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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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22-06-18 18:39
中国是历史悠久、文化遗存丰厚、自然风光壮美的文明古国。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孕育了灿烂的文化,中国的世界遗产再现了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它们不仅是中国艺术、文化与自然的瑰宝,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用现代人的视觉审美意识来解读中华民族的历史文脉,用艺术眼光重新审视历史的遗存。面对中华几千年的辉煌艺术宝库,从不同时代的脉络中不停梳理中华民族艺术瑰宝的认识过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用摄影语言来完全描述它,谈何容易。我不断变换着思路,用特殊光影结构来强化透视关系及表现手法。对人物雕塑、古建的形态和造型及其艺术魅力做巧妙的渲染,在不同的文化层面上解析、诠释其文化内涵,努力表现深藏历史尘埃中的文明。
“读图时代”更加苛求图片的影像品相,以及表达的精准性、艺术性。影像视觉冲击要内聚神韵、外表简洁、构图新颖、采光独到,使读者的视觉与我一同触及不同的时代,产生永久的共鸣,这也是我拍摄中国世界遗产的初衷。世界遗产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题目,拍摄难度极高,许多佛窟寺庙都禁止拍摄,很多情况下我难以尽兴地将拍摄发挥到极致,但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数十万张底片让我无法放弃,并迫使我继续拍摄下去。幸运的是我得到了许多朋友们的帮助,才有了今天的收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前面的路很曲折,但我还会继续走下去。
对话谭明
你是如何喜欢上摄影并开始从事摄影艺术创作的?
谭明:1960 年代末,我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当战士,那时我就摸索着自己冲洗胶卷。利用人防工事当暗房,在几个大碗中放入显影液、定影液和清水,架起两只胳膊来回拉动,就这样胶卷冲洗出来了,虽然简陋但非常开心。
1970 年代初,我调到首钢工作,开始了对摄影艺术创作的尝试。当时,我的拍摄对象主要是炼钢炉前、机装车间、电焊车间的工人等,我逐渐有了刻画人物造型,以及利用环境光渲染主题的意识,并对摄影开始有了粗浅的认识。
你是何时、什么原因开始使用4×5 大画幅相机拍摄的?你觉得大画幅相机对你的拍摄有哪些帮助?优势是什么?
谭明:我是1980 年代末开始使用4×5 大画幅相机的,大画幅摄影绝非易事。4×5 相机是一种技术型相机,它的操作过程比较复杂,需要通过调整相机的各个参数来完成拍摄,不像现在的智能相机只是按快门就能完成拍摄。而且并不是用上了大画幅相机就可以拍出高水平的作品。使用大画幅相机创作是一件慢工出细活的事,很多时候由于拍摄的步骤多、速度慢会丢掉许多机会,所以在一个时期里,我就只带一部大画幅相机进行创作,逼迫自己锻炼眼力和动作的协调性。
一种相机有一种相机的语言,它们都适合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完成拍摄。4×5 相机是大画幅胶片相机里最小的一种,适合风光、建筑、静物摄影,它的底片是135 相机底片的20 倍,能呈现出更多细节。另外,大画幅相机可以按照沙姆定律调整前后组的角度,使被摄体的一个面在影像上得到全面合焦,即可得到全面清晰的影像。比如拍摄兵马俑,俑坑中的阵列前后都可调整在清晰范围内;比如拍摄故宫博物院的丹碧石,可在丹碧石的平面上做到完全合焦。此外,大画幅相机还可以通过调整前后组来消除畸变,所以大画幅相机对拍摄世界遗产内容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是什么契机让你开始关注到中国的世界遗产这个主题?
谭明:我非常喜欢拍摄风光,随着拍摄经历的增加,逐渐对有文化内涵的历史题材产生了兴趣。再加上当时我作为富士公司的代言人,获得了各种类型的胶片。其中有一种中性的富士胶片最适合拍摄文物、寺庙、石窟等题材,由于拍摄的片量越来越多,加上之前拍摄的许多风光照片,如黄山、泰山、武夷山、元阳梯田、武陵源等都被纳入世界遗产名录,所以就逐渐走上了拍摄世界遗产的道路。我从1985 年开始拍摄世界遗产到现在,是一个从无方向到有目的,从被动到主动,并且开始有步骤有计划去拍摄的过程。
你觉得世界遗产的拍摄与其他风光摄影有什么不同,在拍摄过程当中需要更关注哪些方面?
谭明:我觉得摄影不只是一种记录的方式,摄影师在拍摄时要融入主题。比如在拍摄新疆天山时,既要有天山山脉,又要体现出地域特点。伊犁昭苏军马场背靠天山汗腾格里峰,前面是广袤无垠的大草原和金黄的油菜花田,要把这些内容都囊括其中就要合理安排画面结构和色彩关系。要靠细心的观察力去有效地组织内容,寻找有别于普通视角的画面。
在拍摄文化遗产的洞窟时,我们要了解它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发生过什么大事。龙门石窟的宾阳三洞是北魏的宣武帝为他的父亲孝文帝做功德而建。它开工于公元500 年,后因为发生宫廷政变等原因,计划中的三所洞窟(宾阳中洞、南洞、北洞)仅完成了一所即宾阳中洞,南洞和北洞都是到初唐才完成了主要造像。宾阳中洞造像完整,构图精美,纹饰多变,被誉为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最具代表性的汉化典型洞窟。它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以及美术发展史上都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在了解了宾阳三洞历史发展的脉络后,再投入情感才能拍出鲜活的有灵魂的作品。
世界遗产题材上的拍摄要真实地表现景物的原貌,尽量矫正变形。当然,有些局部夸张变形为了突出个性也是可以的,但不宜多用。要让受众通过你的照片更多地了解历史的变迁,激发人们对文物的保护意识。世界遗产题材的拍摄也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通过光影的刻画表现我们内心的所思所想,这是一种情感的宣泄。
在中国世界遗产的拍摄当中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
谭明:2009 年3 月的一天,我冒雪抵达了九寨沟黄龙机场,准备去拍摄地震后的黄龙景区,震后的地壳变动会影响地下水路的变形而改变出水量的大小,甚至封死水路造成钙化池的死亡。当天接我的司机是一位藏族师傅,他气定神闲地等候在路旁,一看就是经历过不少风霜雪雨,经验丰富的老司机。当地风雪交加一片银白,我们要翻越雪宝顶山的垭口,海拔在4500 米左右。路况多为弯道和坡路,十分危险,一路上没有遇到一辆车,只有我们的车伴随着车轮碾压雪的 “嘎嘎”声稳稳地前行。随着车辆越盘越高,我开始出现了高原反应,白毛风越来越大,前方的道路时常模糊不清,天与地白茫茫连成了一片。司机师傅淡定地将车开过了雪山垭口,我们开始逐渐下行,海拔高度逐渐降低,我的高原反应才缓和了许多。
第二天清早6 点出发时,雪不但没有要停的迹象,反而越来越大。黄龙景区早已关闭,景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为了配合我拍摄,派了一位向导帮我背沉重的器材,我们在雪中开始了艰难的行走。一路上,除了踏雪的“咯吱”声,就只能听到自己的喘息声和林中的风声,偌大的景区里只有我们两人。我边走边拍,几个小时下来,我的后背被汗水浸透,感觉到丝丝凉意,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在这个蓝宝石般的水面上寻找着自己心中的画面。也许是由于地震和气温较低的影响,景区里的水流很慢,有些钙化池被冰雪覆盖影响了整体美感,但细细地品味还是能留下不同寻常的视觉感受。 12个小时的拍摄,我用尽了20张页片,拍得尽兴,汗水也出透,余下的就是瑟瑟发抖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