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斯加的尽头，说东北话的俄罗斯人

　　从西伯利亚而来，没入阿拉斯加的尽头

　　沃兹涅先卡村位于阿拉斯加卡契马克湾的尽头。车到达村落的最后几公里是一段颠簸的石子泥土路，靠近海岸有几个急转的大陡坡，夏天时只有越野车可以上下，而冬天被冰雪覆盖的时候，更是少有车可以开过去。

　　这是个隐蔽在海滩边上的村落，村口树上放着不欢迎外来人的标示，村子里没有商店，公共空间只有一个学校和一个教堂，看起来就像“鬼村”。小路上偶尔有人经过，男人们满脸大胡子，妇女们穿着颜色各异的俄罗斯传统丝质服饰，都是长袖和及脚踝的长裙，结婚的女子头上戴着丝巾遮盖头发，因为婚后头发只能让自己的另一半看到。他们中有很多人依然不懂英语，只能说俄罗斯少数民族雅库宁的语言。

　　这些雅库宁人属于东正教的旧礼仪派，因拒绝宗教改革上演了世纪逃亡大戏。他们先后经过了中国、巴西、美国俄勒冈，为了保持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最后选择来到阿拉斯加偏远的道路尽头。

　　每周末村民们依然会在教堂举行宗教仪式。周日的仪式竟然是从凌晨2 点持续到早上8 点，全程需要站立。我们在路上遇到骑着自行车溜达的Lairui，他说仪式很辛苦，早上做完刚好回家吃饭睡觉。 Lairui 说着流利的英语，他已经有两年不去打渔也不去教堂了，现在住在妈妈家里，每天到处闲逛，他很想离开这个地方，他说爷爷彼得不喜欢他。

　　彼得爷爷的东北记忆

　　中国东北曾经是这些雅库宁人称之为 “家”最久的地方，他们曾聚集在离哈尔滨不远的山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依靠猎狍子、打鹿收鹿角或者打老虎卖给动物园为生。

　　第一次见到彼得爷爷时，他用东北话告诉我们：“脑银子疼。”我靠着山东话功底听懂了这是“头疼”的意思。我们问他要不要去医院，他说村民们不想看这里的医生。我们帮他量了血压，又连比划带夹英文单词的东北话了解具体状况，再开了十来公里的车到有信号的地方打电话向医生咨询。

　　在几天的相处中，彼得爷爷的东北话说得越来越多。有一天他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彼得爷爷的确算得上半个中国人，1933 年他出生在哈尔滨附近的二套河子，那是一个中蒙边境的小镇，在大兴安岭深处，每隔几个月他都要坐过夜的火车进哈尔滨采购生活物资。当时二套河子有40 个俄罗斯家庭，彼得爷爷和4 个兄弟姐妹都出生在中国，是家族里逃亡的第三代人。在东北生活的日子里，他们从中国老乡的手里弄到了枪，冬天去林子里打狍子，夏天去河里捕鱼，也在东北老乡的熏陶下腌泡菜、做韭菜盒子。彼得爷爷说他的爸爸特别喜欢种地，妈妈喜欢做菜，而他喜欢打猎。87岁的老爷子说起狍子来，眼睛都在放光，我说狍子现在都不容易看见了，他激动地说：“都在山里，等我病好了，去山里给你找！”

　　“在东北的时候，山里有黑瞎子，有老虎，每次在山里打猎都去几个月。新中国成立后，俄罗斯让我们回去。” 彼得爷爷说， “就是砍掉脑袋我们也不想回到俄罗斯，回到那个我们的祖先曾经千辛万苦逃离出来的地方。那年是1958 年，我刚好25 岁，我们跑到香港，从香港坐飞机到乌拉圭，然后巴西愿意收留我们，我与其他80 多个人就去了巴西，在那里生活了11年。” 幸运的彼得逃离了，但那年苏维埃政府派来的军人，把很多旧信仰者扔上火车带了回去。

　　当传统渐失，“我们将不会存在”

　　冷战中期，肯尼迪总统决定打开美国的大门，给予这些流亡的旧礼仪派以庇护。 “1969 年，我们从巴西搬到俄勒冈，我开始靠帮人砍树生活，很累但可以养活家庭。我们的血液里流着打渔打猎的传统生活方式，但在美国价值观的包围下，有些年轻人也开始喝太多的酒，跟坏圈子混在一起。” 彼得爷爷说，“ 所以我们又开始寻找新的地方。有一天我哥哥从阿拉斯加打来电话，说那里有很多动物。第二年我们就把俄勒冈所有的家当都卖掉，来到阿拉斯加，买材料做了艘船，靠打猎打渔生活了下来。这里成了我们的家。”那是1983 年，彼得爷爷50 岁。离开中国的时候他还是1 个人，现在却有超过 100 个子孙，“我老婆就是我在离开中国的飞机上认识的。”

　　2020 年的沃兹涅先卡村依然是一个小村子，住着100 户左右人家，依然以与世界隔离的状态存在着。年轻人只能去其他地方找拥有同样信仰的对象。如今，父母们不再阻止孩子外出接受更好、更高的教育，但当孩子被外面的世界影响后，还会有多少人愿意回来这个老一辈们称之为“家”的地方呢？ 经过几个世纪的流亡，这个族群第一次面临着被同化的威胁。很多年轻人开始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村子的学校依然有俄语课，可是老师得变着方式吸引孩子们学习自己民族的语言。俄语课到六年级就停止了，孩子们的兴趣也在减弱。可能以后再也不会有人去站6个小时听被遗弃的语言讲述着曾经的宗教。

　　彼得爷爷拿出几条冷冻的鱼给我们，他说这是最好的银鳕鱼，“我刚来阿拉斯加的时候，鱼很多很多，价格也很好。这两年不行啦，我们也捕不到鱼，很多大的商业捕鱼团队有现代化的东西，很多地方已经没有鱼了，我们的孩子不能再靠传统的捕鱼方式生活了。”彼得爷爷看着墙上各种鱼的标本，摇摇头。

　　经历了逃离与对抗，一路流亡寻找一种不需要妥协的生活，但即使到了这个“世界的尽头”，想要不被改变依然很困难。如果失去了语言，失去了宗教，失去了鱼，这些雅库宁人的未来将会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