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方法中的知人论世法

　　“知人论世”是个习用的成语，常被用来表述一种关于了解和研究人物的方法。《辞海》（第七版）对它的释义是：“指为了解一个历史人物而论述他的时代背景。”并引清代学者王昶的《湖海诗传序》作为书例：“以诗证史，有裨于知人论世。”按此解释，似乎这个成语的意思比较简单，且似乎此语较为晚出。实际上，从使用情况看，人们对这个成语的理解不尽相同，颇值得考究一番。

　　这个成语的源头也很早，出自《孟子》。《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人论世”四个字就是由此演化而来的。第一句好理解，是说颂诗、读书要了解作者其人。第二句就有些费解了。何谓“论其世”？“世”指什么？朱熹是注释《孟子》的权威，他解释“论其世”云：“论其世，论其当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观其言，则不可以不知其为人之实，是以又考其行也。”这里的“世”指身世、经历。也就是说，要想了解作者其文、其人，就必须了解作者的身世、经历。这里的知人论世，既是读书法，又是知人法。

　　这种读书、知人必先了解作者身世的方法用于文学评论，就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方法中的知人论世法，即：通过考察文学作品的作者的身世经历来研究、认识和评价文学作品。如南朝文学评论家钟嵘就很善于用这种知人论世法考察作品。他在《诗品》中评论晋朝诗人刘琨的作品时说：“其源出于王粲。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这是用刘琨生逢厄运的经历来解释其诗何以多感慨悲愤之词。金圣叹评点《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赞》云：“末‘穷愁著书’，另宕一句，乃写自家意思。”则是用司马迁遭受宫刑的遭遇来解释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动因。现代文学评论家更是自觉地、经常地运用这种知人论世法考察作品。如一位研究曾朴所著小说《孽海花》的论者谈道：要深入剖析《孽海花》，就“要了解作家的生活，‘知人论世’，故有必要寻觅足迹，探索一下曾朴的生活、思想历程与创作过程”（王祖献《孽海花论稿》）。

　　对于知人论世的“世”，除了释为身世、经历外，还有释为“时势”或“时世”的。“时势”“时世”，即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这种含义的知人论世，同样被用来考察文学作品，如一些文学评论家把某一作品与当时的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结合起来考察，就是如此。这种知人论世已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批评方法，而是被广泛应用于编纂、著述、治学等方面的一种方法。这就是说，知人论世法又是编纂法、著述法、治学法。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曾谈到编纂文集的方法，涉及知人论世的编纂法与著述法，他说：“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这里所说的知人论世的“世”，当是指“时势”“时世”，所谓编文集用编年法、给古人做年谱，都是通过审视时代和社会的大背景来考察作者、考察古人。年谱的作者都是以“知人”为目的的，他们之所以采用年谱这种形式，是因为他们懂得知人须先考见“时势”的道理。有一部《三曹年谱》，其著者在编例中说明书的内容时写道：“略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重大事件，以便与谱主曹操、曹丕和曹植的社会活动和诗文内容互相参证。”可以看出，著者是自觉地运用知人、知文须先考见“时势”的知人论世法的。

　　著述、治学运用这种知人论世法，常能获得很好的效果。邓云乡先生有一本很有影响的著作《鲁迅与北京风土》，其写作构想就甚得益于这种知人论世法。这部书以《鲁迅日记》为经，以风土景物为纬，因人寓景，极有兴味。王西野之跋语论此书这种写法的立意云：“从鲁迅接触的特定环境来研究鲁迅，于知人论世，是不无用处的。”亦即通过考见鲁迅所处的“时世”来了解鲁迅。朱成甲所著《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用的也是这种知人论世法。这本书的主要特点是“不是让历史人物自己来解释自己，而是让时代来解释人物”，也就是通过研究时代来研究李大钊。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较之仅仅孤立地研究李大钊本人的材料要准确、深刻得多。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方法中也有知人须先考见“时世”的知人论世法。他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的审查报告中说：“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于此可见这种知人论世法对于治学的重要。

　　读书必须知人，读书、知人必须明了其人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的状况，这种知人论世的方法用“联系”的、“全面”的（不是孤立的、片面的）眼光观察问题，是非常富于辩证精神的。我们应当重视并善于利用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