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不安分”的经济变量

　　在2 0 2 2年9月召开的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气候问题成了成员国之间讨论的重点议题之一。成员国元首一致认为，当前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日益显现，全球行动紧迫性持续上升。气候变化及其负面影响已经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迫切问题，给人类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

　　气候问题有多紧迫？就今夏来说，从东亚、欧洲到北极，多地的高温打破历史记录，而原本就处在危机中的全球粮食安全问题、能源供应问题也因此变得更为棘手。在受访专家看来，全球变暖带来的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当下不可逆的事实，未来极端的气候将成为常态化事件，若是不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全球经济增长将会面临巨大危机。

　　“岌岌可危”的欧洲

　　冰川融化、河流汛期反枯、电力能源供应紧张等诸多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次生问题让全球的秩序一度陷入混乱。今年7月，创纪录的持续高温席卷了全球多地，从欧洲、非洲、亚洲、北美再到北极。

　　在欧洲，极端天气带来的影响似乎更为直观。向来气候温润的英国在7月发布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首个异常高温红色预警；一个月后，受到高温少雨的影响，英国政府又宣布英格兰14个地区中已有8个地区处于干旱状态。而除了英国，欧洲西部、南部及中部也同样因为少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旱灾。

　　7月18日，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发出的报告显示，欧盟和英国总计近一半的领土面临干旱风险。欧盟委员会曾给出预测，受干燥天气影响，今年小麦、大麦、玉米等谷类作物的总产量将比去年减少2.5%。

　　此前，欧洲就因新冠肺炎疫情、地缘政治冲突叠加影响，能源市场遭受冲击。机构测算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欧洲的水力发电量较去年同期减少20%，核能发电量减少12%。

　　而就在8月10日，受乌克兰危机的影响，欧盟正式停止购买俄罗斯煤炭。对于消耗量达到全球能源供应总量的11%的欧盟来说，其40%的天然气和25%的石油都依赖从俄罗斯进口。尽管作为替代方案，德国政府启用了封存的煤电产能弥补能源缺口，但与其需求相比，则远远不够，且由于持续的高温，能源消耗量增加，而作为欧洲运输枢纽的莱茵河水位降至4 0厘米左右，普通船只无法通行，运输成本陡然上升。

　　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副研究员李想表示，高温影响下，欧洲多条河流水位出现严重下降，煤电与核电厂的冷却水供应量也会随之减少，导致冷却效果不足，发电效率降低。“干旱会影响欧洲经济的方方面面。”李想说，当高温突破一定的数值，光伏发电也受到一定的条件限制，对于用电大户的制造业来说，必然的后果就是产能的下降。

　　事实上，气候问题并非只在今年敲响警钟。2021年年初开始，欧洲就长时间出现了超高压异常天气。2021 年夏季，欧洲曾因气候变化出现持续暴雨，并引发洪涝灾害，致使上百人遇难。

　　气候变化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作用至经济数字。欧盟统计局9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和食品价格大幅上涨的推动，欧元区8月CPI年率终值录得 9.1%，为有记录以来最大增幅。受制于能源供应的限制，今年上半年德国“关键化学品”类目暴涨40%的订单也只能交由外国供应商完成。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在《20 0 0-2019年灾害造成的人类损失》报告中指出，20 0 0-2019年，全球共发生73 4 8起重大灾害，42亿人受到影响，经济损失约2.97万亿美元，远超1980-1999年间的4212起重大自然灾害。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多被业内认为是自然灾害急剧增长的主要原因。

　　“气候变化对世界经济带来的严重影响已经不容忽视。”多位气候专家指出，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极端天气不再是“百年一见”的概率性事件，而是趋向常态化。李想说，全球气候异常，夏季的极端高温更是加剧了大家对寒冬的担忧。就欧洲而言，冬季向来是供暖用电的旺季，能源需求增大，能源价格也会随之飙升。

　　在李想看来，尽管欧洲的能源危机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来源于乌克兰危机，但极端的气候变化更让它的能源市场“雪上加霜”，“对于欧洲来说，即将到来的冬季会变得更加难熬。”他说。

　　“脆弱”的新兴经济体

　　气候变化中，最先受到影响的就是实体经济。从事气候风险与机遇分析相关研究工作的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孙天印介绍，气候变化影响经济和社会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方面是短期事件性的影响，主要包括气候变化和温度上升导致气候灾害性事件，例如台风、洪水、干旱等，发生得更加频繁且破坏性更大。

　　另一方面是长期持续性的影响，主要是指气候变化导致全球温度升高、海平面上升造成的那些长期的持续性的影响和风险，例如全球平均温度升高导致的粮食减产、劳动生产力下降，以及海平面上升可能形成的对海岸地区的长期财产损失和人口影响。无论是短期事件性的还是长期持续性的气候影响，都会导致实体经济受损，进而将风险传导至金融系统。

　　在孙天印牵头起草的《亚洲气候风险定价》报告中显示，过去50年以来，全球气候灾害事件的数量不断快速增长，由此引发的总体经济损失也在加速扩大。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亚洲国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加敏感，特别是靠近赤道的热带国家受到的影响更大。

　　以2022年8月8日韩国首都圈地区强降雨引发的灾害为例。韩联社的报道显示，当月8-9日出现在韩国的特大暴雨已经造成7000多辆汽车被淹，后续保险业将面临巨额理赔。据三星火灾、DB损害保险等5家保险公司当月10 日发布的数据，截至当天上午，共接到5657起浸水理赔申请，损失金额为774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亿元）。

　　除了车辆损失，受灾群众转移、山体滑坡、路面被淹等负面影响也接踵而至，对于处在新冠肺炎疫情后经济复苏过程中的韩国来说，前景不尚乐观。

　　在外界看来，作为世界经济发展引擎的新兴经济体，在面对不可控的气候事件时，似乎“脆弱”得不堪一击。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秀军解释，20 0 8年金融危机后，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多国都实行较为宽松的财政政策。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多国的财政资源在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下变得枯竭，债务水平持续攀升。

　　徐秀军指出，新兴经济体在面对诸如气候事件这类变量因素冲击时，灾害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已有的债务风险也会更为凸显。他向记者提到，极端气候事件对经济的影响会逐步累积，长此以往，国民经济的增长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化危为机”的全球协作

　　2 0 21年9月，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天气、气候和水极端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图集（1970 - 2019）》中，近50年全球天气、气候和水相关的灾害数量增加了5倍，带来的经济损失增加超7倍，达3.64万亿美元，约占总数的74%。

　　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成为全球最主要的中期和长期风险之一。多位专家在采访中提到，极端气候事件的频发对不同经济部门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可能会加剧全球范围内各国之间的不平等。

　　徐秀军就此表示，对于一些处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和资源相对有限，出现经济危机的概率也会随之上升。

　　在他看来，气候变化是长期性、不可控事件，各国应该加强协作，充分调动全球资源来减少由气候灾害引发的次生灾害，加强全球应对自然灾害、应急救援等方面的机制。他补充道，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类全球性机构，可以设立相应的救灾基金，缓解受灾国的燃眉之急。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2年全球风险报告》预测，未来两年，极端天气或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威胁。在 10个威胁全球的风险中，“极端天气”“生存危机”和 “气候应对行动失败”被认为是最大的3个威胁。

　　世界银行研究也足够令人担忧：即使海平面只小幅上升1米，也足以导致5600万发展中国家人民沦为难民。孙天印称，未来碳排放若得不到遏制，全球气温将进一步升高，引发比当前更多、更剧烈的气候灾害。

　　尽管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政治、法律、技术和市场变化，会导致企业和投资机构出现一些不确定性与风险，但他认为，在全球实现碳中和的大背景下，一些碳排放量较高的行业和企业，如果不积极主动转型，未来会面临较高的转型风险；与之相反，那些本身就处于清洁低碳领导者地位的企业和行业，未来会迎接更大的市场机遇和发展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仍在持续，地缘政治冲突也尚未有所缓解。面临紧迫的能源需求，化石能源总体用量或许会继续增加，但李想对于全球低碳前景表示乐观。他告诉记者，当前化石能源使用量增加算是短期行为，从长期来看，针对减碳的目标，各国政府、企业或是金融机构“大有可为”，“发放绿色债券、引导绿色投资都是能够抵御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积极举措。”李想说。

　　据不完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球已经有 130多个国家提出了碳中和目标，覆盖了全球88%的温室气体排放、90%的世界经济体量以及85%的人口。欧盟、英国、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都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或国家战略，提出在2050年实现全部温室气体的净零排放的目标。

　　徐秀军指出，历经长时间工业革命的发达经济体更应多承担全球减碳任务，加大对绿色低碳技术尚不完备的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破除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绿色低碳技术壁垒。他表示：“气候变化已经是现实存在的危机。只有各国加强合作，才能提高应对极端气候事件的风险能力。”