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100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时，只是一个有着50多名党员的小党，面对的是一个陷入苦难与屈辱深渊的旧中国。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微小的新政党28年后会建立起一个新国家。

　　近代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救亡之路

　　1840年，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强国英国对中国悍然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使中国由独立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也就是从这时起，山河破碎，生灵涂炭，遭受前所未有的苦难中华民族进行了长达100多年反帝反封建的可歌可泣、不屈不挠的斗争。

　　面对劫难，为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也曾前赴后继，不懈探索。中国人民的反抗和革命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此起彼伏，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一批先进中国人率先“睁眼看世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发起“变法维新”⋯⋯无论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还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都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此后，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国外列强虎视眈眈，国内依然民不聊生。

　　党史专家邵维正指出，当时，许多先进的中国人想了许许多多的救国方案，实际上这些救国方案都不可能挽救中国危亡的命运。特别是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社会变革，促进了中国人民思想上的大解放，但由于缺少明确完整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没有广泛发动人民大众，最终宣告失败，也意味着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破产。

　　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也让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仅靠简单移植西方政治制度难以救中国，必须先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必须改造“国民性”以求得“思想的解放”。

　　觉醒年代

　　1915年9月，青年知识分子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一年后杂志更名为《新青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六卷中，第一次擎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就此开启，犹如无声处的一声惊雷，一下子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1917年1月，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搬到了京城，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照亮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此时的青年李大钊胸怀救国之志，在中国率先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从1918年7月开始，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

　　就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引发了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在这场席卷全国的爱国救亡运动中，除了青年学生，中国工人阶级也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运动期间，全国20多个省份100多座城市的工人纷纷响应罢工。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初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并在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思想，杨匏安、李达等海外留学归来的先进青年也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五四运动中，越来越多的青年逐渐觉醒并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之路，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等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以及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如董必武等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加入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中来。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共同选择。

　　1919年7月，湖南学生联合会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创办《湘江评论》杂志，青年毛泽东全力投入《湘江评论》的编辑工作，并在长篇政论《民众的大联合》中第一次公开赞扬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毛泽东已充分认识到了人民的力量，并号召民众以主人翁的姿态起来奋斗，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

　　相约建党

　　1920年2月中旬的一天，一辆骡车缓缓驶出北京城，化装成赶车的车夫的李大钊秘密护送受到军警威胁的陈独秀出京南下。数天里，在这辆不断摇晃的骡车上，李大钊、陈独秀热烈讨论着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佳话就此流传。

　　1920年3月，李大钊与罗章龙、高君宇、邓中夏等19人建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来到中国，先在北京会见李大钊，接着又到上海与陈独秀讨论建党问题，认为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中国共产党，并进行名称、组织和纲领方面的设计。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也曾几次写信和毛泽东探讨、磋商建党问题。9月中旬，蔡和森抑制不住激动之情再次给毛泽东写信“必须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共产党”，毛泽东复信蔡和森，表示“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当时就叫“中国共产党”，推举陈独秀任书记。1920年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取名为“共产党小组”；同年底，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1920年冬天，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活动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民学会的先进知识分子中秘密诞生了。武汉、济南、广州，留日华人也都纷纷成立党的早期组织。1921年春天，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周恩来等人建立了旅法共产党组织。

　　通过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和活动，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能够正式建立和领导一个政党的先进分子涌现出来，他们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并积极开展对工人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促进工人群众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逐渐提高思想觉悟。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杜艳华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是建立新的革命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从内部和外部的条件都已经具备，可以说建立一个新的政党势在必行。

　　开天辟地

　　中国革命面临两大根本任务：反对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推翻他们对中国的统治；反对封建主义，推翻他们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治，需要由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来完成。

　　1921年3月，李大钊撰文公开呼吁创建工人阶级政党。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与上海的党组织成员建立了联系，建议及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对外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经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海党的发起组在李达的主持下进行了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向各地党的组织写信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出席大会。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广州的陈公博，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出席会议，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事未能出席会议。30日晚，会议因一名神秘男子的突然闯入而中止，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进行。在船上，中共一大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

　　中国档案馆原馆长、中国档案局原局长杨冬权在接受《中国报道》采访表示，中共一大是一次充满着青春气息的大会，15位与会者的平均年龄28岁，正是毛泽东当时的年龄，最年轻的刘仁静只有19岁。在中华民族危难时，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朝气蓬勃的中国共产党。这些意气风发、气概豪迈的中国青年高举共产主义大旗，用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

　　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从此，中国诞生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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