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错误”的优势

　　对于一个新生儿的父母来说，带自己的小孩去打预防针是一种考验。除了要对抗炎热、排队等系统性烦躁，还要快速解决小孩打针后的哭闹问题。比如，递上一个草莓味道的橡胶奶嘴。

　　有个大夫和我聊天时说，打针的小孩中，越是年龄大的哭闹得越厉害。对此的医学解释是，小小孩的预期系统还不完善，所以对打针遭受的“痛苦”印象还不深，而且在打针前也缺乏预期；而大一点的小孩预期系统更加完善，他们中的一些家伙在去打针的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失眠和哭闹了。

　　“他们太敏感了。”这个大夫的雄心壮志是发明让新生儿能用鼻腔吸入的疫苗粉末，不但不痛苦，而且还很爽—当然，这是个玩笑。

　　随着中国的中产阶级化，人们似乎对痛苦的预期承受能力越来越弱。从小孩到成年人都是这样。即使在那些超级城市的教育机构中，对未成年人采取鼓励式教育已经成为一种风气。在那些公司管理者精神状态比较正常的公司里，员工在工作上出现问题也不一定会被严厉对待。但人们仍然想尽办法预防错误于千里之外。公司人除了自身努力，还会尽量选择赢面比较大的事来做。

　　大家如此患得患失，有一部分原因是人们厌恶损失。就像以前咱们聊过的，一般来说，人们对损失预期的想象要高于损失真正给人们造成的负面影响。而且这种倾向由于社会财富的增加和社会秩序化的增强而越来越严重。

　　丹尼尔·卡尼曼的前景理论对这种现象可以作出很好的解释—由于人们在有获得预期的情况下倾向于规避风险，在损失的情况下倾向于追求风险，在整个社会中产阶级化的过程中，人们普遍有获得预期（财富水平持续增长），所以总体上规避风险的倾向越来越流行。

　　而与此同时，整个社会风气对那些冒险的人是持逐渐宽容的态度的。我看过一个统计，它从财务角度分析，那些华尔街的从业者由于冒险作出小概率选择，而受到“惩罚”的真实损失程度到底怎么样—大概只有3%的冒险者遭到的惩罚大于等于他们应承受的额度。

　　冒险者收益和损失的不对等，并不是整个社会的心肠变好了。除了人们普遍对冒险所造成损失的恐惧，和各个经济体逐渐宽松的流动性有很大关系。从1990年代以来，各主要经济体的决策者，都不能容忍其经济繁荣程度受到一点影响，因而不断向经济体内释放更多的流动性。这种方式让真实利率越来越低，冒险者获得财富变得更容易，而冒险者出现选择错误时，他们损失的更多是投资者的钱，并不怎么影响自己的身家。

　　如果你是个所谓的价值投资者，应该意识到一个问题，避险的社会倾向给“犯错误”带来了更大的价值。当然，要说明一下：这里所说的“犯错误” 不是违反社会规则和法律，也不是故意一些给人带来负效应的错误，比如酗酒。在这里所说的“犯错误”是受困于个人财务选择的概率。人们也许应该提高一下自己的风险接受程度，选择做获胜概率没那么大，但是收益更大的事。

　　英国的社会行为学家理查德·怀斯曼（他研究的领域稍微有点个别，大概应该这么称呼）曾经调查并总结过什么样的人财运会更好。

　　其中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喜欢尝试新东西，倾向于冒险的人普遍财运更好一些。我怀疑怀斯曼的调查正好反映了这个低利率并且逐渐中产阶级化的时代，人们由于厌恶风险，而为适度冒险者增加了财务上的优势。

　　所以，也正是出于这些原因，你本来以为那些爱说大话，做事不靠谱的同学会一事无成，但很多年后发现他们混得比你还要“成功”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