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A盘活转会市场

　　今年8月21日，CBA公司在官网上发布了《2020-2021赛季CBA 联赛球员注册、报名管理规定》。这份文件长达238页，早已在股东会上投票通过，因为太繁复，在球迷间没有引发关注，但对很多俱乐部、球员以及经纪人而言，这份文件决定了今年夏天的休赛期虽然短暂，却绝不平静。

　　果然，从文件发布到9月15日下午17 时新赛季注册截止，李慕豪、范子铭、可兰白克、俞长栋、李根、刘铮、于德豪等大量明星球员改换了门庭。过去，这些球队主力在当打之年几乎不可能转会，现在变了，未来 CBA的夏天可能比赛季期间还要热闹。

　　为什么过去转会难，这份文件如何促成了今年夏天的转会热潮？

　　难于上青天的转会

　　过去，职业联赛转会难，CBA联赛转会更难。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篮协规定，球员转会先要提交原俱乐部出具的《中国篮球协会运动员注销申请表》，这等于给了俱乐部“卡脖子”的机会，因为人才稀缺，球队培养球员花费的心血颇高，谁都不愿轻易让其流入市场，这是第一道关。第二关，人事关系在地方体育局或解放军的球员，要经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同意，CBA很多俱乐部和当地体育局直接或间接挂钩，球员还要代表当地打全运会，体育局自然是能不放就不放。所以，像吴楠、杨力、王汝恒这些当打之年的球员为了更高的年薪，甚至“自废武功”两年。

　　球员的流动性差，间接导致了球队间的实力相差过大，即便前几年篮协出台过倒摘牌制度，依旧无法改变这一弊端，各队放出去供对手摘牌的都是边角料，不会把主力放出去。

　　还在上海队当老板时，姚明关于CBA转会难就有过一段相当精辟的评论。他说：“中国篮球水平下降，不是因为引入亚洲外援，甚至不是外援的加入，本质在运动员无法流动，没有市场机制。很多球队的板凳球员比其他球队的先发都好，但他们没有机会去锻炼、发展。CBA没有做到最好的资源配置，很多人才被埋没了。”姚明认为人才流通体制不健全，想打好的成绩，只有去找好的外援这一个办法。

2016年CBA公司成立，俱乐部开始统一经营，强队和弱队之间缩小差距、实力均衡，才有利于长远发展。要实现这一点，人才流动是直接途径，越来越多的俱乐部不再纠结于固有观念，积极投入到市场中。

　　CBA公司一直谋求打破转会坚冰，经过几年的摸索、尝试，2020年夏天，新的注册办法出台，工资帽和顶薪这两项政策激活了 CBA的转会市场。

　　工资帽加顶薪制

　　根据规则，2020-21赛季CBA工资帽（国内球员薪水总和）上限为4400万元人民币，下限为2000万元，新疆属于边远地区特例，工资帽上浮20%，达到5040万元。

　　这样的设置有什么意义呢？举个例子，前些年新疆队为了实现冠军梦，引入众多国手级别的强援，球队总薪水早已超过了 5040万元，那就要交调节费了。

　　按CBA规定，调节费的比例为超出工资帽上限部分的25%，这已经是相当高的比例了。如果不想交，只能让球队中的部分高薪球员离开。为了维持各队实力的强弱平衡， CBA还设定了工资帽下限的调节费，为不足工资帽下限部分的25%，迫使弱队不能减少投入，从而使联赛更加激烈。

　　再来说说顶薪。现在CBA球员的薪水一共分为五个类别、六种合同，分别为：新秀合同（A1、A2类）、保护合同（B类）、常规合同（C类）、顶薪合同（D类）和老将合同（E类）。每支球队可以有3名顶薪球员，每人最高工资为800万元人民币。

　　CBA规定，当B类合同到期后，俱乐部拥有这名球员的顶薪独家签约权，但一支球队只有3个顶薪名额，假如球队无法给这名球员提供顶薪，球员就可以选择进入匹配程序。C类合同到期后，母队仅有该名球员顶薪独家签约权，也就是说，要么开顶薪，要么让球员自由转会。

　　上海队签下刘铮就是这样的情况。在刘铮与浙江广厦的合同到期后，广厦队认为，胡金秋、孙铭徽和赵岩昊是球队需要用高薪留下的人才，这让上海队看到了机会，直接为刘铮开出了一份C类合同，还没到顶薪，但也足够高。这时候，广厦本可以选择匹配，给刘铮开出与上海队同样的价码，刘铮就只能留在广厦。但广厦没有这样做，上海队遂将刘铮招至麾下。

　　类似情况的还有苏若禹，看到无望在广厦拿高薪，获得转会机会后选择加盟四川，谋求更高收入。

　　上海队今年还有可兰白克、何重达以及状元秀区俊炫等多位重量级引援，他们的工资帽不会超吗？不会。因为上海队灵活运动用了注册条例中的另外一条：继续执行现有合同中基本工资超过800万元的可以转会，转会后，新俱乐部要和这名顶薪球员重新签合同，最多只能负担800万元的基本工资，超出部分由原俱乐部支付，总薪水计入新俱乐部工资帽。

　　此前，上海队和北控队交易，用李根换来了宗赞和高尚。转会完成后，上海队仍会担负李根合同的60%，北控担负40%，但李根的薪水总额将计入北控的工资帽，这让上海有了充分的薪金空间继续引进强援。

　　现在看来，上海队的阵容只剩下一处明显不足，就是一号位。老将罗旭东伤病频繁，罗汉琛已经被证明不足以胜任首发。上海队原本曾十分接近辽宁队赵继伟，但这笔交易被刚刚担任辽宁男篮顾问的蒋兴权叫停了。

　　各队自选生存模式

　　上海、北控财力雄厚，他们在休赛期选择花钱。也有俱乐部选择省钱。江苏肯帝亚的侯逸凡合同到期，俱乐部拿不出能令球员满意的合同，面临着失去侯逸凡的风险。为了止损，江苏将侯逸凡转去北控，北控开出 2+1的C类合同，满足了侯逸凡的薪金需求。作为回报，北控将小将许梦君转至江苏，许梦君还剩两年的A1类新秀合同，薪水比侯逸凡低了不少。

　　失去侯逸凡，得到许梦君，与两手空空相比，江苏队总经理史琳杰还是很满意的。其实不只是国内球员，外援换队的也不少，和国内球员可以交易一样，本赛季外援的优先续约权也可以交易。比如南京同曦原本行使了与约瑟夫•杨的优先续约权，随后将这个优先续约权交易到了北控。据了解，北控最终选择约瑟夫•杨，是球队原来的小外援福格提出大幅涨薪的要求，北控因此放弃了他。福格也不担心无球可打，有消息称，新疆队有意通过交易，获得福格的优先续约权，毕竟福格现在人在中国，肯定不愁下家。

　　既然国内球员能交易和自由离队，外援能换队，扎根青训又财力一般的球队以后岂不是留不住明星了？也不会。依照目前的政策，当本队培养的新人在18岁升入一队后，俱乐部可以以一份新秀合同外加签署B类合同的独家签约权，让球员从18—27岁一直为本队效力，到了27岁，球队可以开出顶薪，再次将其留下，不担心别人挖墙角。

　　这样，未来的CBA可能出现多种生存模式，三四支财大气粗的球队谋求争冠，财力一般的球队可以立足青训，将球员培养成才后出售赚钱，让联赛流动起来，更有活力。广州队、深圳队现在就有了这样的苗头。

　　广州队的青年才俊范子铭转会去了北京首钢，有消息称，首钢付出的转会费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广州龙狮是第一家挂牌上市的 CBA俱乐部，2018年财报显示，球队当年净利润814万元，出售一个范子铭，抵得上球队四五年的净利润，广州队的选择也无可厚非。

　　范子铭加盟北京，让一直对其苦苦追求的广东宏远很郁闷。球队总经理朱芳雨说： “我对这笔交易很惊讶，也很遗憾，我们开出的条件更好，但范子铭没能加盟。可能是宏远太强大，同省的球队不希望我们更强。”

　　广东、北京争夺范子铭，只是转会大潮的序曲，未来CBA人才市场肯定更加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