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数字经济给当代女性带来的危与机

　　摘要：数字经济及互联网的发展，创造数字性别红利，扩大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价值，减轻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弱势，为女性开创了新的就业空间和领域，为推动女性更平等、充分、高质量就业、创业提供了新契机。但互联网发展高速期，我国性别差异指数却有所增加，分析原因是数字技术类岗位中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女性从事STEM专业人数少，数字技术和能力不足，“未来工作”机会受阻。需要警惕“她经济”中消费主义思潮，利用数字文化环境、配合教育、政策支持，引导女性角色转变为“生产者+话语者”，推动女性走在数字经济时代前列。

　　1. 数字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为我国女性发展带来契机

　　随着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断提升，中国信通院白皮书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8.6%，同比名义增长9.7%。“十四五”规划指出，我国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切实保障女性群体发展权利和机会，深入实施女性发展纲要，持续改善女性发展环境。阿里研究院2021年出具的《数字经济与中国女性就业创业研究报告》指出数字经济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数字性别红利，推动女性实现更高水平、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创业，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动力，实现更大的经济收益与社会效益[1]。在数字经济发展中互联网平台经济的优势对产业价值链扁平化塑造的能力，通过去掉产业价值链条中冗余的中间环节，使得商品或服务可以直达用户，因此在线教育、家政到家服务、电商直播、网络客服、外卖配送等减少了中间环节，成为扩大女性就业规模的重要领域，减少了对女性的就业、创业歧视，推动女性工作与生活平衡度提高。但我国女性实际现状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和预期出现一些差异，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1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我国在156个国家中排名第107位，而2008年此数字是130个国家中排名第57位，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女性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也蕴含了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2. 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女性就业和收入

　　数字经济中互联网平台的扁平化链接减轻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弱势，数字经济互联网在线化跨区域的就业形态方便了女性对工作的自主安排，满足女性对于工作时间灵活性的需求，让女性“既赚钱，又养家”。这为女性赢得家庭支持，以及进一步增加劳动供给提供了经济基础。

　　国家信息中心的报告显示，由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我国新就业形态从业者从5000万人增长至8400万人，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0年灵活就业从业者调研，2020年我国新就业形态中女性从业者占比率达到了32.7%，基本达到了三分之一的水平。但与此相对应，2021年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终期统计监测显示，全社会就业人员中女性比重保持在四成以上。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3.5%[2]。由此可见，整体女性就业比率比新就业形态中女性就业占比仍然高出10%，数字经济中目前的女性占比相比较社会整体就业占比还是较低,女性在数字经济发展中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戚聿东、刘翠花《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使用是否缩小了性别工资差异——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分析》中基于 2010 年、2013 年、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性别工资的影响及工资差异分解，该调查认为互联网收益率差异拉大了中高层群体性别收入差异，减小了低层收入者性别差异[3]，也就是说数字经济的互联网使用让更多的女性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来，和男性站在了较为平等的位置，但对于数字技能需求较高的行业，比如AI技术、智能制造、区块链等中高收入的职位，性别工资差异确有拉大的趋势。世界经济论坛《2021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指出，在数字技术的就业领域，女性比例很低，比如在云计算领域，女性比例仅为14%；在工程学领域女性约为20%；在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女性占到32%。这一点在我国也得到了验证，BOSS直聘研究院发布《2021中国职场性别薪酬差异报告》显示，2020 年，数字技术类岗位中女性占比仅为 17.9%，女性数字技术岗位占比较低[4]。

　　数字经济在全要素生产率得到大幅提升，在一般性的工作上降低了性别的差异，降低了性别收入的差距。但在数字经济时代，重复性、机械性的一般性劳动更容易被人工智能和数字系统替代，而女性对于数字技术革命带来生产力飞跃发展的数字技能的“未来工作”岗位，如数据处理、软件编程、人工智能、区块链和云计算等就业和创业机会和空间较为不足，数字经济可能造成性别的岗位分化和收入分化。

　　3. 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女性教育

　　从高等教育上看我国的女性数量的占比逐年增加，女性的整体素质得到了较大的提升，这与多年来我国义务教育普及以及高等教育扩招分不开，高等教育女性比例的增加，极大地减小了性别的素质水平差异，国民整体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从2012年开始，我国女大学生比例就超过男大学生，2020届大学生中女生占比52.04%，男生占比 47.96%，这点非常值得欣慰。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未来工作占据主要位置的STEM学科，主要指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学科，男生比例远高于女生，其中工学类男生占比达 63.89%；理学类男生占比达 54.61%。STEM学科女生比例低意味着女性从事“未来工作”数字技术相关职业机会降低。2021年我国985大学中女生仅占约35%的比重，985院校中女生只占3成说明女生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所处层级不高。未来机器人换人引发的一般性工作岗位失业可能会对女性造成更大影响，而在学科专业上学习STEM专业对适应云计算、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未来工作”非常关键。

　　4. 数字经济时代“媒体+商业”形态对女性的构建

　　数字经济扩大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价值，由于女性的性格特质，在软技能方面的优势可以得到更好的发挥，尤其是洞察消费者和感知市场能力，女性软技能的特质契合了互联网平台多元化和生态共赢的基础特征，在互联网平台上女性的软技能和男性的硬实力的生态合作，实现了最大化价值创造。因此，女性在互联网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特别适合电商客服、销售贸易、直播主播以及自媒体类型基础型工作，这些工作中更多女性的参与和融合形成了良好的生态模式，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使得“她经济”如一股巨大海啸席卷互联网及数字经济平台，形成福柯所说的女性话语。女性群体活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以小红书、拼多多为代表的网络电商、社交电商，它们成为公域流量汇聚地，数字经济时代特有的自媒体——以朋友纽带为连接的微信社群、朋友圈也成为女性消费的私域流量汇聚地，女性以体验经济、旅游消费、健身消费、学习提升作为“她经济”的呈现方式。

　　需要警惕的是，无论小红书还是微信公众号的自媒体写作最终需要通过粉丝来变现，无论是抖音创作还是西瓜视频、快手视频号传播，最终也通过网络店铺销售来支撑，网络直播和带货更是如此。“媒体+商业”是目前数字经济互联网平台的底层商业模式，女性契合了这样一种商业模式，形成了话语。福柯的话语理论认为，话语即权力，权力通过话语而在文化机制中起作用[5]。女性话语通过数字媒体平台以自媒体和短视频、直播等形式海量地表达出来，重塑了现代女性从传统家庭型向独立悦己型转变。“她经济”特征铸就了女性经济迅速发展的新时代，但值得警惕的是，“消费者+话语者”的话语模式看似自主，但其实也是数字经济互联网平台对我国文化洞察而实现的智能算法对于女性消费者欲望和焦虑的捕捉。近年出现了所谓“口罩腰”“A4腰”“iPhone6腿”、直角肩、蝴蝶背等以女性身体标签为主的视频挑战，这些视频挑战中所谓的女性话语，让女性身体物化作为工具来获得经济收益，构建了此种话语语境中的物化的女性身份[6]。性别构建主义认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塑造出来的，这种数字经济互联网平台为了实现商业目的女性性别的构建，强化了女性被物化的地位，附庸了并不独立和平等的价值观念，迷惑了真正的女性价值和女性意志。

　　结语

　　综上所述，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她经济”被提升到新的高度，女性成为新时代消费的主力军，女性的消费方式从家庭型消费向悦己型消费转变。数字经济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数字性别红利，推动女性实现更高水平、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创业，给女性带来极大的发展机遇。但仍然需要平衡数字经济及互联网平台给女性独立和进步带来的一些问题，表现在女性数字技能较弱，女性高等教育中符合“未来工作”优势专业上的比例以及国内顶尖学府的性别比例都相对较低。特别让人揪心的是，女性在数字时代获得的“消费者+话语者”的角色模式虽然获取了表达自己的机会，却被消费主义思潮裹挟，丧失了独立的审美和价值，从而让处在“消费者+话语者”角色的更多的女性被物化、被规训、被构建和被塑造。

　　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女性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指出：“女性是人类文明的开创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让性别平等落到实处，推动女性走在时代前列，建设一个女性免于被歧视的世界”[7]。如何让女性走在时代的前列，在数字经济文化的环境下激发女性意识的独立，获得“未来工作”经济参与度和政治赋权的平等，逐渐缩小性别的差距，需要引起整个社会极大的关注。

　　首先重视和强调主流媒体引导作用和价值标杆，以身作则主动使用理性、客观的话语建构女性形象，尽力摘除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抵制或消除对女性的偏见。需要培育良好的数字文化拟态环境，让处于互联网平台“消费者+话语者”角色的女性话语被引导和监管，数字经济中的话语是由互联网平台自媒体短视频以及直播的方式来表达的，但整体价值观的输出和良好的舆论体系依然需要被引导和建构，社会需要和谐的音符和促进女性意识健康发展的话语体系，让各个符合核心价值观，促进女性独立精神、正确价值观念和意识的话语在互联网平台中被更多地呈现。如李子柒的一系列中国文化传统视频彰显了中国优质的传统文化和中式美学，也传达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女性尊重老者、勤劳朴实、心灵手巧的文化特征，更是树立了一个独立自由、自尊自强的新女性的形象，这样的优质内容在国内外广泛地传播，起到了非常正面的舆论影响和传播效果。

　　其次应该倡导并培育女性在适应“未来工作”的STEM的学科专业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增加女性数字技能的免费培训，降低一定分数让更多的女性进入STEM学科学习，消除女性在STEM学科专业学习和就业弱势的刻板印象，树立一系列女技术员、女工程师、女科学家、女航天员的榜样形象，消除在工程、数字、技术技能、数学学科的性别限制，强制比例甚至优先推荐录取女性。2021年科技部等十三部门印发《关于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若干措施》通知，放宽女性科研人员的申请年龄，逐步提高女性专家参与比例，同等条件下要优先推荐女性科技人才，就是我国消除女性刻板印象倡导女性在科研、技术、生产领域实现人生价值的体现。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中考察了女性作为“他者”的形成过程，女性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极少参与社会生产活动，进而失去话语权，致使社会地位逐步下降的。要警惕数字经济中的“她经济”女性仅作为“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的形象，努力增加女性的经济参与度，树立“生产者+话语者”的女性角色。女性在数字经济及互联网平台中虽然更容易兼顾家庭场景和工作场景，但数字经济带来的工作生活化、生活工作化界限的模糊，将对女性高效利用个人工作时间提出更高的要求，应增加相关社会公立机构和民办机构，将女性的婴幼抚育、家务劳动等进一步社会化，同时倡导男性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和家庭教育工作，举办各类数字化培训强化女性数字技能掌握“未来工作”，促进女性从消费者向生产者转变，促进女性走在时代前列。

　　数字经济以及互联网平台所营造的文化环境和群体话语权给予女性平等的话语及表达机会，但要跳出“消费者+话语者”的角色模型，营造适合女性经济独立和个性发展的社会环境，建立“生产者+话语者”的角色模型，在数字经济和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洪流中利用数字文化和数字媒介的声音去涵化女性独立主体的价值，跳出思维的禁锢，努力消除刻板印象和歧视，降低经济参与度、教育、健康、政治赋权等两性性别差距，努力消除性别歧视，推动女性走在数字经济时代前列。

　　参考文献：

　　[1]阿里研究院.数字经济与中国女性就业创业研究报告(2021年)[R].2021.11.

　　[2]国家统计局.《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终期统计监测报告[R]. 2021.12.

　　[3]戚聿东,刘翠花.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使用是否缩小了性别工资差异——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0,(9):70-87.

　　[4]BOSS直聘研究院.中国职场性别薪酬差异报告(2021年)[R].BOSS直聘研究院,2022.

　　[5]刘北成编著.福柯思想肖像[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6]周琦宇,孙海燕.“被建构”的身体——大众媒体视阈下对女性身体审美的影响[J].大众文艺,2020,(19):227-228.

　　[7]王蕾.媒介·权力·性别：新中国女性媒介形象变迁与性别平等[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

　　作者简介：张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数字化时代社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