里终有源”，我后来还算是因读书与写作获益，与师专师长们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生活中，很多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善待它，珍视它，就能成为阳光或雨露，滋润自己，涵养自己。在师专三年，我始终坚持了一个习惯，那就是写日记。写日记，是因了我初中语文老师李惠萍的一句话。她说，作文有方法，坚持写日记，写上八年、十年，当个作家都不成问题。别人信不信，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信了。初中三年坚持写，高中三年坚持写，师专三年还坚持写。如今想来，我那时的写，倒像是一种自救。那时的我，不仅有一种刻骨的孤独感，而且还有一种透不过气的窒息感。我埋头写，为的是把心中的寂寞、无助都宣泄出来，为的是证明自己还不至于行尸走肉。

　　有时，我把写的日记独立成篇，还拿去投稿。虽然见刊见报的数量极少，但也偶有喜悦和收获。记得我在阅览室看到《 小说选刊》子刊《热风》上刊发了一则“我的文学情结”征稿消息，便整理了日记中关于写作的故事，还一本正经地取了个题目《没有背景，只有前景》。后来，《小说选刊》杂志社给我寄来了样刊，还有130 元稿费。这笔稿费在当时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为此，我还特意将稿费单复印一份，留作纪念。

　　除了写日记，我还引以为荣的是参加了自学考试。那时的师专，曾经流行一副很俗也不工整的对联：“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生生不息；上一届这一届下一届届届失业”，横批是“愿读服输”。想想师专的校门，三柱一球，是不是说“读三年，顶个球”？还是可以理解为“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一样要到田里地里摸爬滚打“修地球”？事实上，我们当中是没有谁愿意到农村“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我出生在农村，从小随父母上山下地，知道农民的辛苦。所以，我不想像他们那样一辈子跟牛屁股，我要改变自己的人生。至少，在学历上可以“更上一层楼”。

　　为了本科学历，我和我的不少同学都很拼命。现代汉语、古代文学、语言学概论、外国文学作品选等，十几门课程，一次一次考，一门一门过，实在是一场折腾人又折磨人的“马拉松”。班里60 多个人，有的从一开始就放弃，有的到了中途当逃兵，还有的最后关头也投降……那时的自学考试，实在是严。不光是考点多、难度大，给分也极为苛刻，少一分、两分也是不及格。我就有好几次好几门，都在及格的边缘，没有办法，只好重考。就这样，跌跌撞撞，辛辛苦苦，总算在毕业时通过全部课程，到湖南师范大学完成论文答辩后，实现了 “专升本”。

　　2002 年6 月，我坐上了回郴州老家的火车，一路上心伤、泪流……那些年一起喜欢过的女孩不见了，床头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不见了，既亲切又讨厌的毓师园也不见了。但我知道，不管过去怎样，也不管将来怎样，路总是要往前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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