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也尚节俭

　　中华民族素有崇尚节俭的优良传统，崇俭抑奢是古人一直秉持的理念。两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迈入新的巅峰，社会生产力显著提升，物资供给颇为丰盈，特别是日常所需的粮食、蔬果、肉类等物资的品类及数量远胜于前代。此外，宋代是少有不倡导“重农抑商”的朝代，商业的兴隆与海外贸易的勃兴，使商品流通空前繁盛。这一时期，市民阶层逐步形成，由此产生了多样化的消费文化。特别是在食品、器物、服饰及文化艺术等领域，市民阶层开始追求较高的生活品质，由此也产生了奢靡浪费的现象。一面是戒奢从简的文化传统，一面是发达商品经济下的豪奢之风，宋人究竟会做出何种选择呢？

　　奢侈之风日炽

　　北宋立国之初，面对五代末年因长期战乱所导致的社会物资匮乏的窘况，上至君臣，下至平民，大多力主“戒奢从简”。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汲取历史兴亡的教训，倡导臣民应当节制消费，反对奢华之风。即便是富贾仕宦，日常也很少使用金银器物，更不用说寻常百姓之家了。当时的文献记载中亦鲜有以奢靡为荣、相互夸耀逞胜的事例，人们大多主张勤俭持家。南宋文士王栐在《燕翼诒谋录》一书中，就对北宋初年崇尚俭朴的社会风尚大加褒扬。

　　然而，这一境况并未持续很久。北宋中期，随着国家承平日久，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奢侈浪费成风，市民的消费观念日趋尚奢。尤其是“澶渊之盟”签订后，宋辽两国迎来了长达百年的和平时期， 战事消弭， 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财富积累也日趋增多，民间消费力愈加旺盛，人们对物质生活的理念追求也发生着变化。宋真宗时，宫廷就开始大量积敛钱财和奢侈品，尤其在举行盛大祭祀活动之时，朝廷浪费严重。宋神宗时， 社会上开始弥散追求饮食丰盛和器物奢华的不良之风。当时就有不少人罔顾谨身节用之道，“ 以惰为乐， 以侈相骄”，日常饮食讲究精致细腻，“ 一人而兼数人之食，饮酒宴乐， 游荡无度”， 奢侈之风日炽。

　　看菜之风流行

　　当时的人们还极力推崇食物的鲜香味美及视觉感官享受。譬如， 每逢盛大节日或举行宴会之际，不仅要有珍馐美馔，还要以歌舞助兴。《东京梦华录》中就记载汴京有不少高档酒楼出售野味，如獾儿、野狐、獐子、狍子等。此外，还有用野味腌制而成的各式肉脯。

　　北宋年间， 还流行看菜之风。看菜作为一种饮食风尚，古已有之，宋代的看菜之风则极为兴盛。据《宋朝诸臣奏议》记载，宋人饮宴聚会之时，席面上往往陈设一些装饰物，或是食品，或是器物，谓之看菜。作为一种饮食礼仪，所设的看菜之物是不可食用的，由此造成了食物的极大浪费。譬如，宫廷宴饮群臣之时，就会准备各式精美的装饰性菜品。此外，还要分列环饼、油饼、枣塔、时令果蔬为看盘，以显示皇家的气派与奢华。

　　在礼遇辽国使臣之时，宋廷还要额外增加猪、羊、鸡、鹅、兔及连骨熟肉等，以小绳束缚，作为看盘。民间也盛行此风，宴请宾客时，于佳肴之外，或别具盛馔，或馈以生饩，或代以缗钱，皆不食之物，以示看菜。

　　宫廷生活极尽奢华

　　北宋末年，特别是徽宗临朝、蔡京擅权之时，朝廷消费无度。据记载，当时汴京城里有个权宦名为童贯，他特别爱吃包子，聘请众多仆役为他制作包子，每道工序都分工明确，包子皮、包子馅、包子料等，都有专人制作。其中，有位侍女是专门负责包子馅里葱丝这道工序的。出嫁以后，夫君想吃她做的包子，她却无奈地感叹，自己向来只会切葱丝，竟然从没有做过包子。

　　宋徽宗也是极尽奢华。尽管他在治国方面毫无建树，却是一位难得的艺术家，对工笔、音律等颇为熟稔。他创作的《听琴图》是一幅绢本设色的工笔画，堪称经典之作。《听琴图》描绘了宋徽宗在苍松劲风下焚香抚琴的优雅姿态，画中的金盘玉炉、古鼎名花及所穿的玄袖深衣，尽显奢华之感。

　　南宋初年，宋、金长期处于对峙交战的状态，致使国力羸弱。因此，宋高宗大力提倡节俭，并要求臣下不可铺张浪费。然而，“绍兴议和”后不久，南宋朝野就耽于天下太平的美梦之中，崇尚奢侈的观念又大行其道，“竞尚华居，竞服靡衣，竞嗜珍馔，竞用美器”。南宋文士周密在《武林旧事》中记载了绍兴二十一年（1151 年）张俊宴请宋高宗的菜谱，菜品分两轮上，仅凉菜和开胃小吃就多达106 道。南宋诗人林升在《题临安邸》一诗中也感叹：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可见，临安城内的达官显贵早已将亡国之恨抛诸脑后了。

　　豪阔的普通市民

　　商家为了招徕顾客，不仅热衷装饰雕刻食物，构筑奇巧造型，而且费尽心力，制作精美奢华的包装。北宋著名文士司马光对这一浪费行为大加鞑伐，认为世人取果饵而刻镂之、朱绿之，以为盘案之玩，乃“以目食者”，深以为耻。他还指出“近岁风俗尤为侈靡”，官僚士大夫宴请宾客，酒必要国家内酒库所供，果肴追求远方珍异品种，食物讲究品类丰富，饮食器皿摆满席案，竞相以奢华相胜，以新奇相夸。

　　可以说，当时的人们在婚丧、奉养、服饰、食物、器用等方面毫无节制。《东京梦华录》 “会仙酒楼”篇中就记载了汴京城内普通市民的豪阔，说酒店中的食客不论何人，哪怕只是两人对坐饮酒，也须用“注碗（一种温酒具）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

　　君臣力倡“戒奢从简”

　　面对日益严重的奢侈浪费现象，一些文士竭力呼吁节俭饮食，倡导清俭食风者不断涌现。尤其是士大夫群体，他们以笔为器、以文为据，对此类不良的饮食风气予以劝诫和警示，力图使节俭饮食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同时也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就指出，一旦天下以奢为荣，以俭为耻，则“富者贪而不知止，贫者则强勉其不足以追之”，以致相互效仿，奢侈浪费积习难改。

　　南宋文士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一书中也指出“节俭之益非止一端”，并从节俭“养德”“养寿”“养神”“养气”等几个方面进行阐述，强调“俭则不贪不淫，是可以养德也”，大力倡导“戒奢从简”的生活理念。在他看来， “以俭立名，以奢自败”，节俭是立德的根本，是评判个人德行的重要标准。

　　士大夫们除了慎独慎微之外，还利用各种机会规谏帝王提倡节俭。北宋文臣范祖禹认为，“古之圣帝明王莫不以俭为美德，侈为大恶”，规劝帝王俭以养德，避免奢侈浪费。文士韩琦多次规谏宋仁宗提防“内患”，其中就涉及“浮费靡节，横赐无常”。南宋绍熙初年，宋光宗即位。彭龟年上疏分析宋室南迁以来朝廷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强调国家之所以困乏、军民之所以穷悴、士大夫之所以骄堕，皆由一个“侈”字而起，“侈生于逸，逸生于豫，日益滋长，恐致蛊败”，规劝君王应当“戒奢从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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