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历史的痕迹——周剑生和他镜头中的世界遗产

　　继往开来

　　2021 年9 月至2022 年4 月，我回国整整7 个月，主要是想完成两件事：一是赶在北京冬奥会前，将2008 年我在北京奥运村展出的百幅世界遗产摄影作品捐赠给首都博物馆；二是拍摄2018 年以后入选的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泉州古城、良渚古城遗址、梵净山等世界遗产。在拍摄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和捐赠了作品之后，由于疫情反反复复，我被困在了北京。无奈之下，我想既来之则安之，就在北京安营扎寨吧。

　　在好友吕小中的游说下，我买来一台与他同型号的显示器，潜心研习。其实我早想将自己28 年来拍摄的世界遗产图片以黑白形式来展现。美有多种，每个人的喜好也不同，在华丽与简朴中，我更倾向于后者，正像一位贵妇人，摘下首饰，洗去铅华，还原本真，会给人一种“出水芙蓉”之美。古人说“大道至简”“大味必淡”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一直认为黑白影调比彩色要更简练，更有冲击力。也更适合表现我所拍的世界遗产这个主题。摄影从胶片时代进入数码时代，赋予了后期调图更多的可能性。可以将整体色彩直接转换为普通黑白，或转换为红外镜下的黑白，或减局部红后再变黑白（或减蓝、减黄、减绿，或多减、或少减）。虽然是黑白影像，但其层次感却可随心所欲，变化无限。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用了两个月时间调试出一批黑白图片。“四月影会” 创始人之一的金伯宏对这批黑白照片的评价是：“黑白光影，古远氛围，神秘效果。”让我欣喜。

　　我父亲曾经有一台折叠式135 蔡司相机，经常给家人拍照，唯我童年照片最多。受到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也尝试去拍照。1960 年代末，部队大院的孩子就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描述的一样，穿着白色回力球鞋，骑着飞鸽、永久牌自行车。我骑的是英国兰菱厂的三枪牌自行车，如同今天开着保时捷牌汽车一般。我们3 名男孩在北海公园去和 4 名女孩搭话，我用父亲的相机给其中一名女孩拍了照。当天我买来显影液与定影液，连夜冲洗出我人生的第一卷胶卷，这初恋般的影像至今还保留着。

　　1971 年，我在成都入伍，把自己的浪琴手表卖了120 元，添上几元钱买了一台海鸥牌4C 相机，这是一台120 和135 胶卷都可使用的相机。当时每月只有6 元津贴费，只舍得买 5 角1 分钱的散装135 电影胶片。条件虽艰苦，创作欲望却很强烈，中午也不休息，拿着照相机练习各种曝光与构图，将一寸的照片贴在笔记本中，记录上曝光数据。1973 年4 月21 日，原成都军区《战旗报》发表了我的第一幅作品, 拍摄的内容是一名战士在教老大娘学习文化，激动得我一夜睡不着觉。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在报刊上，在四川省及军区摄影展览上陆续发表了30 多幅作品。

　　由于有了部队的成绩，1976 年我被分配到了石油化工部直接担任摄影师。1978 年底，通过石油化工部康世恩部长批文，用国家外汇从日本直接进口了两套玛米亚RB67 型相机和当时国内第一只37 毫米鱼眼镜头。我用这只鱼眼镜头在上海福州路的警察岗楼下，躺在地上拍摄了一名警察左手提着暖水瓶，右手攀登铁梯上岗的图片——《上岗》。这篇作品发表在《中国摄影》1979 年第5 期杂志上。1980 年4 月，我在第二届“四月影会”上展出了10 幅作品，其中《老夫今日走麦城》在当年国内及香港摄影刊物上被转载，并在“四月影会”为二十周年而出版的《永远的四月》封面上刊登。 1990 年，我在日本多摩美术大学攻读艺术硕士，为了完成全日空招贴广告《载梦而飞》，我在海滩用三脚架和深灰镜第一次拍摄日本的裸体少女，使少女的形体成虚幻造型。此作品受到指导教授赤坂先生的特别推荐，他写道“周君的招贴广告设计受到10 名在场教授的一致好评，被评定为专业级。”

　　结缘世界遗产

　　我总结自己是个摄影杂家，拍过人物、广告、风光，又拍过工业题材。直到1994 年，我第一次去欧洲旅行时拍摄了巴黎圣母院、圣米歇尔教堂、荷兰的风车群和布鲁塞尔的广场。回到日本后，我在银座看到“世界遗产—100 张地球的记忆”的摄影展，才知道自己在欧洲拍的这些名胜古迹与中国的长城、日本的京都古城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 世界遗产。这个展览上展出的作品是由来自全世界的20 多位摄影师拍摄的。当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持续推进，各行各业迅猛发展的年代。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在东京上映，将中国色彩及中国传统文化描绘得淋漓尽致。作为中国人的我能不能一个人完成“世界遗产—100 张地球的记忆”的拍摄并将其介绍给中国？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我开启了世界遗产摄影之旅。2002 年底，我在拍摄了77 个国家200 多处世界遗产后在东京首次举办了世界遗产摄影展。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曾为我亲笔写下致辞，《人民日报》第二天也做了相关报道。

　　2004 年6 月，第28 届世界遗产大会在苏州召开，我受邀在主会场举办了“一个中国摄影家眼中的世界遗产”摄影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同时举办“世界遗产——著名摄影家周剑生摄影展”。在开幕式上，我被授予和平友好基金会荣誉理事。中国美术馆一次性收藏了我的10 幅摄影作品。2005 年底，中央电视台接到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其中最重要举措是决定设立中国的“文化遗产日”。2006 年 6 月10 日，中央电视台举行大型节目“中国记忆——中国文化遗产日直播行动”，我有幸受邀参与了节目的现场直播，主持人撒贝宁和李潘在节目中采访了我，我拍摄的中国的世界遗产照片在背景银幕上滚动播放。

　　摄影历险记

　　我的座右铭除了“不打无准备之仗”之外，还有“响鼓重锤敲”。每次出发前，整个行程已经在脑海里翻来覆去地琢磨、演练多次了。为了寻找不一样的角度，往往要绞尽脑汁。比如在埃塞俄比亚拍摄拉利贝拉岩石教堂时，教堂建在2600 米高的岩石高原上，入地十几米深，我想拍摄到它的全貌，但当时还是胶片时代，没有航拍条件，我便想到了一个“土” 办法。找来3 根竹竿，用布条将其捆绑连接在一起，在竹竿顶端固定了照相机和一台小型摄像机。雇了几个当地的孩子将竹竿撑起。凭着这随风摇曳的自制“单脚架”，利用摄像机的屏幕取景，用10 米长的快门线拍到了航拍也难达到的效果。

　　在拍摄位于智利复活节岛的石像时，我查阅大量资料，发现还从来没有人拍过石像的夜景，我便出发前每晚在公园里，对着几块大石头用闪光灯练习曝光量。在抵达复活节岛的第二天，我从房东家租来一匹老马，带上拍摄需要的器材和装备，骑着马唱着歌顺着小路前往拍摄地。当天，皓月当空，我拍得心满意足。但当准备返回的时候，却突然发现天黑了辨不出回去的路。在几次寻道无果后我想起了“老马识途”，索性放开缰绳，没想到老马晃晃悠悠地载着我走了两个小时，最后真的把我带回了所住的村子。

　　在我所拍摄的127 个国家中，意想不到的事情时有发生：在水城威尼斯，为了选择具有新意的拍摄角度，连人带器材一起掉进了运河；在巴基斯坦曾误入核试验基地，在军官的盘问下，我装作回放拍摄内容，快速地将拍到的基地场景都删掉，才侥幸脱身；在危地马拉东北部的蒂卡尔国家公园，为了拍摄这座最大的玛雅古城，夜闯热带雨林，使用闪光灯拍摄惊扰了老虎，我当机立断丢掉所有的器材逃出森林；在韩国拍摄昌德宫，为了寻找一个合适角度，我佯装内急，闯入一处正在施工的饭店，跑上三楼，在已经停用的女厕所窗台上完成了拍摄。后来日本世界文化图片社在选照片时大感惊奇，说从未见到过这种角度的昌德宫。当时我内心想：那是因为没有男摄影师敢进女厕所罢了。

　　匠人匠心

　　拍摄世界遗产要比拍摄风光难度大许多，拍风光重在“感动”，只要看到动心的景色，随时随地均可创作，但拍摄世界遗产，首先要考虑“主题”，离开了遗产本身，一切都无意义。为了拍摄世界遗产，很多时候我在拍摄的路上看到动人景色时也只能忍痛离去，甚至都不敢回头再看上一眼。我认为“专业”摄影师要有情操、有信念。不可一心二用，不可见“色”忘义。

　　此外，在拍摄世界遗产时会受到很多限制。比如最佳拍摄光线的时刻，景区不开门，不许进。这时只能另辟蹊径，或是利用远距离、其他角度去拍摄。有些文化遗产不允许带三脚架进去，这就需要开动脑筋想窍门。我在拍西班牙巴塞罗那高迪建筑时，三脚架存在入口处，站在房顶上看到好的光线，便移动了一个大垃圾箱，把相机摆上去拍摄。我动手能力较强，自己制作了一个圆铁盘，中间打个孔，用螺丝钉固定上一个云台。摆在地上同样起到小三脚架的作用。而且还是个难得的低角度三脚架。在印度阿旃陀石窟中我用它拍摄周边石刻，一名保安赶过来查看，我说这可不是三脚架，他无奈地点点头走了。

　　拍摄世界遗产全貌，超广角镜头不可缺少，因为要尽量去表现遗产与周边环境的关系。日本的摄影师们不太喜欢超广角，他们认为会变形。这恰恰便宜了我。我的代理商告诉我，我的作品卖价能高出市价1/4 的价格，除了代价高之外，不排除我有与众不同的新颖表现力。日本《妇人公论》杂志连载我的作品13 年，《周刊钻石》杂志的连载截至2022 年已经是第7 年，预计共连载10 年。如今，新冠肺炎疫情当前，对我来说，一方面痛惜失去了拍摄时间，另一方面又庆幸自己赶在了时间的前面。从1994 年至今，我拍摄世界遗产28 年，已经完成了127 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遗产拍摄。目前，全球的世界遗产总数量增至1154 项，我期待着再次横刀立马，去拍摄那些未完成的世界遗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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