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同感受

　　难以想象，闻名国际的“陶身体剧场”的排练厅没有镜子。在这片方正空旷的空间里，舞者们日复一日，用身体的各个部位做圆运动，如修行般练习。放弃掉镜子所成的虚像，舞者们彼此为鉴，寻找大小远近，寻找自己在哪儿，寻找速度缓急带来的弹性，对时空的搅动和介入，真实且延续。墙壁上的照片、四周颜色和舞者们的练功服都是黑白灰。

　　这个沉静的盒子是陶冶充分做减法的产物。如果行走、律动的人足够专注，足够“心在其中”，会更有机会自观到身体空间的存在。这个向内的空间足以承载更加深刻的美的意义。它不在于一瞬间的规范和正确，也不在于镜子中范式的雕刻，而在于过程。身体对一切原本就有质朴的回应，正如没站稳人就会摔倒，正如每一天它都在老去。“它会告诉你下一刻能不能完成”，陶冶说。身体是老师，重复是叩问，理性是专注。当把每一刻确切的感受注入到动律当中，动作将变得难以复制，动念会从肌肉记忆和惯性中苏醒、跳脱。“人就是一直在面对变化这个命题，怎样在变化中找到一种规律，找到你自己跟这个世界的一种关系，是这种动念，让舞者的时间和空间变得更加无限。”

　　陶冶喜欢把身体描述为建筑，或许因为这个，他的精神空间与实体空间紧密相连，这间排练厅也记录下他的内在变化。起初的四五年，陶冶和段妮还居住在这里。那时的排练厅很“得劲”，墙壁是大红色的，激情、兴奋，带来一种强大的内在精神力。段妮曾对陶冶说，她在现代舞学校读大学的四年间，一直都看着教室上的大字：为中国现代舞事业而奋斗。那也承载着两人的理想。“你其实就是要革新，就是要革自己身体的命”，陶冶说。舞团成立前五年，两个人处在加速旋转的状态。国际市场剧场体系让舞团像滚雪球一样，当有了一部好作品，后续编舞出作品的速度要更快，作品在世界舞台上被表达出来得会更快，新邀约来得也更快。“但你要是有一场演得不好，你马上就没有下次机会，特别残酷，但也加速了我们创作和表现的精进。”五年间，陶冶和段妮带着舞团“跑码头”，创作依然一丝不苟、苛求极致，巡演时需要快速应对不同剧场、器材，面对不同性格的灯光师傅和工作节奏。常年累月的巡演带来一种折损，艺术家们的身体渐渐在不断重复中给出了另一种回应。

　　“陶身体剧场”的英文名中有Tao，陶冶发现外国观众对他们自带一种东方神秘主义印象。“前几年我很对抗这种对舞团的符号性的植入，我一直在强调那是我的名字‘陶’，我并不认可他们把你放得很大，试图从一个个体当中反映一个整体的方式”，陶冶说。物理空间上的冲撞，令他更明确自己的根源在中国。对繁复舞台的反抗，对空无一物的追求，对混沌的接受，一切并不是为了定义，而是呈现为留白。回到国内后，陶冶发现那些标签背后深层次的内涵，顺理成章地被观众接受，得到了质朴的回应。2013年，“陶身体”第一次来到国家大剧院。作品《2》和《4》排练时，在剧场工作的阿姨说她看懂了——“一个是怎么站都站不起来，一个是怎么倒都倒不下去。”而装灯的工人师傅说，“你们太辛苦，太累了，一刻不停的啊！”陶冶很感动，阿姨看到了作品中身为人的欲求和分裂，师傅发现艺术是一门不断克服生命本身限制的劳作，作为观众，他们参与了舞者们用身体表达生命的过程。巡演后，陶冶觉得找到了方向，知道了面对的是谁，向内探索的通道开启。在作品《9》之前，陶冶一直在自己的世界里追求严苛的极致。作品《12》《10》《11》是他创作的转向：或是更观照多元与二元的关系，或变换舞者的表演时间，空间依然是空间，“但换了个面积”，陶冶解读。

　　陶冶和段妮现在的家和舞团排练厅、品牌工作室在同个园区。但为了节省时间，几分钟的路程，有时他们还会骑自行车。他们的家结构简单，巡演时四处收集的小物作为记忆的锚点，不规律出现在很多角落，提醒主人，生命不是断章，而是一个整体。绿植生长在地面，小狗“彩霞”的玩具散落其间，墙壁等垂直平面则被艺术家二人的照片覆盖。陶冶说，他和段妮都是图像控和影像控。“我们觉得舞蹈太瞬间了，照片就能把那一瞬间给捕捉下来。”陶冶对“光”有情结，于是排练厅和家都设置了大天窗。陶冶第一次加入现代舞团，走进上海大剧院时，四个大天窗的光正洒在白色地胶上。“那一刻给到我这一生最大的慰藉：原来舞者是这样子，活在云端里面，在地上活动，当我看到原来我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式来认识身体，那一刻就是自由。”陶冶说，自己现在依然是个积极的“好学生”，但更加随遇而安，为了减少因为严厉带给舞者们的压迫感，他和段妮经常有意离开排练厅片刻；而排练厅的舞者们，也常随性起舞，在天光之下，感受从身体到内在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