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小档案——象尊

　　独特的酒尊

　　酒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与之相伴而生的“酒器艺术”更是异彩纷呈。早在殷商时期，我国便已形成一套以酒器为核心的复杂的青铜礼器组合。从表面上看，这些器物是祭祀祖先和神灵的礼器，实则是“明贵贱，辨等列”的重要载体—礼法中对不同身份、地位的贵族，允许使用青铜酒器的数量和种类有着严格的规定，且容不得丝毫僭越。

　　在我们能见到的所有先秦时期的酒器中，尊可谓最为独特的一类。那尊是什么呢？尊，原本是成组礼器的共称。但到了宋代，尊开始专指一类酒器。这类酒器一般是侈口、长颈、或圆腹或方腹，带有圈足，比较典型的器物有珍藏在国家博物馆的四羊方尊和龙虎尊。此外，《礼记·明堂记》记载“牲用白牡，尊用牺象”，后世一些学者根据这样的记载，也将一些铸成动物形状的酒器冠以尊名，如兔尊、鸟尊、豕（猪）尊、牛尊、羊尊之类，若将这些尊置于一处，活脱脱就是一个小型动物园。

　　不过，这些仅是先秦时期的尊，如果算上后世被称为尊的酒器，那这类酒器的家族会更加庞大，也会更加复杂，这里就不作赘述了。

　　罕见的象尊

　　尽管动物形状的尊并不少见，但是它们的造型大多都是生活中常见的动物。然而，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尊，它的原型可不容易见到—一头大象。

　　1 9 7 5年2月的一天，醴陵一位农民在狮形山准备植树时，发现一件形似大象的青铜器，这就是后来湖南省博物馆编号为3 9 1 9 7的藏品—醴陵狮形山青铜象尊。迄今为止唯一一件出土地点明确的商代象尊。

　　这件象尊造型华丽，装饰精美。象的面部饱满，额头高耸，两侧饰有浮雕的蛇纹圆凸；象的眼睛生动传神，眼角细尖，眼珠略微向外鼓出，直视前方；象耳呈蒲扇形，向两侧自然舒展，耳背还浮雕有凤鸟纹；象鼻弯曲上卷，两侧有阴线水波状鳞纹，鼻孔微张，鼻头两侧饰有浮雕猛禽，而鼻头转弯处则高浮雕了两只健硕呈奔驰状的猛虎造型；象口紧闭，呲出粗短的门牙。

　　象身一改面部灵动的表现手法，铸造得敦实有力，两侧饰有高浮雕的大夔龙纹，腹部则浮雕一只曲折角兽头。象的臀部饰有高浮雕的兽面，兽面纹之下，两后胯各饰一浮雕夔纹。象的四足虽竖直粗壮，可惜铸造得较短，和身子比起来略显比例失调，但并不影响整体造型。两前足纹饰简单，各有一个浮雕的夔龙纹；两后足上则各饰有半组兽面纹，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兽面纹，这种布局方式十分罕见。

　　此外，当年的工匠还在高浮雕、浮雕的纹饰间，填补了云雷地纹，形成了商代典型的“三重花结构”。虽然从整体来看，象尊身上的纹饰构成复杂，但是布局有序，极具层次感，并不让人感到杂乱无章。纹饰与造型如此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处处都体现着设计者的巧思和铸工技艺的高超。

　　美中不足的是这件象尊出土时器盖便已遗失，实为一大遗憾。不过，这遗憾也并非无法弥补，因为现藏于美国佛利尔艺术馆的一件青铜象尊，其造型与狮形山象尊十分相似，而且造型完整。说不定，当年湖南省博物馆的这件象尊在刚铸造完成时，也有一个同款的器盖，上面也设有与象尊形似的立象钮呢。

　　曾经的北方“土著”

　　狮形山象尊的造型十分写实，连大象的脚趾都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出来。可以肯定地说，当年的工匠们不仅见过大象，而且对它们的身体构造非常了解，否则此尊很难如此准确地展现出象的神韵。

　　那么问题来了，工匠们见到的象是从哪里来的呢？通过对象尊造型的分析，它的原型是亚洲象，如今的亚洲象大多生活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国内仅能在滇西南的原始森林里找到它们的身影。然而，历史上却并非如此。

　　考古学的发展为上述观点提供了许多有力的证据。考古出土的遗物表明，大象足迹曾远至黄河和长江流域。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二期，考古学家发现了大象的遗骨。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以来大象到达我国最偏西北的地点。不仅如此，四川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也曾出土过大量象牙，仅三星堆新发现的一处约15平方米的祭祀坑中，就埋藏有80多根象牙；而金沙古河道中发现的象牙更是多达8层，其中完整的象牙就有100多根。

　　在华北和中原地区的一些商代遗存中，考古学家发现了更多更为直接的证据—河南殷墟出土的甲骨刻辞中，就有“获象”的记载。1928—1937年，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还曾在殷墟发掘过两座象坑，是商代时用象祭祀的遗址。1978年，考古工作人员在西北岗墓葬中又发现了一座象坑，而且大象的脖子上还有一个硕大的铃铛，说明已经有驯象的事实。同样在殷墟的妇好墓，还出土了绿松石象牙杯、象骨器、玉象等与象有关的文物。如此丰富的象遗存，显示商代时期华北地区的确有野象存在。

　　殷墟所处的河南，从来就是古豫州的腹地，直到现在河南仍简称“豫”。“豫”在《说文解字》中有“象之大者”的含义，后来又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豫应该是“从象从邑”，意思为大象之地。从这个命名方式来看，豫州也就是包括今天河南在内的黄河中游地区，当以产象而闻名。

　　尽管通过文献和考古资料，我们还无法断定殷商时期我国华北地区的大象多到遍地行走，但是起码可以证明大象是中国北方的“土著”。

　　华北的大象去哪儿了

　　既然华北地区曾是大象的栖息地，为什么在殷商之后，就很少见到文献中记载这一地区有大象出没？华北地区的大象又到底去哪儿了呢？

　　《吕氏春秋》给了我们一个当时的“官方回答”—武王伐纣之后，周公用部队驱逐象群，将它们赶到了江南。这样的回答放在古代，或许能令人信服，然而从今天的认知出发，此解答未免太过牵强。

　　其实，大象南迁没错，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气候变化。根据《竹书纪年》记载，公元前903年的冬天突然大降温，以前从未结冰的长江完全被冰封，地处南方的长江流域尚且如此，北方黄河流域的情况只会更加糟糕。不久之后，公元前897年，长江再一次结冰。大象体形庞大，食量惊人，显然冰天雪地的环境无法满足它们的基本生理需求。只有气候温暖的热带、亚热带地区，才能提供充足的食物。迫于气候变化，大象不得以才走上了南迁之路。

　　除了气候之外，让大象一路向南的原因是人类活动。周人素来以农耕为主，进入中原之后，大量的土地被开垦成为农田，以前大象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野象只好一路南下谋求生存之地。到了三国时期，北方几乎见不到野生的大象了，所以孙权才会把大象作为向曹操进献的礼物。

　　北宋中期以后，连南方地区的野象也已屈指可数了。文献记载，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开封郊外出现了一只野象—这应该是国人最后一次在黄河流域目击野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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