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欲相见，我在悲喜交集处

　　写作，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逃离：从某种参与其中抽身，从某种亲密无间退后，从某种不得不为出走。

　　选择一个议题，就是在喧嚣世界的腹地选择一条透明通道，各种事实、知识、经验、情感的碎片在通道外飘浮游荡、呼啸盘旋，你甚至可以听到它们在喋喋不休、窃窃私语。每一次，你都像一个初次旅行的背包客一样孤身前往。你当然携带着地图，预设了路径，确定了目标，但心中却又暗暗期待猝不及防的歧路、不期而至的风景。

　　此刻，一切都向你开放，一切也都向你关闭。你全然沉浸在这个透明的管道里，忘记了这个世界，世界也忘记了你。因此，你得以与自己形成了另外一个世界，芥子之微的国界线，你要召唤雄兵百万来镇守—电脑键盘敲下的每一个字，都必须是你能以性命相托的无双国士。

　　罗兰·巴特在他的第一本书《写作的零度》里说：“在它就要死去的时候，就会散发出最明亮的光芒。”

　　这么说写作，似乎太沉重了。

　　在这个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年代，我向往这样的沉重。

　　因为，它能让我看到真实的自己—如欲相见，我在悲喜交集处。

　　某种意义上，我之所以为本书写下副标题 “摄影，最终是解决自己的问题”，并以“自己／问题／解决／我见”四个关键词搭建全书框架，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多年前刚开始撰写理论评论文章时，我以为如此书写当是高度理性且尽可能摒弃个人情感的，但随着写作的慢慢积累，我意识到：所有的摄影书写，其实都是写作者与摄影关系的最终体现。如果没有内心深处的触动领悟，没有情感末梢的体验投入，所谓的高度理性，必然是工具化的。

　　当然，这里的个人情感并非一己之私，而是我们所有人从“观看”到“观念”的英雄之旅中得以不断前行的动力与活力。

　　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严峻事实是：这样的力量并非一直源源不绝，相反，它以宏大张扬的方式萎缩凋零。喧嚣与骚动，其实从来都是空寂无声：

　　摄影，正在与一切有关，却唯独与摄影无关。

　　随着5G、AI、VR日益渗透人类的日常生活，想象与现实相互置换，真实与虚拟不断翻转。时空急剧膨胀，亦快速折叠；信息洪流浩浩荡荡，席卷裹挟之处，既冲刷出无限可能的绿洲，也遗留下无人知晓的孤岛。

　　一切都在成为动词，加速度地脱缰而去；而细腻生动的生命本身，却成为名词，成为被数码与算法指代、解析、编辑、复制的他者。

　　这是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其核心却不再是 “万物一体”，而是“万物有芯”。 一方面，实体世界中瞬息万变、难以把握的信息因功能日趋强大、成本日趋低廉的采集、储存、计算技术而变得可分析、可预测，社会效率和生活质量大幅提升；另一方面，各种平台的垄断模式及其背后的数据驱动模式，使得权力、安全、公平、竞争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更加复杂化。

　　这带来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图像，已非身外之物。无论你是谁，无人不在图像之中。图像化生存，已成为我们的常态：我们在图像里塑造自己，认识他人；以图像区分不同的人群、划分不同的阶层；充塞各种空间的图像，成为个体的存在方式和联结方式。摄影，作为一种图像生产机制与视觉媒介，改变着人类的观看，同时，也被这种观看改变着。

　　那么，什么是摄影？

　　从定义和属性上讲，这个问题已没有标准答案。

　　摄影是什么？

　　就功能和目标而言，它的边界一再被自身突破。我的文论，便是尝试在这样没有边界的边界中，努力探索一种没有答案的答案—如胡适先生言：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便有一寸的欢喜。

　　当下的摄影，可以是集体的狂欢，也可以是个人的冒险。阡陌纵横的广阔原野，不再有什么必经之路。你的方向，不是关于多数与少数的选择，而是你自己的选择。

　　因为，观看必须由观察的起点抵达观念的高度。它不是一个行为，而是一种意义。

　　这个意义，首先与你自己有关。

　　即使它开始于这个世界；最终，也必然回到你自己。只有当它对你有意义，才可能对更多的人有意义。

　　个体的独立和自由，并不等同于大数据的 “度身订制”；所有的观看，只有在观念层面独抒性灵，才能生生不息。

　　万物一体，寄托着无数生命基于永恒而共鸣的理想；万物互联，则是这个理想在现实既主动又被动的投射：无论如何，它在催促我们更迫切、更深刻地思考每一个“自己”。

　　如欲相见，我在悲喜交集处。回首每一个夜深人静、独自写作的日子，虽然疲惫，却是完全属于我的时间。写作必然是孤独的，因为它是以孤独疗愈孤独。如果说这些文字的显性动机是学术兴趣，那么，隐性动机则是寻找精神上的同类。观点交锋，性情互见，悲喜自不相同，相同的是悲喜交集时的默契与慰藉。《从“观看”到“观念”》文本之外的一点寄意，便尽在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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