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时期北京的大中华文化

  康乾时代的京师在当时的世界上,城市人口最多,商业最发达,消费水平最高,城市建筑最辉煌,城市管理最健全,城市文化最灿烂。北京城市社会具有开放性、聚集性、先进性,代表着当时世界上最高端的城市形态。

  有了国家昌盛的基础,作为清朝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者,北京产生了文化上的强势影响力。文化影响是当时北京最突出的世界区域性城市特征之一,具有政治、经济影响都不可替代的意义。

  清朝定都北京以后,统治者意识到,武力可以占领整个国家,但要长久统治这个国家必须靠“文治”,满族文化固然也有优秀的东西,但统治一个绝大多数人长期接受汉族文化教育的地域,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君权文化定位的调整,也就是满族皇权与中华正统文化的对接,变得十分重要。在继承并发展大中华文化的重要转向中,皇帝本人的作用十分关键。康熙、乾隆对大中华文化的学习与推动,是积极的、有力的。

  康乾时期,紫禁城内的乾清宫一带,出现了浓厚的学习中华经典文化的氛围。乾清宫西侧的弘德殿,南面的上书房、南书房都是皇家读书学习的场所。康熙曾建立“日讲”制度,即皇帝亲自参与的学习制度,地点就在弘德殿。弘德殿在明代是召见臣工之处,清代则为皇帝办理政务及读书之处。康熙年间,康熙皇帝每日退朝后,都要在那里与学者见面,命“讲官”进讲四书五经,并与讲官讨论吏治之道,有时也吟诗作赋。康熙与这些学者“无异同堂师友”。康熙曾写过一篇《乾清宫读书记》,体现了这位皇帝认真学习的精神。

  除此以外,清朝在北京内推行了一系列的建筑改造,目的在于利用建筑物的景观象征性来彰显传统文化价值观。例如,改变历代帝王庙主殿的颜色,将殿顶部的琉璃瓦由绿色改为黄色,提升到最高景观级别。殿内陈列各民族的帝王牌位,显示出多民族国家特点。用乾隆的话说是:“中华统绪,不绝如线。”另外,也将孔庙主殿顶部的颜色改为黄色,提升了孔子的地位。

  国子监是封建王朝的最高学府,在清代以前,国子监一般由礼部管辖,清代则改为由皇帝直接过问。乾隆皇帝继承其祖父康熙的学习精神,读书不倦。此外,他生性“好古”,做事喜依古典。乾隆仿照《礼记》所说的“天子(讲学)曰辟雍”的制度,在国子监内建增了辟雍(即天子讲堂),乾隆亲自到这里“临雍”讲学。乾隆讲学,听众多时达3 千多人。讲学时,乾隆常常会向听众提问,回答好的有赏,回答不好的则降级或罚俸。乾隆还在紫禁城内增建了重华宫。“重华”一名的含义来自《尚书》的“重华协帝”,意指尧、舜对崇高道德的传承。尧、舜是中华政治文化的重要符号,表达着传统的华夏政治理想。重华宫在紫禁城的出现,是满族皇权打破民族壁垒,转向大中华文化的又一重要象征。

  清代北京的内城,主要是八旗军事组织的驻地,犹如一片兵营环绕着紫禁城,这反映了满清政权初期的不稳定以及对被征服者的不信任。随着清朝政局的稳定与北京社会的和谐发展,尤其是随着皇室文化向大中华文化的转向,清廷皇权的文化形象开始改变。西郊“三山五园”的修建,特别是圆明园的修建,为皇帝的活动提供了新的文化环境。康熙、乾隆常常移驾西郊园林区,这一举动的意义不是在简单地寻求娱乐,它表明,皇权的理政场所由兵营式的内城,转移到了西郊具有中华风格的山水亭榭之间,这有力地体现了清廷的文明之治。

  这些重大文化举措的意义在于精神、道德、伦理观念的树立,在于寻求立国的最高意识形态准则。康熙、乾隆不是普通人,他们是最高统治者,是万民表率。皇室高高竖立大中华的法统旗帜,在极大的范围内,包括对东亚的大部分地区,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文治,即文教之治,是要用和平的心理方法,获得大规模领土人口的稳定与多民族的团结。19 世纪末,在列强的侵略、瓜分、挑拨面前,中国没有分裂,足见清朝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牢固性。

  在社会高层的倡导下,在发达稳定的社会环境下,北京城作为首善之区,呈现为一个具有动态性、开放性、聚集性和先进性的大都市,在这里有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的各界精英,共同推进了北京文化的大繁荣。除了中国精英分子,一些外国精英人士,也不断进入北京城,在文化和科技上,推动了中外的交流。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